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旅游与地方环境责任:旅游需求的非线性效应及韩国市郡尺度大都市地区调节作用

《Land》:Overtourism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Nonlinear Effects of Tourism Demand with Metropolitan-Area Moderation Across Municipalities in South Kore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7日 来源:Lan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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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考察了韩国旅游需求上升如何重塑居民环境责任行为(ERB),以及其中大都市地位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2015—2023年174个市郡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包含旅游需求二次项的半对数回归模型,并使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处理异方差、自相关与截面相

  
本研究考察了韩国旅游需求上升如何重塑居民环境责任行为(ERB),以及其中大都市地位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2015—2023年174个市郡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包含旅游需求二次项的半对数回归模型,并使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处理异方差、自相关与截面相关问题。估计结果表明:在一定阈值之前,旅游需求对ERB具有正向影响;以回收量代理指标衡量,每增加100万名游客,回收量约增加6.6%。但超过该阈值后,该影响发生反转,这与过度旅游情境下倒U型关系一致。非大都市市郡的拐点约为1106万游客,大都市市郡约为695万游客,显示大都市地区更早进入饱和。大都市地位与旅游需求平方项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ERB的侵蚀在大都市地区更为明显。在控制变量中,入境游客占比(+2.8%)、地区人口规模(每增加1万居民,+3.6%)、居民成本分担率(+0.4%)、旅游特区(约为非指定地区的1.45倍)、旅游综合体(+19.2%)以及COVID-19干预期(约为疫情前的1.30倍)均达到显著水平,而财政自立率则呈现轻微负向影响。上述发现表明,旅游政策应由增长导向转向需求管理导向,并与地区结构差异及社区基础环境治理相协调。
该文发表于《Land》,核心关切是过度旅游(overtourism)如何超越传统的污染、拥堵与噪声等“可见”环境问题,进一步侵蚀地方社会中较为隐性的环境责任行为(ERB,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实施的分类投放、资源回收等亲环境行为)。研究背景在于,既有旅游研究虽然已广泛讨论旅游增长带来的生态退化、固体废弃物增加、城市宜居性下降、主客冲突加剧以及居民由好客转向敌意等问题,但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这一更贴近地方可持续治理基础的维度,尤其是其如何随旅游需求持续上升而发生动态变化,仍缺乏系统的定量证据。论文指出,过度旅游并不仅是客流规模过大或交通拥堵的管理问题,更可能通过挤压公共服务能力、加重地方环境治理负担、削弱社会规范与合作意愿,逐步动摇地方资源循环体系和社区日常环境治理秩序。基于此,研究人员将韩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其地方行政数据、旅游统计与环境数据较为完整且区域差异显著的特点,在市郡尺度上检验旅游需求与居民ERB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并进一步考察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异质性。

从问题意识上看,论文主要回应了三个层面的不足。第一,既有过度旅游文献偏重物理环境后果,如CO2排放、固体废弃物生成、土地利用压力与生态退化,而对居民行为层面的可持续性变化关注不足。第二,许多相关研究仍以横截面或案例研究为主,难以识别旅游增长与居民行为变化之间的时间累积效应。第三,即便旅游需求增长幅度相似,不同地区由于旅游强度、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容量和财政能力不同,其承压方式及居民行为反馈也可能显著不同,但此类调节效应鲜少被明确纳入经验模型。研究人员因此提出,应将过度旅游理解为一种会逐步侵蚀地方环境治理能力的动态过程,而非单一的短期经济收益问题。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构建了2015—2023年韩国174个市郡的平衡面板数据集。因变量为居民环境责任行为(ERB)的代理指标,即回收量。论文明确指出,回收量并非居民环境态度的直接测度,而是强制分类投放制度下居民与地方小型商业主体实际进行源头分类后的可观测行为结果。自变量核心为旅游需求及其平方项,以识别潜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同时将大都市属性(METRO)作为调节变量,并引入与旅游需求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控制变量包括入境游客占比、地区人口规模、清洁预算财政自立率、居民垃圾处理成本分担率、旅游特区、旅游综合体数量及COVID-19时期虚拟变量。模型选择上,研究比较了混合OLS、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双向固定效应与双向随机效应模型,并通过Chow检验、LM检验与Hausman检验确定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在发现异方差、自相关与截面相关后,最终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进行稳健估计。另为识别时间不变的大都市变量系数,补充使用Hausman–Taylor(HT)及其Amemiya–MaCurdy(AM)扩展模型。

简要而言,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其一,基于韩国174个市郡、2015—202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库开展市郡层级比较分析,样本数据主要来自韩国统计信息服务(KOSIS)、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TourGo与旅游开发信息系统(TDSS);其二,使用半对数面板回归并纳入旅游需求二次项,以刻画过度旅游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其三,通过设置大都市虚拟变量及其与旅游需求、旅游需求平方项的交互项,检验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调节效应;其四,运用Chow、LM、Hausman、Modified Wald、Wooldridge和Pesaran’s CD等检验完成模型筛选与诊断,并以Driscoll–Kraay标准误校正异方差、自相关和截面相关;其五,利用delta method计算旅游需求拐点及其95%置信区间,以识别ERB由增强转向减弱的阈值。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在“4.1. Descriptive Statistics”中说明,各变量同时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与时间差异,其中旅游需求、旅游需求平方项及关键交互项主要表现为市郡之间的差异,说明韩国不同地方在旅游压力上具有显著异质性;COVID-19变量则主要体现时间上的共同冲击。该结果为后续采用面板模型并重视地区异质性提供了依据。

