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rsing Reports》:Participa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with ADL Disabilities: A Longitudinal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Health, and D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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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研究应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框架,考察了居住于社区且存在日常生活活动(ADL)困难的老年人中,日常生活活动受限、社会参与和福祉之间的纵向关联。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国家健康与老龄趋势研究(NHATS)的5个波次数据(2015–2019年;第
引言:本研究应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框架,考察了居住于社区且存在日常生活活动(ADL)困难的老年人中,日常生活活动受限、社会参与和福祉之间的纵向关联。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国家健康与老龄趋势研究(NHATS)的5个波次数据(2015–2019年;第5–9波;基线 n = 5346)。福祉采用NHATS中的11个条目进行测量,涵盖情感、生活满意度以及感知控制/自我效能。社会参与通过5个二分类指标进行操作化,反映个体参与常见社会和社区活动的情况。研究采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估计自回归交叉滞后结构方程模型,并使用Bootstrap标准误评估间接关联。结果:研究发现,ADL受限与随后较低水平的社会参与相关,而更高水平的社会参与与随后更高水平的福祉相关,且这一模式在各波次中均存在。通过社会参与将ADL受限与后续福祉联系起来的间接关联较小,并具有时间依赖性。讨论:总体而言,研究结果与ICF指导下的观点一致,即社会参与构成了连接活动受限与随时间变化的福祉之间纵向情境的一部分,尽管效应量较为有限。
这篇发表于《Nursing Reports》的论文聚焦于社区居住且存在日常生活活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困难的老年人,讨论其功能受限、社会参与和主观福祉之间随时间演变的关系。研究背景在于,全球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未来伴随日常功能受限而生活的老年人数预计显著增加。与此同时,老龄政策与研究重心逐步转向“原居安老”,即尽可能在社区和家庭环境中维持生活,而非进入机构照护。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如何理解存在活动受限的老年人在社区环境中维持良好福祉,已成为老年学与公共卫生研究的重要议题。
论文指出,传统“成功老龄化”模型常强调避免疾病和残疾,容易将存在功能障碍的老年人置于“不成功老龄化”的位置。然而,对于大量伴有慢性病和活动受限的老年人而言,这种状态已并非例外,而是老年阶段常见的一部分。因此,需要一种不再仅以“无病无残”为核心、而是能够强调功能、适应以及社会环境作用的分析框架。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正提供了这种理论基础。ICF将残疾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涉及身体功能与结构、活动、参与以及情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正是在这一框架下,将ADL受限视为“活动受限”,将社会和社区活动参与视为“参与”的可观察表现,进一步分析二者与主观福祉之间的纵向联系。
研究人员特别关注一个尚未被充分解决的问题:虽然既往已有大量横断面研究显示,ADL受限与较低福祉相关,较高社会参与与较好心理社会结局相关,但缺乏足够的纵向证据来说明这些变量如何随时间展开,以及社会参与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构成连接活动受限与后续福祉的路径。尤其是在已经存在ADL困难的老年群体中,这类问题更具实践意义,因为这一人群往往面临独立性下降、社交机会受限以及生活质量变化等多重挑战。基于此,研究人员使用美国全国代表性纵向数据,考察ADL受限、社会参与和福祉之间跨时间的稳定性与相互关系。
方法上,研究采用国家健康与老龄趋势研究(National Health and Aging Trends Study, NHATS)2015–2019年共5个波次数据,以第5波作为基线,纳入年龄≥65岁、居住于社区且基线时报告至少1项ADL受限的老年人。分析样本量分别为2015年5346人、2016年4316人、2017年3578人、2018年3013人和2019年2588人。主观福祉由11个条目构成综合指标,涵盖情绪福祉、生活满意度、感知控制或自我效能;社会参与以5项常见社会和社区活动的二分类指标衡量;ADL受限则定义为在进食、洗澡、如厕、穿衣、起床、户外行走或室内行走等至少1项活动上存在困难。统计上,研究采用自回归交叉滞后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并以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ull-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处理缺失值,通过Bootstrap估计间接效应。
从基线和随访总体趋势来看,研究对象中ADL受限比例随时间上升,而社会参与水平总体相对稳定,主观福祉则呈轻度下降。2015年至2019年间,报告至少1项ADL受限者的比例由0.17上升至0.31;参与得分大致维持在0.51–0.53之间;福祉均值则由6.55下降至6.34。这一结果表明,在老年晚期的连续观察期内,功能受限呈加重趋势,而福祉并非完全稳定,存在一定下降,但社会参与的总体水平并未出现同步明显下降。
