《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iddle- and older-aged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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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评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SS)是否调节客观社区劣势与接受乳腺癌(Breast Cancer, BC)治疗的中老年女性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之间的关联。居住
本研究旨在评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SS)是否调节客观社区劣势与接受乳腺癌(Breast Cancer, BC)治疗的中老年女性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之间的关联。居住在社会弱势社区与乳腺癌患者更高的死亡率和更差的生活质量相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反映个体感知的社会经济"等级"或相对于他人的社会地位,可能与客观社区劣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
研究方法:研究纳入接受压力管理试验、新诊断非转移性乳腺癌、年龄≥50岁的女性,其在术后数周内完成基线主观社会经济地位(MacArthur网络社会人口学问卷)和生活质量(癌症治疗功能评估-乳腺癌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Breast, FACT-B)评估。地区剥夺指数(Area Deprivation Index, ADI)通过参与者地址排名社区劣势程度,用以测量客观社区劣势。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ADI、SSS与QoL的关系,并调整年龄、癌症分期和种族/民族因素。
研究结果:相对于社区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B=3.60, SE=1.12, p=0.002)以及相对于美国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B=3.01, SE=1.09, p=0.006),生活质量越好。此外,SSSUSA与ADI在预测生活质量方面存在交互作用(B=0.95, SE=0.45, p=0.038),即更高的ADI与更低生活质量相关,但这种关联仅存在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中,而非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
研究结论:相对于自身社区和美国人群而言,较高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接受乳腺癌治疗女性的更好生活质量相关。相反,更大的客观社区劣势与更差的生活质量相关,但这一情况不适用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未来研究可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可通过应对效能训练或增强社区与社会参与作为可干预的调节靶点。
研究背景与问题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尽管过去数十年间治疗方法取得显著进步,社会经济因素如低收入和住房条件差等仍对乳腺癌疾病轨迹和结局产生负面影响。社区作为个体生活与社交环境的综合体,是健康的关键决定因素。社区劣势(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是社区层面社会环境不平等的客观测量指标,涵盖贫困、失业等因素,已有研究证实其与乳腺癌患者更高死亡率、更具侵袭性的肿瘤生物学特征以及更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这些健康差异部分可归因于不利环境对慢性应激的累积负担。然而,个体感知的社会地位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SS),可能在客观社会经济逆境与乳腺癌患者整体生活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尽管客观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与生活质量在癌症及非癌症人群中的关联已得到确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更好地反映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差异体验。与传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不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个体在社会阶层中相对于他人位置的自我感知,被视为社会地位的更精细测量指标和健康预测因子。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置于社会层级框架中理解,可涵盖受尊重程度、他人认可、社会影响力、权力和控制感等多重因素。大量研究表明,较差的主观社会地位是负面健康结局的关键指标,且独立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然而,在乳腺癌治疗背景下,鲜有研究探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效应,更未涉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客观社区层面指标(如地区剥夺指数,Area Deprivation Index, ADI)的交互作用。
基于此背景,研究人员开展本项研究,旨在探讨非转移性乳腺癌中老年女性术后社区客观劣势、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尤其是验证SSS是否调节ADI与QoL的关系,为后续心理社会干预提供理论基础。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远程认知行为压力管理(Remotely-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ral Stress Management, R-CBSM)干预试验的横断面二次分析,数据来源于基线评估。样本来自2016年7月至2023年5月期间从南佛罗里达州肿瘤诊所招募的参与者,该研究经迈阿密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编号:20160525),并在ClinicalTrials.gov注册(ID:NCT03955991)。纳入标准包括: heartbeat新诊断0-III期乳腺癌、已完成手术切除但尚未开始辅助治疗、年龄≥50岁、六年级以上英语水平、预期寿命大于12个月,且存在至少中等程度痛苦(事件影响量表-侵入性子表≥14分或自评过去一周中等程度痛苦≥4分)。排除标准包括:过去两年内癌症史(非黑色素瘤皮肤癌除外)、重大精神疾病、活动性重性抑郁障碍、惊恐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意念、过去12个月物质依赖、影响免疫系统的合并症、当前免疫调节药物治疗,以及认知障碍(电话认知状态访谈≤31分)。最终109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缺失主要结局变量及完整地址信息者后,99例进入最终分析。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癌症治疗功能评估-乳腺癌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Breast, FACT-B)评估生活质量,该量表包含躯体健康、社会/家庭健康、情感健康、功能健康四个通用维度及乳腺癌特异亚量表,总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在本样本中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0.92)。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MacArthur网络社会人口学问卷测量,包括两个10级阶梯量表:相对于社区的社会地位(SSS
