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智能基准测评——评估全球先进生物制造作为循环生物经济关键赋能因素的发展状态

《Cleaner and Circular Bioeconomy》:Benchmarking Biointelligence - Assessing the Global State of Advanced Biomanufacturing as a Pivotal Enabler of Circular Bioeconom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7日 来源:Cleaner and Circular Bioeconomy CS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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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生物经济被视为可持续经济实践中最具前景的愿景之一。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路需要根本性的技术变革,这一点体现于生物转型的概念之中。除大量关于仿生学与生物技术基础策略的科学分析之外,生物智能(biointelligence)的概念正获得越来越多关注。该路径将生物技术

  
循环生物经济被视为可持续经济实践中最具前景的愿景之一。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路需要根本性的技术变革,这一点体现于生物转型的概念之中。除大量关于仿生学与生物技术基础策略的科学分析之外,生物智能(biointelligence)的概念正获得越来越多关注。该路径将生物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的基本原理进行系统性融合,以开发能够在多个工业部门中可持续满足需求的自配置、自主化生物生产系统。尽管近年来已有若干研究以生物智能、先进生物制造(advanced biomanufacturing)或生物—数字融合(bio-digital convergence)等术语采用这一概念,研究人员在本文中对该领域11个地区的创新潜力进行了全球比较。该研究基于广泛的文献、专利与商业数据库检索,以及对所研究地区高层专家开展的79次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在14个重点主题领域中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这些领域包括政府与私人资助、技术成熟度、市场化能力、初创企业机会,以及教育和研发(R&D)条件。分析表明,全球范围内优势与劣势呈现异质性分布,其中美国当前具有最大的总体潜力,德国紧随其后。研究结果可显著促进对生物智能创新作为迈向可持续生物经济之转型性构件之形成过程的理解,并凸显企业决策与资助政策制定的关键选项。
该论文发表于《Cleaner and Circular Bioeconomy》,聚焦生物智能(biointelligence)与先进生物制造(advanced biomanufacturing)如何作为循环生物经济的重要技术支撑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展开。研究背景在于,传统线性价值创造模式已越来越难以同时满足经济繁荣与长期环境可持续性的双重要求,工业体系亟须从线性生产转向循环化、生物基化与更具韧性的价值创造方式。在这一转型中,生物转型被视为关键路径,其发展可分为生物启发、生物整合与生物交互三个阶段,其中生物智能代表技术系统、信息系统与生物系统的动态汇聚,是实现循环生物经济的重要底层赋能机制。尽管相关研究已提出生物智能、生物融合(bioconvergence)、生物—数字融合(bio-digital convergence)等概念,并从区域或专题角度开展了讨论,但针对不同国家开展系统、数据驱动且可比较的全球基准分析仍然缺乏。政策制定者、产业界与研究界因此难以准确识别各地区在制度结构、创新能力与价值创造潜力上的优势、瓶颈与现实路径。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研究人员围绕“哪些地区具备最有前景的生物智能创新条件”以及“这些地区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研究人员据此构建了一个面向国家或地区的生物智能基准评估框架,对11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比较,包括德国、澳大利亚、中国、芬兰、英国与爱尔兰、以色列、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典和美国。研究结论表明,不同地区在框架条件、创新能力与价值创造能力三大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美国在总体生物智能得分上位居首位,德国紧随其后,瑞典、芬兰和英国/爱尔兰构成第二梯队。研究还表明,全球生物智能发展并不存在单一最优模式,而是受政治稳定性、资本可得性、资源禀赋、创新网络、技术成熟度、市场潜力、教育体系、创业生态、社会接受度及研发活动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以跨国、结构化、可重复的方式对生物智能发展状态进行比较,为理解生物智能如何成长为循环生物经济的关键转型支柱提供了经验基础,也为政策设计、创业布局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明确参照。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多层级综合评估方法。首先基于既有框架设置14个重点主题领域,归入“框架条件”“创新能力”“价值创造能力”三大维度;其次利用公开数据库提取结构性指标,并在Scopus、Web of Science、DelphAI、Crunchbase等平台上收集论文、专利、企业与技术信息;再次开展79次半结构式专家访谈,访谈对象来自学术界、产业界、政策界与公民社会;随后运用MAXQDA进行演绎式编码,将定性判断量化并归一化至0–1区间,最终计算各重点主题领域和国家总分。样本来源为11个入选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库信息与高层专家意见。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给出了总体概览(3.1. Overview)。综合14个重点主题领域后的生物智能总分显示,美国以0.64居首,德国以0.62紧随其后,瑞典、芬兰、英国/爱尔兰分列其后,而挪威排名末位。三大维度内部排名并不完全一致,提示不同国家在结构条件、创新体系和价值创造实现方面各具特色。例如瑞典在框架条件维度领先,芬兰在价值创造能力维度居首,美国则在创新能力维度优势突出。这说明生物智能发展并非单由资本或技术决定,而是由多维条件共同塑造。

在“框架条件维度”(3.2.1. Dimension: Framework conditions)中,研究表明政治稳定、资金可得性、资源获取和市场准入构成生物智能与循环生物经济发展的基础。北欧国家尤其在政治稳定性与资源获取方面表现突出,显示宽松而稳定的制度环境以及可再生能源、矿产、生物质残余物等资源禀赋对该领域布局具有基础支撑作用。美国在资金可得性方面显著领先,但其在生物技术、硬件与软件汇聚上的聚焦仍不足;德国则在各项框架条件上更趋均衡,并在市场准入方面表现突出。

