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学步期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与教师实践如何在瑞典和土耳其发生交汇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Toddlers and sustainability: How policy frameworks and teacher practices intersect in Sweden and Türkiy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7日 来源: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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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考察了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EfS)在学步期儿童课堂中如何被理解与实施,重点关注瑞典与土耳其两国政策框架与教师日常实践之间的互动。研究采用质性多案例设计,在两国各选取1所学前教育机构,通过访谈、课堂观

  
本研究考察了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EfS)在学步期儿童课堂中如何被理解与实施,重点关注瑞典与土耳其两国政策框架与教师日常实践之间的互动。研究采用质性多案例设计,在两国各选取1所学前教育机构,通过访谈、课堂观察与文件分析收集数据。研究结果显示,两国既存在共同承诺,也呈现显著差异。瑞典教师将EfS理解为一种整体性、以儿童为中心的责任,将学步期儿童定位为积极参与者,并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日常常规。相比之下,土耳其教师更多实施结构化、任务导向型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受到发展预期、资源有限以及针对3岁以下儿童缺乏明确EfS政策的影响。在两种情境中,实践均体现出系统性框架与课堂现实之间持续不断的协商过程。研究强调,学步期教育中的EfS需要更强有力的课程整合与专业发展支持,同时推进关于儿童能动性与早期可持续发展教学法的讨论。
该文发表于《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聚焦3岁以下学步期儿童的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EfS),旨在揭示政策框架与教师日常实践如何共同塑造早期课堂中的可持续发展学习。论文的研究背景建立在全球可持续性危机持续加剧以及教育系统被赋予转型责任的现实之上。自《Our Common Future》提出可持续发展作为涵盖环境、经济与社会文化多维结构以来,EfS逐渐被视为推动可持续未来的重要教育路径。已有研究普遍承认儿童早期是价值观、态度、行为方式与基本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早期儿童教育被认为是实施EfS的天然起点。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学龄前儿童,对3岁以下儿童的关注明显不足,这一年龄群体常被作为年长幼儿经验的延伸而非独立阶段加以处理,导致其能动性、好奇心以及参与可持续实践的潜力被低估。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人员试图探讨:在不同国家制度与文化条件下,学步期儿童教师如何理解并实施EfS,这种实施又如何揭示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论文指出,瑞典与土耳其构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对照情境。瑞典的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体系采取一体化模式,自出生至6岁纳入统一制度安排,学前教育课程(Lpf?)明确将可持续发展纳入目标体系,并强调民主、平等、自然尊重与社会责任。相较之下,土耳其0–6岁早期教育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0–3岁阶段更偏重照护、健康与安全,且EfS在相关政策中未被明确建构为课程领域。这种制度差异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也构成了论文开展研究的直接动因。研究人员希望借由两个结构条件不同的案例,分析教师如何在制度支持、资源条件、专业传统与文化理解的交错中,建构适用于学步期儿童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跨情境多案例质性研究设计(multiple-case qualitative design),分别选取瑞典1所和土耳其1所服务于约1–2.5岁儿童的学前机构。研究对象包括每个案例中的3名教师。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三类:半结构式访谈、非结构观察与文件分析。观察在每个国家持续约3个月,每周2次,时间覆盖08:30至16:30,以把握学步期儿童日常生活节律中EfS的实际展开;访谈在观察之后进行,以便教师基于具体实践进行反思;文件分析则同时考察国家课程文件以及教室中的图画书、海报、日程与视觉提示物。数据分析采用质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先进行国家内部编码与主题归纳,再开展跨案例比较,并结合EfS三大维度——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以及政策—实践机制进行解释。样本来源为两国各1所幼儿机构中的学步期班级,属于目的性标准取样(purposive, criterion-based sampling)。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三个共同主题展开:教师对EfS的理解、教师对学步期儿童参与EfS能力的看法,以及面向学步期儿童的EfS实践。以下按论文结果中的主要小标题进行概括。

在“Teachers’ perceptions of EfS”部分,研究发现瑞典教师普遍以整体性框架理解EfS,将其视为涉及环境、社会与日常生活选择的共同责任,并表现出强烈的地球关怀意识。她们把节水、减少消耗等日常行动理解为维护地球福祉的具体方式,这一理解与国家课程对可持续发展的明确要求高度一致。相比之下,土耳其教师也认可EfS的重要性,但更强调其操作性与资源导向的一面,常将其理解为不伤害地球、节约资源、重复利用材料等较为具体的实践行为。这表明在缺乏明确制度引导时,EfS更容易被缩减为任务性和资源性操作,而较少发展为完整的整体性教育观。

在“Teachers’ perceptions of toddlers’ capability to engage in EfS”部分,研究呈现出两国教师对学步期儿童能力建构的显著差异。瑞典教师普遍相信即便是一岁左右儿童也能够理解并参与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活动,并认为儿童的行为还可能影响家庭成员,体现出将儿童视为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的专业立场。土耳其教师则更多从发展阶段视角出发,认为学步期儿童年龄过小,很难充分理解可持续性议题,因此在实践上更倾向于把EfS视为次于即时照护与成长需求的内容。论文借此指出,EfS的落实不仅是内容安排问题,更与教师如何理解儿童能力、儿童在教育中被赋予何种地位密切相关。

