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表水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浓度的季节性变化趋势及其在人工含水层回灌(MAR)过程中的环境归趋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Advances》:Seasonal trends of PFAS concentrations in surface waters and fate during Managed Aquifer Recharge (MA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7日 来源: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Advances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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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广泛存在于地表水中,包括用于人工含水层回灌(MAR)的水体。然而,MAR场地中PFAS的时间变化特征及其相关地下水入渗风险仍缺乏充分认识。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以下工作:a)以每月到每两周一次的时间分辨率监测地表水中P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广泛存在于地表水中,包括用于人工含水层回灌(MAR)的水体。然而,MAR场地中PFAS的时间变化特征及其相关地下水入渗风险仍缺乏充分认识。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以下工作:a)以每月到每两周一次的时间分辨率监测地表水中PFAS浓度的季节性变化;b)评估其与其他水质参数之间的相关性;c)通过考察潜在点源、前体物转化、入渗层内累积以及PFAS后续再迁移,研究PFAS在入渗后的环境归趋。用于MAR的地表水中∑29PFAS浓度随时间显著波动,月际范围为0.25 ng L-1至63.0 ng L-1,且在个别情况下超过饮用水指导值。基于这种时间变异性,研究得以估算经MAR入渗的年∑29PFAS负荷为77 g至141 g,而全氟烷基羧酸类(PFCAs)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则在入渗塘堵塞层中表现出选择性滞留。此外,PFAS组成谱在MAR过程中发生变化,导致人工回灌地下水中传统PFAS的浓度有时更高,这可归因于点源输入、入渗层累积及其向下伏地下水系统的后续释放。总体而言,用于MAR的地表水中PFAS浓度的高度时间变异性表明,有必要开展常规化、标准化的PFAS监测。这将有助于捕捉时间变化,为估算经MAR入渗的PFAS负荷提供稳健基础,并支持改进处理技术及更精细化的MAR系统设计,以满足更新后的PFAS饮用水指南要求。
该文发表于《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Advances》,聚焦人工含水层回灌(MAR)系统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的时间变化特征及其在地表水—地下水转化过程中的环境行为。研究背景在于,地下水是全球饮用水和粮食生产的重要支撑,但在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驱动下,地下水资源面临日益严峻的枯竭风险。MAR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的补给策略,已被广泛用于缓解缺水、稳定供水并改善原水浊度和有机质水平。然而,当补给水源为含有新兴有机污染物的地表水时,MAR未必能够有效去除这些污染物,反而可能成为污染物进入地下水乃至饮用水系统的“快捷通道”。PFAS因具有极强持久性、迁移性及潜在毒性,且在低ng L-1水平即可能构成健康风险,已成为当前饮用水安全与环境监管中的重点污染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许多环境背景浓度水平的PFAS已接近甚至超过多个国家日益严格的饮用水限值,因此,仅将无明确点源区域视为“低风险”并不充分。现阶段研究虽已报道不同年份或不同空间位置PFAS浓度与组成的变化,但对于用于MAR的地表水中PFAS高时间分辨率季节波动,以及其在回灌后命运过程的系统研究仍十分有限,这构成了本文开展研究的直接动因。

研究人员以瑞典两个具有代表性且水文地质条件对比鲜明的MAR场地为对象,系统评估了用于MAR的地表水中PFAS的季节性变化、与其他环境参数的关系、经MAR进入地下水系统的年负荷及其在回灌过程中的归趋,并进一步分析MAR究竟在何种情形下表现为地下水PFAS的“源”或“汇”。研究结论表明,地表水中PFAS浓度在时间上存在显著波动,单次测值难以代表长期输入水平;MAR过程中PFAS组成会发生变化,部分传统受控PFAS在人工回灌地下水中反而出现更高浓度;入渗池表层堵塞层(Schmutzdecke,指入渗砂层表面富集有机质和微生物的堵塞层)对部分PFAS具有选择性滞留作用,但该层又可能成为后续再释放的重要介质。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MAR系统中PFAS风险评估不能仅依赖低频监测或单一时间点结果,而需要更高时间分辨率、更标准化的监测体系,同时也提示MAR系统设计、运行优化及预处理技术升级对于满足新一代PFAS饮用水标准具有现实必要性。

研究所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首先,研究人员对瑞典两个MAR场地开展了为期近两年的高时间分辨率监测,时间范围为2022年9月至2024年6月,以每两周至每月一次频率采集入渗地表水和人工回灌地下水样品。其次,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对29种目标PFAS进行定量分析,并对高PFAS样品实施高分辨质谱(HRMS)可疑筛查(suspect screening),用于识别潜在前体物。再次,结合总有机碳(TOC)、溶解性有机质(DOM)光谱特征、主要离子、水温、pH、电导率及气象数据,对PFAS变化的环境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统计分析方面,研究采用组合RLQ分析与第四角分析(4th corner analysis)并结合Monte-Carlo置换检验,同时辅以滞后—超前相关分析,以综合检验PFAS特征、环境变量及浓度变化之间的关系。另在场地B采集不同深度砂样和藻层样品,以分析PFAS在入渗层中的累积特征。

