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盆地型沿海城市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Land》: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Land Use in Basin-Type Coastal Cities During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Fuzhou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7日 来源:Lan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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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自然基底条件的空间分异导致不同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土地演变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以位于闽江河口的典型沿海盆地城市福州市为研究区,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LUTM)、重心模型(CGM)、标准差椭圆(SDE)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OPGD),分析1990—20

  
城市自然基底条件的空间分异导致不同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土地演变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以位于闽江河口的典型沿海盆地城市福州市为研究区,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LUTM)、重心模型(CGM)、标准差椭圆(SDE)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OPGD),分析1990—2020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量化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结构经历了剧烈重构,建设用地显著增加,草地显著减少,耕地和林地呈阶段性演化特征:1990—2000年轻微增加,2000—2020年持续下降;水域呈波动变化:1990—2000年缩减,2000—2010年扩张,2010—2020年再次缩减。(2)受闽江河口盆地地形约束,耕地和草地重心向西北方向迁移,林地向东南方向移动,水域向东北方向迁移,建设用地向北扩张。(3)驱动因素呈现阶段性差异:1990—2000年社会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人口密度(q=0.4029)和夜间灯光(q=0.3639)显著高于其他因素;2000—2010年地形约束效应持续增强,GDP(q=0.4470)、夜间灯光(q=0.3658)和DEM(q=0.3638)成为主导因素;2010—2020年城市用地格局演变受多因素共同驱动。本研究阐明了沿海盆地城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演化机制,为类似沿海盆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
本研究以福州市为典型案例,系统揭示了1990—2020年间盆地型沿海城市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成果发表于《Land》期刊。

研究背景与问题: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边界持续扩张、绿色空间不断被侵占,引发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内涝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能够客观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的类型变化、程度变化和区域差异,因此加强城市化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平原城市或山地城市,对于兼具河口区位、盆地地形和沿海属性的城市关注不足;同时,现有成果多集中于景观格局、变化与面积转换等方面,缺乏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阶段性动态演化规律的探讨。在标准差椭圆与重心模型的整合应用方面,多维度精细化空间轨迹分析不足,对各用地类型空间迁移与扩张分异的精细描述有所欠缺。在驱动机制研究中,现有文献多聚焦单维度驱动分析,或仅讨论地形的自然约束,或仅关注政策因素,未能厘清盆地特殊地貌下自然基底与人类活动多因素协同约束及交互耦合效应,导致驱动机制分析存在系统性不足。基于此,研究人员选取位于闽江河口盆地、属于典型盆地型沿海城市的福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系统化、针对性的研究。

研究目的:揭示1990—2020年长时序数据下福州五城区多类型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化及重心迁移特征;利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OPGD)探索各城市化阶段土地利用转移的主导驱动因子,厘清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的阶段性驱动差异;分析地形与社会经济对土地利用转型的协同与制约机制,阐明沿海河口盆地城市土地利用转化的独特驱动规律;以福州市为典型案例,为同类河口—盆地沿海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优化提供科学参考。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布的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库(1990s、2000s、2010s、2020s四期),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六类;社会经济数据包括GDP、人口密度、夜间灯光数据,自然地理数据包括年平均气温、降水量、DEM、坡度和坡向,分别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及地理空间数据云。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LUTM)反映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互转化,并以转移方向分类编码构建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的因变量;二是采用重心迁移模型(CGMM)和标准差椭圆(SDE)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前者计算面积加权重心坐标以直观展示土地利用分布模式的时空演化轨迹,后者描述分布方向、离散度和形态特征,二者协同实现多维度精细化空间轨迹分析;三是运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OPGD),通过自动优化参数对连续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确定驱动因子的最优参数组合,以q统计量衡量独立变量对因变量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并通过交互探测识别因子间的协同或制约关系。研究建立1 km×1 km渔网覆盖研究区,以土地利用转移类型分类变量为因变量,以GDP(X?)、人口密度(X?)、夜间灯光(X?)、年平均气温(X?)、DEM(X?)、坡度(X?)和坡向(X?)为自变量,对连续因子分类搜索范围约束为3~5级,由程序自主选择最优分级数和离散化方法。

研究结果:

**3.1 土地利用类型时空演化分析**

**3.1.1 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特征**

1990—2020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建设用地变化最为剧烈,面积从11245.20 ha增至18994.52 ha,占比从11.7%升至19.75%,增加8.06个百分点,其中2000—2010年增幅最大(4.35个百分点)。耕地和林地占比均呈先增后降趋势:耕地从11.83%降至7.21%,1990—2000年仅增0.10%;林地占比从56.01%降至55.07%,1990—2000年增加1.12%。草地占比持续下降,从13.72%降至11.29%。水域占比相对稳定,从6.76%微降至6.68%。