在“3.1. Descriptive Statistics”部分,研究人员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概括样本人口学构成及核心变量变化。结果显示,样本中女性比例略有增加,种族构成总体稳定,约55%的受试者在基线和最终随访时均处于已婚状态。通过这些描述性资料,研究确立了样本随时间变化的基本背景,并指出该队列在老龄化过程中表现出ADL困难增加、福祉轻度下降的总体趋势。
在“3.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部分,研究人员采用纵向结构方程模型检验ADL受限、社会参与和福祉之间的时间序列关联。结果显示,三个构念均具有较强时间稳定性,即某一波次的ADL受限、社会参与和福祉水平均能较强预测下一波次同一构念的状态。相邻波次的标准化自回归系数分别为:ADL受限0.66–0.73,社会参与0.70–0.72,福祉0.71–0.73。这说明老年人的功能状态、参与水平和主观福祉均具有明显持续性,既往状态是后续状态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同一部分中,交叉滞后路径的结果进一步显示,ADL受限与后续较低社会参与稳定相关,而社会参与与后续较高福祉稳定相关。具体而言,各波次中,报告ADL受限与下一波次较低参与相关,标准化系数为β = ?0.048至?0.089,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参与与下一波次较高福祉相关,标准化系数为β = 0.033至0.081,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在纳入同波次残差相关以控制未测量的时间特异性因素后,模型拟合改善,而上述核心路径的方向和大小基本未变。最终模型拟合良好,比较拟合指数(CFI)= 0.935,Tucker–Lewis指数(TLI)= 0.912,均方根误差近似(RMSEA)= 0.056,95%置信区间为[0.054, 0.058]。这些结果支持这样一种纵向模式:功能活动受限会削弱后续社会参与,而持续的社会参与则有助于维持或提升后续福祉。
在“3.3. Indirect Associations”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检验社会参与是否构成ADL受限影响后续福祉的间接统计路径。结果表明,这种间接关联存在,但效应较小,且具有时间依赖性。第5波ADL受限经由第6波参与再到第7波福祉的间接关联不显著(β = ?0.001, SE = 0.002, p = 0.273);而第6波至第8波、以及第7波至第9波的间接关联则达到统计学显著,但效应量都较小,分别为β = ?0.004(SE = 0.004, p = 0.001)和β = ?0.003(SE = 0.004, p = 0.017)。从第5波ADL受限到第9波福祉的累积间接关联为?0.005(SE = 0.005, p < 0.001)。不过,对应的总关联并不显著(p = 0.237),提示这一间接路径仅解释了整体较弱长期关联中的一小部分。横断面分解分析还显示,在各波次中,社会参与可以在统计上解释ADL受限与福祉同时点关联的约16.0%–21.4%,但作者明确指出这仅用于辅助理解纵向发现,而非支持因果中介推断。
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把残疾或功能受限视为静止不变的结局,而是借助ICF框架将其置于“活动受限—参与—福祉”的动态连续过程中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社区居住且存在ADL困难的老年人中,社会参与并非边缘变量,而是与福祉持续相关的重要纵向因素。虽然相关效应量不大,且研究不支持因果推断,但结果支持了ICF中“活动受限”和“参与”应当区分对待的理论主张,也提示晚年福祉并不单纯由疾病或功能状态决定,而受到社会接触、角色维持和社区参与机会等因素共同影响。对于老龄化研究而言,这一发现强化了在纵向框架中理解老年人功能变化与心理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作者在讨论部分指出,研究发现与ICF框架总体一致,即活动受限、参与及更广义的健康和功能指标会在特定环境中持续相互关联。研究也强调,本文所用测量指标只是对ICF完整概念的较窄操作化表达,尤其是“参与”主要基于可观察的社会和社区活动参与情况,而非完整覆盖参与限制、参与质量、参与满意度或环境障碍。研究同时提出,未来应更明确区分活动受限、可观察参与、感知参与限制和主观福祉,并进一步检验ADL受限严重程度、活动类型、性别、居住安排、照护支持和环境情境等因素是否会改变参与与福祉之间的关联强度。
论文也清楚说明了局限性。其一,社会参与的测量较为有限,仅采用5项二分类指标,未纳入参与频率、主观重要性、满意度、社交互动质量和环境障碍等内容。其二,ADL受限被二元化处理,无法区分轻重程度,也不能识别个体是独立完成、借助辅助设备完成,还是依赖他人帮助完成。其三,虽然采用纵向数据和自回归模型,但研究本质上仍属观察性分析,仅讨论时间关联,未建立因果关系,且未纳入ICF框架中可能存在的双向反馈过程。其四,福祉作为综合指标包含情绪福祉、生活满意度和控制感/自我效能等不同心理维度,虽然内部一致性可接受,但这些维度并不完全等同。其五,样本脱落和选择性生存可能影响结果,因为功能更差或健康更弱的老年人更可能死亡、入住机构或失访。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NHATS 5个波次数据,考察了居住于社区且存在ADL困难的老年人中,ADL受限、社会参与和主观福祉之间的纵向关联。结果表明,社会参与与后续福祉呈前瞻性相关,并构成连接活动受限与后续福祉之间一条幅度较小且具有时间依赖性的统计路径。尽管效应量较小,且分析结果不支持因果推断,但这些发现与ICF指导下强调活动受限与参与相区分的观点一致。总体而言,研究提示,在理解存在功能受限的老年人如何在原居安老过程中体验并维持福祉时,社会参与应持续被视为更广泛情境的一部分,同时也凸显了纵向研究方法对于把握老年晚期动态过程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