在“4.2. Multicollinearity Diagnostics”中,研究人员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表明,各解释变量的VIF均显著低于常用阈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尽管旅游需求与其平方项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这被认为是非线性模型中符合理论预期的正常现象。

在“4.3. Model Estimation”中,研究通过多模型比较与诊断,最终确定以固定效应框架下配合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模型作为核心解释基础。结果显示,旅游需求对ERB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半对数模型中,旅游需求每增加100万游客,作为ERB代理的回收量增加约6.6%。但旅游需求平方项显著为负,表明这种正向促进并非线性持续,而是随着旅游压力积累逐渐减弱,最终反转为负向影响,即形成倒U型关系。该结论是全文最核心的发现,说明适度旅游增长可能激活地方环境管理活动与资源循环,但过度旅游会削弱居民持续履行环境责任的能力与意愿。

同一部分还通过交互项分析揭示了地区异质性。旅游需求与大都市地位的线性交互项不显著,说明在一般增长阶段,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在旅游需求对ERB的影响上差异并不突出;但旅游需求平方项与大都市地位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一旦进入过度旅游阶段,大都市地区ERB的弱化速度更快、程度更深。进一步计算的拐点结果显示,非大都市市郡的拐点约为1106万年游客,而大都市市郡仅为695万,且后者更早达到饱和状态。这意味着首都圈并非在所有旅游发展阶段都更脆弱,而是在越过承载阈值后,其高密度聚居、旅游与居住空间重叠、既有废弃物管理负荷较高等结构性特征,会使居民日常回收与分类合作规范更快受到侵蚀。

控制变量结果同样具有解释意义。入境游客占比显著为正,表明游客构成变化与地方环境治理行为之间存在联系;地区人口规模显著为正,意味着人口增长伴随更高回收量。财政制度变量中,清洁预算财政自立率呈轻微负向影响,而居民成本分担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环境治理的财政基础和成本共担结构与地方环境责任行为存在制度性关联。旅游开发变量方面,旅游特区的回收量约为非指定地区的1.45倍,旅游综合体每增加1个,回收量约提高19.2%,显示制度化、空间集聚化的旅游开发与环境管理结果之间存在稳定联系。COVID-19变量显著为正,论文将其解释为一种复合效应:疫情期间居家时间增加、配送消费扩张、废弃物流构成变化及行政管理应对共同作用,推动记录到的回收量上升。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旅游需求与ERB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促进关系,而是呈现显著阈值效应。旅游增长初期,客流增加可能推动地方政府强化废弃物管理、资源循环与环境行政响应,从而提高回收表现;但一旦游客压力超出地方吸纳能力,居民在分类回收中的合作规范、行为耐性和环境责任实践会逐步下降。论文据此将过度旅游界定为地方资源治理与日常亲环境行为被慢性侵蚀的过程。与此同时,大都市地区的调节效应说明,空间结构、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容量和行政承压背景会改变过度旅游对居民环境行为的作用强度,因此旅游治理不能只看游客总量,更需要结合地区承载边界与结构条件。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在韩国174个市郡2015—2023年平衡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旅游需求增长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大都市与非大都市地区之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需求在一定范围内会提升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以回收量衡量,每增加100万游客,回收量约增加6.6%;然而,当旅游需求超过阈值后,这一促进效应发生反转,呈现过度旅游条件下的倒U型关系。该阈值在非大都市市郡约为1106万游客,在大都市市郡约为695万游客,说明大都市地区更早进入饱和状态,且衰减更为明显。入境游客占比、人口规模、居民成本分担率、旅游特区、旅游综合体及COVID-19时期均与ERB呈正向关联,而清洁预算财政自立率则表现为轻微负向影响。总体而言,研究支持将旅游政策由单纯增长导向转向需求管理导向,并强调应依据地区结构差异,将旅游治理与社区基础环境治理、资源循环体系和居民参与机制相结合。

综合来看,该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将过度旅游研究从“可见污染和拥堵”推进到“居民日常环境责任行为弱化”这一较少被量化讨论的层面;其二,以非线性框架和阈值识别方式证明旅游需求存在由促进转为侵蚀的转折点;其三,揭示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在进入过度旅游阶段后的脆弱性差异,为地方化、分层化旅游治理提供经验依据。论文并未简单否定旅游增长,而是指出旅游需求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条件性:适度增长可与环境管理能力形成一定协同,过度累积则会损害社区环境责任基础。因此,其政策含义集中于需求管理、承载能力识别、区域差异化治理以及将旅游管理与社区环境治理联动,而非继续依赖单一扩张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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