在“EfS practices with toddlers”之下,论文又从社会文化维度、经济维度与环境维度展开论述。

在“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部分,瑞典案例显示,EfS的社会文化面向与民主、平等、儿童权利及多元文化紧密相连。教师借助多元文化玩偶、不同背景的绘本角色、展示儿童与教师文化背景的标识,以及学习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简单词汇等方式,营造包容与归属氛围;儿童还会在儿童权利日参与诸如选择餐食之类的决定。这些实践说明,可持续发展在瑞典并非仅限于生态保护,而是与民主参与、权利意识和多元共存相互交织。土耳其案例中的社会文化实践则更多围绕本地传统与国家认同展开,例如使用穿着传统服饰的玩偶、庆祝儿童节、通过食物、舞蹈与游戏介绍文化遗产,也使用体现残障儿童形象的玩具以呈现包容性。论文据此认为,两国都纳入了EfS的社会文化维度,但瑞典更强调多元、权利与参与,土耳其则更强调文化延续与传统价值。

在“The economic dimension”部分,瑞典教师将经济维度嵌入日常生活常规之中,例如垃圾分类、洗手时节水提醒、家庭共享衣物角、借阅公共图书馆书籍以及在创作活动中使用再生或剩余材料。这说明经济层面的可持续性在瑞典是被制度性支持并日常化的。土耳其方面,儿童会在教师主导下利用塑料瓶进行手工、参加旧物再造活动,并通过收集雨水等项目学习节水,但这些实践往往以项目形式出现,持续时间较短,与日常常规的融合程度较低。论文据此指出,政策支持的嵌入程度会直接影响EfS是成为日常生活方式,还是停留于阶段性活动。

在“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部分,瑞典案例体现出鲜明的北欧户外教育传统。儿童在四季中持续进行户外探索,观察本地野生动物、瀑布和植物,学习不踩踏昆虫、照料植物与清理游戏区域垃圾,环境维度的EfS成为生活化、连续化的日常实践。土耳其案例中也存在环境教育活动,例如种花、用放大镜观察松果、参与安排好的自然项目,但户外探索更受安全顾虑、家长期待和机构规范限制,因此多为计划性、控制性较强的安排,而非自然浸润式日常经验。研究由此表明,环境维度的实施强度不仅取决于教师意愿,也取决于制度文化是否支持儿童经常性接触自然。

讨论部分围绕资源、户外学习取向、班级结构与教师经验展开。首先,在资源层面,瑞典教师受益于明确支持EfS的国家课程、图书馆资源、再利用材料以及专业发展机会,这些制度性支持使教师能够将可持续性稳定嵌入每日活动。土耳其教师则反映缺乏针对学步期儿童的系统性EfS资源与清晰政策指引,因此更多依赖临时性、项目化和教师自主驱动的安排。其次,在自然与户外学习取向上,瑞典的日常户外活动具有制度正当性,是学前教育常态;土耳其虽然也有自然相关活动,但更多是阶段性项目,反映出家长、机构与文化对户外风险和组织形式的不同理解。再次,在结构条件上,瑞典班级儿童人数较少,更利于教师在回收、节水等活动中提供个别化支持;土耳其班级规模较大,增加了兼顾发展照护与可持续活动组织的难度。最后,在教师专业学习方面,瑞典教师接受过更多与EfS相关的培训,因而更有信心将学步期儿童视为可持续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土耳其教师由于经验年限较短且缺乏专门培训,对持续而系统地落实EfS存在困难。

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学步期”明确置于EfS研究与政策讨论的中心,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对3岁以下儿童关注不足的局限。研究显示,学步期儿童并非“太小而无法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他们能否参与主要取决于教师信念、制度资源、课程框架与文化传统如何共同作用。该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儿童能动性(child agency)与情境化教学法(contextual pedagogies)的理论讨论,提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讨论可持续发展“教什么”,还应关注在何种政策与结构条件下,儿童被视为有能力与可持续性发生真实联系的主体。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通过突出学步期阶段在可持续发展教育(EfS)研究与政策中的位置,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研究表明,尽管瑞典与土耳其教师都对可持续发展抱有承诺,但其具体实践在课程要求、系统资源、教师教育以及文化取向的塑造下呈现分化。这些发现凸显出,有必要追问的不仅是可持续发展如何被界定,还包括在何种政策与结构条件下,学步期儿童被定位为能够参与其中的主体。鉴于早期儿童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针对3岁以下儿童的实践,在政策与实践层面常常发展不足且分布不均,这一点尤为重要。研究通过挑战关于学步期儿童能力有限的假设,说明当教师、资源与系统框架提供支持时,年龄极小的儿童也能够积极参与可持续实践。同时,研究也表明,学步期课堂中的EfS始终是一种政策—实践协商过程,受到教师信念、机构条件和更广泛社会期待的共同中介。因此,该研究拓展了有关儿童能动性与情境化教学法的理论辩论,并为如何在生命最初阶段有意义地嵌入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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