community)和相对于美国全国的社会地位(SSS
USA),评分越高代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客观社区劣势通过地区剥夺指数(Area Deprivation Index, ADI)测量,该指数综合收入、就业、教育、住房和家庭特征五个领域的17项指标,基于州统计量生成1-10分的十分位数,分数越高表示社区劣势程度越大。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地址与人口普查地块组链接获取ADI数据。研究采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SPSS)29版进行数据处理,运用PROCESS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并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1SD)、中(均值)、高(+1SD)三个水平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与变量分布
99例参与者平均年龄60.7岁(标准差=7.56),以非西班牙裔白人(41%)和西班牙裔(36%)为主,大多数为I期乳腺癌(60%)并接受肿块切除术(57%)。平均ADI为3.08(标准差=2.50),平均FACT-B总分为104.90(标准差=22.23)。SSS
community均值为6.88(标准差=1.95),SSS
USA均值为6.68(标准差=2.12)。不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水平或ADI水平的女性在术后时间、手术类型、疾病分期、年龄或合并症方面无显著差异。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质量的主效应
调整协变量后,较高的SSS
community(B=3.60, 标准误=1.12, p=0.002)和较高的SSS
USA(B=3.07, 标准误=1.09, p=0.006)均与更好的整体生活质量显著相关。ADI与整体生活质量无显著相关(B=-0.83, 标准误=0.94, p=0.380)。
ADI与SSS对生活质量交互效应
SSS
USA显著调节ADI与生活质量的关系(B=0.95, 标准误=0.45, p=0.038),效应量较大(f
2=0.05),整体模型显著(R
2=0.181, F[4,89]=4.91, p<0.01)。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低SSS
USA水平(-1SD=4.56,p=0.009)时,ADI对生活质量的交互效应显著,而在中等(均值=6.68,p=0.103)和高SSS
USA水平(+1SD=8.80,p=0.664)时不显著。这表明,更高的ADI(即更大社区劣势)仅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女性的更差生活质量相关。SSS
community未显著调节ADI与生活质量的关系(p>0.05)。
生活质量亚量表的探索性事后分析
主效应方面:较高的SSS
community与更好的躯体健康、情感健康、功能健康及乳腺癌特异生活质量相关;较高的SSS
USA与更好的躯体健康、情感健康和功能健康相关。SSS
USA与乳腺癌特异亚量表无显著相关,两种SSS测量均与社会/家庭健康无显著关联。交互效应方面:SSS
USA显著调节ADI与功能健康的关系(B=0.33, 标准误=0.13, p=0.014),整体模型显著(R
2=0.171, F[4,89]=4.60, p<0.01)。简单斜率分析显示,仅在低SSS
USA水平(-1SD=4.56,p=0.044)时ADI对功能健康的交互效应显著,中等(p=0.737)和高水平(p=0.106)时不显著。SSS
community虽显著调节ADI与功能健康的关系(B=0.29, 标准误=0.14, p=0.040),但简单斜率分析在各水平均未达统计学意义。其他调节模型均无统计学显著性。
研究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文献一致,证实了主观社会地位作为健康结局重要决定因素的作用。研究为乳腺癌治疗背景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关系提供了新证据,既往此类研究主要局限于非癌症人群。本研究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SSS
USA和SSS
community均与生活质量显著相关,但仅SSS
USA显著调节ADI与生活质量的关系。这可能反映了参照框架差异——社区参照更为 proximal(近端)、熟悉且社会相似,共同环境可能削弱客观社区劣势因素的影响;而美国全国参照则涉及更 distal(远端)的比较,可能放大不平等感知和疏离感。此外,MacArthur阶梯量表的语言差异也可能发挥作用:美国阶梯明确提及金钱、教育和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提示基于特定社会经济因素的社会地位感知可能具有更大意义。
功能健康在探索性事后分析中成为唯一显著的亚量表,这可能源于功能健康是生活质量的核心组成部分,反映患者工作、家庭活动及生活满足感等日常功能能力。乳腺癌诊断后女性常经历功能限制,而居住在社会弱势社区且主观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可能面临更多障碍(如步行友好性差、公共交通匮乏、安全顾虑、社会资源不足),加上消极自我认知可能进一步阻碍其寻求支持的能力。
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截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样本量相对较小,且参与者教育程度偏高、社区劣势程度偏低、需满足最小痛苦阈值,这些因素限制了结果向更广泛乳腺癌人群推广;f
2效应量标准针对分类调节变量开发,应用于连续调节变量SSS
USA时需谨慎解释。
临床意义方面,本研究强调需针对同时面临客观社区劣势和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乳腺癌患者提供靶向心理社会支持。应对效能训练(Coping Effectiveness Training, CET)可帮助患者区分可控与不可控的社会环境压力源并应用适当应对策略,认知行为压力管理及接纳为基础的策略也是可行的干预途径。在肿瘤临床环境中纳入主观社会体验自评量表,有助于识别"高危"患者并进行适宜的心理社会服务转诊。
研究结论:当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更好的生活质量相关,但对于同时面临较大客观社区劣势和较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乳腺癌治疗女性,其生活质量受损更为显著。本研究为理解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关联机制奠定基础,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相关机制以定制心理社会干预,尤其关注居住在社会更弱势社区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