在“创新能力维度”(3.2.2. Dimension: Innovation Capacity)中,论文分多个小标题展开。其一,“商业模式”(3.2.2.1. Business models)表明,美国、芬兰和中国在新型商业模式上领先,美国对新收益模型的开放性更强,芬兰则将可持续消费偏好转化为溢价市场,中国凭借较高风险承受度与相对宽松的早期监管推动创新快速落地。其二,“创新网络”(3.2.2.2. Innovation networks)显示,美国在专门化生物智能创新网络方面最为领先,德国紧随其后,荷兰依托Topsectoren战略快速形成网络化协同,而澳大利亚在正式平台、跨界整合与国际联通方面较弱。其三,“生物智能技术”(3.2.2.3. (Biointelligent) Technologies)显示,美国在该主题领域显著领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位列其后。研究还借助16类赋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 fields)揭示不同技术方向在专利、论文和技术成熟度(TRL)上的差异,并区分出应用导向型、研究导向型以及过渡型技术领域。其四,“市场潜力”(3.2.2.4. Market potential)指出,美国拥有最高的生物智能技术市场潜力,德国与英国/爱尔兰处于次高水平。研究进一步识别出潜力市场、成熟市场和机会市场三类技术市场,并发现成熟市场对应更高平均TRL与更多专利,而潜力市场和机会市场则显示更高增长性。其五,“教育与资格培养”(3.2.2.5. Education and qualification)表明,德国在跨学科生物智能教育上处于领先位置,美国与英国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课程与学位布局,但整体上跨越生命科学、工程技术与经济管理的综合培养仍然不足。

在“价值创造能力维度”(3.2.3. Dimension: Value Creation Capacity)中,论文同样分项展开。于“价值创造网络结构”(3.2.3.1. Structure of value creation networks)部分,芬兰居于首位,德国紧随其后。研究指出,芬兰依托森林生物经济和生物炼制(biorefinery)理念,已形成较具代表性的分散式、网络化、循环型价值链结构;德国则更多停留于概念发展与理论讨论层面,尽管企业认识到潜力,但在政治支持不足、员工能力有限和网络复杂性高等因素作用下推进较慢。于“创业”(3.2.3.2. Entrepreneurship)部分,美国产业生态在小微企业数量、资本供给和企业活跃度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但高市场进入门槛限制了初创企业成长;德国拥有更均衡的企业结构与较高研究机构占比,但知识向市场的转化效率仍有提升空间。于“可持续性影响”(3.2.3.3. Impact on sustainability)部分,德国具备最佳前提条件,芬兰和美国随后。研究显示,德国产业界已将可持续性较深嵌入生物智能语境之中,芬兰则在碳中和目标与社会接受度方面表现强劲,而美国对可持续性更多以经济可行性为条件加以评价。于“伦理考量与社会接受度”(3.2.3.4. Ethical considerations & societal acceptance)部分,芬兰社会开放度最高,德国与美国居中,荷兰较为保守,瑞典与挪威则在部分技术上存在明显政治和社会阻力。于“研发活动”(3.2.3.5. R&D activities)部分,美国与德国研究和产业基础最强,德国在基础研究与研究机构网络方面突出,美国则在成果产业化与技术转移方面更具效率;挪威由于研发投入较低而相对滞后。

论文还在“结果可靠性与局限性评述”(3.3. Critical review of the reliability of results and limitations)中指出,不同国家结果对专家数据与数据库数据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尤其中国由于信息保护、国际合作受限及中文发表等因素,可能在本研究中被低估。尽管敏感性分析显示总体排名较稳健,但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包括未正式评估编码者间一致性、文献分析并非系统综述、商业数据库数据无法公开再分发、自动翻译可能遗漏非英语资料,以及地理范围尚未覆盖所有潜在新兴枢纽。这些内容提示,当前结果更接近2023年时点的结构性快照,而非对未来格局的确定性判断。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与既往多停留于区域性、描述性或单一子领域的研究相比,本研究通过跨国、分维度比较框架,使不同国家在制度条件、创新系统与价值创造路径上的差异得到更清晰呈现。论文认为,推动生物智能价值创造体系成长为可扩展的循环生物经济支柱,必须同时具备稳定且前瞻性的治理结构、科学界—产业界—初创企业之间高效接口、跨学科教育体系、示范区域与转化平台,并且所有这些共性原则都必须根据地方制度、市场导向、资源禀赋与基础设施现实进行校准。换言之,生物智能转型既依赖通用的系统功能,也深受地方结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复制单一国家模式。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工业价值创造的可持续重构仍是全球核心挑战,这要求生产体系从线性模式转向循环和生物基系统。生物智能在国际上也可被理解为生物融合或先进生物制造等相关概念,是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技术路径。通过将既有评估框架应用于11个国家,本研究首次对与生物智能发展相关的结构条件、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潜力进行了系统的跨国基准测评。研究从三个方面推进了生物智能生产系统文献:第一,围绕14个重点主题领域建立了可比较的经验性证据基础,使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识别各国优势、结构瓶颈与发展轨迹;第二,证明了将专家访谈与数据库指标相结合的透明且可重复评估方法具有可行性,可作为未来跨国监测工具;第三,揭示了国家间明显不同的战略定位,美国、德国和芬兰等国在多个主题领域具有较强结构优势,而其他地区则受到制度或技术障碍制约。总体而言,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经验基础,可为未来促进生物智能与循环价值创造体系发展的研究与政策战略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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