**3.1.2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特征**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表明,1990—2020年间各类型间存在相互转化。建设用地转入量(7941.84 ha)远大于转出量(192.52 ha),转入来源依次为耕地(4527.37 ha)>林地(2048.33 ha)>草地(1057.13 ha)>水域(309.01 ha),反映城市化对各类用地的侵占。耕地与林地之间存在双向转化,耕地转出(271.36 ha)略大于林地;草地与林地之间亦存在双向转化,草地转出(4169.09 ha)明显大于林地转入(3012.29 ha)。

分阶段来看,1990—2000年草地与林地间转化显著,受福建省"九五"计划和旅游业发展政策影响,加之《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提出增加林地面积,草地大量转为林地。2000—2010年建设用地大幅增加,主要来源于耕地(2472.88 ha)、林地(955.19 ha)和草地(732.37 ha),此阶段福州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水域面积增加,源于耕地(74.79 ha)、草地(71.46 ha)、林地(68.67 ha)和建设用地(35.82 ha)的转入,对应福州西湖综合治理、内河综合整治等水系治理政策。2010—2020年建设用地增速放缓,主要来源于耕地(2114.12 ha)和林地(1319.21 ha);同期《福州市深入实施国家森林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政策减缓了林地和草地面积的减少。

**3.2 土地利用类型重心迁移分析**

耕地重心呈向西北迁移趋势,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迁移距离分别达1301 m和1553 m,标准差椭圆面积呈轻微增加趋势,表明南部优质集中耕地优先被转化,西北边缘零散耕地得以保留,剩余耕地空间分布更为分散;扁平率先降(0.41)后升(0.50)再降(0.47),空间主导方向保持但集聚度随总面积减少而波动。

林地重心向东南迁移但未离开中部山区,1990—2000年迁移距离最大(1024 m),2000年后缩短;标准差椭圆面积持续缩小,表明边缘林地被转化但核心区域不变,呈收敛分布;扁平率逐年降低,林地集中于生态优先保护的山区,狭长形态特征持续强化,是政策干预与地形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

草地重心总体向西北迁移,1990—2000年迁移距离达3613 m;标准差椭圆面积呈先增后降的波动,2000年达峰值,表明收缩过程中呈"先集聚、后分散"格局;扁平率逐年增大(0.36~0.50),整体收缩导致空间集聚减弱、离散增强,是草地无法向南部盆地扩张、在山地区域发展权衡下向山地收缩的结果。

水域重心总体向东北偏移,2000—2010年迁移距离453 m;标准差椭圆面积增加,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扁平率介于0.69~0.72之间且增大,空间方向性持续增强,与区域水利工程建设密切相关。北部和东部山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台风和短时强降雨频发,为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当地实施了琴亭湖建设、温泉公园湖扩建、井店湖改造等水系改造工程,这些工程在2010年影像中有所体现。2017年福建省印发《福建省县级以上城区高水高排项目建设实施方案》,主要依托隧洞系统拦截山洪直排闽江;东部晋安湖2019年开工、2021年6月正式蓄水,形成约40.7 ha水域未纳入2020年监测;同时城市扩张导致建设用地侵占河流、零散小水体被填埋硬化,使水域2010—2020年呈减少趋势。

建设用地重心总体向北迁移,主要位于南部。随着城市人口增长,南部适建用地已被占尽,在土地短缺约束下向北扩展;1990—2000年迁移距离较小,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椭圆面积增大,扁平率逐年降低(0.23~0.42),表明建设用地相对集中且建设速度放缓。

**3.3 LUCC驱动力分析**

**3.3.2 因子探测**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剔除与年平均气温、DEM和坡度显著相关的降水量(X?)。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1990—2000年q值排序为:人口密度(X?, 0.4029) > 夜间灯光(X?, 0.3639) > GDP(X?, 0.2335) > DEM(X?, 0.1821) > 坡度(X?, 0.1268) > 年平均气温(X?, 0.1168),X?和X?为q>0.3的主导因素,此阶段福州扩张主要发生在开发程度较高的低海拔盆地,地形变异较小,人口集聚是主要驱动力。

2000—2010年q值排序为:GDP(X?, 0.4470) > 夜间灯光(X?, 0.3658) > DEM(X?, 0.3638) > 人口密度(X?, 0.2328) > 坡度(X?, 0.1954) > 年平均气温(X?, 0.1344),X?、X?和X?显著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此阶段福州实施"东扩南进、沿江向海"战略,城市空间开始突破盆地限制,GDP成为第一驱动力,夜间灯光协同增强;同时盆地底部平地耗尽,城市被迫向周边低山丘陵(如晋安、仓山边缘)扩展,DEM成为主要因素。