在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是“3.1.1. Seasonal trends of PFAS concentrations in surface waters used for MAR”。该部分显示,在2022年9月至2024年6月期间,两个场地用于MAR的地表水中共检出20种PFAS,其中场地A检出14种、场地B检出20种。两地∑29PFAS浓度均表现出明显时间波动,场地A浓度范围为0.37–16.0 ng L-1,场地B为2.51–63.0 ng L-1,且两地最高值均出现在2022年11月底。场地A总体浓度较低,在2023年多维持于3.60 ng L-1以下;场地B则常以约15 ng L-1的水平波动,并伴随个别峰值事件。研究人员据此通过线性插值与平均入渗流量估算年输入负荷,结果表明年∑29PFAS输入量约为场地A的141 g和场地B的76.7 g;年∑4PFAS输入量分别约为16.3 g和8.78 g。该结果表明,高时间分辨率监测对于准确估算MAR系统PFAS输入负荷至关重要。尽管存在显著时间波动,但按气象季节分组后并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的季节差异。

其次是“3.1.2. Correlation of PFAS concentrations with other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该部分通过滞后—超前分析、RLQ分析和第四角分析评估PFAS与降水、降雪、雪深、风速、气温、主要离子、pH、TOC和DOM等参数的关系。结果显示,雪是唯一表现出一定正相关趋势的因子,即大量积雪快速融化后PFAS浓度可能升高,但这种关系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湿期与干期比较中,干期PFAS波动和峰值似乎更高,但同样未获得统计显著性支持。场地A中Ca2+和NO3-存在季节峰值,但与PFAS变化不显著相关;pH变化较小,也未见相关性。研究人员还关注了场地A湖泊藻华现象,并发现藻华后某些短链全氟烷基羧酸类(PFCAs)似有相对占优趋势,但统计上仍不足以确认。对于DOM,场地B入渗地表水中TOC和DOM组成变化较大,提示其受季节性输入影响,而场地A相对稳定;然而这些变化同样未与PFAS浓度形成明确相关。整体上,研究表明PFAS时间变化控制机制复杂,难以通过常规水质代理指标进行预测。

第三部分为“3.1.3. PFAS load entering groundwater systems and changes in water quality during MAR”。研究发现,两个场地人工回灌地下水中的检出PFAS种类数均高于对应地表水:场地A地下水检出18种,高于地表水的14种;场地B地下水检出22种,高于地表水的20种。更重要的是,人工回灌地下水中∑29PFAS有时高于入渗地表水。场地A地下水∑29PFAS为0.26–71.2 ng L-1,∑4PFAS最高达6.75 ng L-1,使14%的地下水样品超过新的瑞典∑4PFAS 4 ng L-1饮用水限值。场地B地下水∑29PFAS为2.00–45.0 ng L-1,∑4PFAS为1.70–17.8 ng L-1,33%的样品超过该限值。场地B尤为突出的是,PFAS组成由地表水中短链PFCAs占优,转变为地下水中L-PFHxS、L-PFOS和PFOA等传统PFAS占优,表明MAR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组成转变。研究人员据此认为,MAR对PFAS整体滞留能力较低,地表水浓度波动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人工回灌地下水中;而组成变化可能与局地点源、入渗层累积—再释放或选择性滞留有关。

随后,作者对可能机制展开分析。针对局地点源,场地A地表水与地下水组成相近,提示其地下水PFAS主要反映入渗水变化及入渗层蓄积/释放过程;场地B则由PFCAs向PFSAs转变,且支链PFOS(B-PFOS)和支链PFHxS(B-PFHxS)占较高比例,这种组成特征更符合水成膜泡沫(AFFF)或填埋场遗留PFAS输入的特征。因此,研究指出场地B下游已知回填砾坑可能是潜在局地点源,但仍需进一步验证。

关于前体物转化,研究人员对高PFAS样品开展可疑筛查,识别出6种化合物,包括4:2 FTSA、PFHpA、PFOA、PFOS、PFDS和PFTeDA。所识别物质均属于终端或传统PFAS,而非可显著解释地下水中组成变化的前体物。虽然4:2 FTSA可降解生成PFBA,但PFBA已在目标分析中覆盖,因此不会改变整体PFAS质量平衡。基于此,研究不支持“前体物降解导致地下水PFAS升高”这一假设。

关于选择性滞留与累积,研究人员在场地B入渗池砂层开展分层分析,并在场地A分析表层砂样。结果显示,多种PFCAs和PFOS在入渗砂表层堵塞层中发生累积,∑29PFAS最高可达5 μg kg-1干重;而其下方浓度迅速降至0.5 μg kg-1干重以下,接近参考背景值。这表明表层堵塞层是PFAS主要滞留区域。研究进一步指出,长链PFCAs和全氟烷基磺酸类(PFSAs)比短链PFCAs更易在表层保留,这与其更高疏水性和更强吸附倾向一致;但即使如此,这些化合物仍可穿透入渗层进入人工回灌地下水。作者认为,表层有机碳含量高、细菌群落差异及气-水界面吸附等因素共同增强了该层对PFAS的控制作用,但这种控制并非永久稳定。

在有机质变化方面,MAR对总有机碳和DOM具有较好削减效果。两场地人工回灌地下水中的TOC均约降至地表水的一半,场地B地表水TOC峰值达23.2 mg L-1,经MAR后平均降至7.84 mg L-1;场地A则由最高10.1 mg L-1降至平均3.97 mg L-1。尽管DOM组成未显著改变,也未显示对PFAS浓度的明确影响,但结果说明MAR对经典有机质污染指标有效,对PFAS却并不具备同等去除能力。

对于PFAS再释放过程,研究提出两类可能相关因素。其一为藻华。场地A每年8月至9月出现藻华,而人工回灌地下水中的PFAS升高多见于秋季。作者认为藻华产生的两亲性生物表面活性剂可能与PFAS竞争吸附位点,从而促使已吸附PFAS再迁移,但由于缺乏更高时间分辨率配套数据,该机制目前仅获得现象层面支持。其二为温度变化。场地B在两年春季气温升至0 ℃以上时均出现地下水PFAS峰值。结合既有研究,作者认为冻融循环、地下水位及非饱和带厚度变化可能诱导PFAS再迁移,而温度升高也可能削弱长期慢速吸附平衡。

在“3.2. MAR systems as source or sink for PFAS? - Consequences for drinking water production”部分,研究人员从供水管理角度总结MAR的双重角色。当入渗地表水PFAS浓度低于原有地下水时,如场地B所示,MAR可能通过大量低浓度水体补给而稀释地下水PFAS,并通过表层堵塞层累积进一步削减长链PFAS输入,因此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汇”。但季节峰值和再释放过程会削弱这种缓解作用。相反,当地下水PFAS背景低于地表水时,如场地A所示,MAR则可能把环境背景水平的PFAS持续导入地下水系统和饮用水供应链,从而表现为“源”。因此,MAR并非单向净化过程,而是可能同时兼具汇与源的双重属性,其风险高度依赖场地特征、源水条件、局地污染源和运行时段。

讨论部分的核心在于,PFAS在MAR系统中的迁移转化与传统水质参数控制机制明显不同,受多种低强度、非线性且场地特异性的因素共同影响,因而难以通过降水、温度、主要离子或DOM等单一代理指标进行预测。研究强调,地表水中PFAS即使仅处于“环境背景”水平,也可能因饮用水限值日趋严格而构成现实风险。当前MAR在削减TOC、稳定水温和改善一般水质方面依然有效,但面对PFAS这类高持久性、高迁移性污染物,其净化能力有限,且入渗表层的累积与再释放会带来延迟性风险。这意味着未来MAR系统需要结合更高频率PFAS监测、场地污染源排查、入渗层维护优化及可能的预处理/后处理强化技术,才能适应更严格的饮用水监管要求。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首次通过高时间分辨率监测证明,用于人工含水层回灌(MAR)的地表水中PFAS浓度可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发现强调了开展时间分辨监测以准确捕捉此类变异的必要性,并表明若将单次测量外推至更长时间尺度,可能导致对MAR场地下渗PFAS负荷的显著误判。然而,本研究按月到半月尺度的高频采样并未显示统计学显著的季节趋势,也未发现其与气候、水文、主要离子、总有机碳(TOC)浓度及溶解性有机质(DOM)组成存在显著相关性。这提示PFAS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对独立的环境行为,其时间变化控制机制高度复杂。研究还表明,地表水与地下环境中环境背景水平PFAS的来源及归趋均具有高度复杂性,因此需要更高分辨率监测以获取更深入认识。这说明,要通过策略性运行MAR系统以避免将地表水中的PFAS峰值输入地下水系统仍然具有挑战性,也进一步凸显了开展更高时间分辨率PFAS监测的紧迫性,以捕捉PFAS浓度的时间变化,并尽可能避免超过现行和未来饮用水标准的PFAS经MAR进入地下水系统和饮用水供应。除此之外,研究揭示,人工回灌地下水中PFAS组成相较入渗地表水发生变化,可能源于PFAS在入渗层中的累积及其后续再迁移,或来自邻近未知PFAS污染源的贡献,这进一步说明MAR场地PFAS特征具有高度场地特异性。此外,在入渗地表水的可疑筛查中未发现具有实际相关性的PFAS前体物,但若前体物存在,其在MAR运移时间内的转化仍可能增加目标PFAS的入渗负荷。总体而言,理解PFAS经MAR由地表水向地下水系统及饮用水供应迁移的传输与归趋过程,以及其转化机制,并监测不同季节下环境背景PFAS水平,对于未来用于回灌和饮用水生产的地表水管理策略至关重要。研究还表明,MAR场地既可能作为PFAS进入下伏地下水库和饮用水供应的“源”,也可能作为“汇”,并提出了降低PFAS经MAR污染地下水风险的若干方向。该研究结果可为使用地表水水源以及已建或拟建MAR设施的供水部门制定更严格PFAS法规下的运行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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