2010—2020年q值排序为:GDP(X?, 0.4542) > 夜间灯光(X?, 0.4066) > 人口密度(X?, 0.3612) > DEM(X?, 0.3523) > 坡度(X?, 0.3291) > 年平均气温(X?, 0.2222),除X?外所有因子均呈主导影响,属于生态政策调控与多因素协同治理期,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集聚仍是重构土地利用格局的核心驱动力。DEM和坡度因地形约束与政策调控在不同阶段呈现动态解释力变化。

**3.3.3 交互探测**

1990—2000年,X?∩X?的q值最高(0.4412),X?与所有其他因子配对的q值均超过0.4;X?∩X?和X?∩X?交互q值大于0.4,X?与其余因子交互均高于0.3。2000—2010年,X?∩X?和X?∩X?的q值均超0.4,X?与其他因子配对q值均高于0.3;与X?耦合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更强,所有配对q值大于0.4。2010—2020年,因子交互整体强度进一步增强,16对交互q值超0.4,另有9对q值高于0.3。

讨论与结论:

时间变化方面,1990—2000年水域和建设用地变化较小,耕地和草地略减、林地略增,此期 implements "三五七"造林绿化工程,林业部门认真执行《森林法》相关规定,依法管理森林,导致林地面积显著增加;同时福州实施"3820工程"二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标志城市化初期阶段。2000—2020年LUCC变化剧烈,耕地、林地、草地大幅减少,建设用地急剧增加,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政策影响,具有快速城市化区域的普遍共性。此阶段福州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一产业、调整第二产业、振兴第三产业,建设三环路、完善道路网和水网等基础设施,推进大学城和科技园建设。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福州市政府积极探索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平衡模式,推进"生态福州"建设,发布《福州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年)》等政策减缓耕地、林地、草地的转换,同时提高耕地和林地生产效率,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空间变化方面,1990—2000年建设用地增量位于晋安区东部和北部新店镇;2000—2010年最大增量位于仓山区,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末福州五区人口2921763人,晋安区人口最多(792491人),仓山区次之(762746人);2020年最大增量位于晋安区和仓山区,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末五区人口3304229人,仓山区人口最多(1142991人),表明人口增长是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而土地供给能力提升进一步增强区域对人口的吸引力,二者协同发展。耕地逐渐由密集大片转化为零散小片,主要分布于仓山区和晋安区,30年来总体呈减少趋势,主要转换类型为耕地转林地和耕地转建设用地。

驱动因素方面,传统地理探测器模型受空间尺度、空间数据离散化方法和分级数量的限制,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合理解决了数据离散化和空间尺度相关主观选择问题,能够科学可靠地揭示空间数据特征。单因子探测中,1990—2000年以社会经济因素为主导,与相关研究一致;2000—2020年由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地理因素共同驱动,符合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研究结论。自然地理因子数量从2000—2010年的1个(DEM)增至2010—2020年的2个(DEM和坡度),表明有限城市建设空间下地形约束日益突出。《福州市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年)》和《福州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年)》等政策减缓了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速率。盆地地形对福州城市发展的空间约束在驱动因子演化中清晰体现,DEM和坡度作为主要驱动因子验证了河口盆地地形格局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约束效应。城市化前期建设集中于南部低海拔、缓坡平原,地形约束较弱;加速建设后南部平地充分占用,城市被迫向周边扩展,DEM和坡度成为限制建设用地的重要因子,同时地形因子也决定了建设用地扩张的方向、规模、强度和速度。坡向对城市土地利用演化无显著影响,因为山环水绕的盆地格局使城市空间选择更多受制于DEM和坡度,坡向空间差异不显著。

交互探测显示,DEM和坡度与其他因子的交互q值均呈增加趋势,表明城市发展不仅受地形因子限制,还受多因素协同制约。1990—2020年城市处于增量扩张阶段,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指数为主导因素;2000—2010年为经济主导扩张期,地形成为决定发展成本和可行性的关键约束,城市向低山丘陵扩展导致DEM解释力显著增加;2010—2020年进入生态经济协调调控期,鉴于台风和洪水频发影响,DEM和坡度成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关键指标。

研究结论:(1)1990—2020年,在政策的直接约束和间接引导下,福州土地利用转换速度呈现如下趋势:建设用地逐年扩张,草地持续减少,耕地和林地先增后减,水域先稳后增再减。(2)盆地地形对城市扩张形成刚性限制,导致建设用地集中于南部平坦区域、多数土地利用类型总体向北迁移,而水利政策缓解了此类地形约束。(3)从驱动机制看,1990—2000年土地利用演化以社会经济因素为主导;200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受社会经济因素与DEM共同影响;2010—2020年则呈现社会经济因素与物理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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