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式情景开发作为洪水风险管理中变革性思维的启动机制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Collaborative scenario development as an initiator of transformative thinking in flood risk manage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7日 来源: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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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极端事件、城市化与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相互作用,给政策制定者、灾害管理者和洪涝易发区居民带来了复杂挑战。利益相关者必须在降低洪水风险的同时,应对不断加剧的极端事件与日益强化的洪灾危险,并维持生计。变革性适应(transformative adaptation

  
气候极端事件、城市化与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相互作用,给政策制定者、灾害管理者和洪涝易发区居民带来了复杂挑战。利益相关者必须在降低洪水风险的同时,应对不断加剧的极端事件与日益强化的洪灾危险,并维持生计。变革性适应(transformative adaptation)通过对社会—生态系统(socio-ecological system)进行系统性变革,是应对脆弱性结构性驱动因素及其成因的一种有效方式。现有适应措施常常产生不均衡结果,且可能导致适应失调(maladaptation),这凸显了采用变革性路径的必要性。

本研究探讨了将协作式探索性情景开发(collaborative exploratory scenario development)与回溯分析(backcasting)相结合,如何促进变革性思维,并提升对适应失调风险的认知。研究人员在加纳开展了该方法实践,组织来自3个洪涝易发地区——阿克拉(Accra)、库马西(Kumasi)和博尔加坦加(Bolgatanga)的利益相关者参加两轮工作坊。研究实施了三步流程:1)定性系统分析(qualitative system analysis),以理解“现状是什么(What is?)”;2)探索性情景分析(exploratory scenario analysis),以探究“可能发生什么(What could happen?)”;3)围绕适应措施开展回溯分析,以识别“如何到达目标(How to get there?)”。该过程还辅以洪涝易发社区的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和样带踏查(transect walks)。

研究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偏好由被动反应型干预逐步转向更具变革性和系统性的策略。研究说明,该方法能够在洪水风险管理中启动变革性思维,因为它能够在适应措施实施之前,使相关假设、权衡关系、适应失调风险以及促成条件变得可见。该研究还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的方法学,可用于其他社会—生态多样性高且脆弱性突出的地区洪水风险治理。
该研究发表于《Environmental Science》。论文聚焦于气候变化背景下洪水风险管理(FRM)的转型需求,核心问题在于:现有洪水适应措施多以增量式、反应式和工程技术式治理为主,往往优先关注防护与灾后恢复,却未能充分处理导致洪灾脆弱性的结构性驱动因素,例如土地利用失序、制度协同不足、社区参与有限以及生计依赖单一等。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若忽视这种异质性,适应措施不仅可能效果有限,还可能通过风险转移、脆弱性反弹或可持续性侵蚀等机制引发适应失调(maladaptation)。因此,开展一项能够在政策实施前识别风险权衡、促进多方反思并推动系统性变革思维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这一背景,研究人员提出并实践了一种协作式混合情景方法,将探索性情景开发与回溯分析结合起来,考察其是否能够促进洪水风险管理中的变革性思维,并提高利益相关者对适应失调风险的敏感性。研究以加纳为案例,选择阿克拉、库马西和博尔加坦加三个具有鲜明城乡差异和洪灾类型差异的地区开展研究。论文得出的核心结论是:通过多主体参与的系统分析、未来情景推演与目标导向回溯,利益相关者对适应路径的理解发生了明显变化,其偏好从短期结构性防洪与应急响应,逐步转向土地利用规划、制度改革、社区赋权、替代生计和长期治理能力建设等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的措施。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展示了协作式情景开发作为一种参与式方法在洪水风险治理中的应用价值,更强调了在适应措施落地前,提前识别假设、约束、分配效应和潜在适应失调机制,对于构建公平且具有长期韧性的适应路径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三类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两轮利益相关者工作坊,对来自政策、技术、学术、民间组织及社区治理相关机构的参与者开展协作式定性系统分析、探索性情景构建和回溯分析。其次,结合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群体访谈法)与样带踏查(transect walk,沿线现场观察法),补充洪涝社区居民的经验、需求与地方知识;样本来源包括加纳3个研究区域中9个洪涝社区的居民小组及地方灾害管理人员。第三,研究人员对工作坊形成的系统模型、情景叙事与适应措施进行归并和主题分析,并借助变革性适应与适应失调分析框架,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以及适应时机、范围、目标等维度开展解释。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呈现了“5.1 Collaborative qualitative system perspective on flood risk”的发现。
在“5.1.1 Comparison of system framings”中,研究人员通过分组构建洪水风险系统模型发现,城市与农村参与者对洪灾成因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地区主要将洪水归因于法律执行无效、排水系统不足及维护缺失,同时也提到城市无序扩张、河道侵占和废弃物管理不善;农村地区则更强调Bagre大坝泄洪、降水与径流强度升高以及森林砍伐等因素。由此可见,城市问题更多指向建成环境治理与执法缺位,农村问题则更集中于水文气候驱动和生态缓冲能力下降。该结果说明,不同社会—生态情境中的洪灾系统具有不同驱动逻辑,适应路径不能简单套用统一模板。

在“5.1.2 Community’s perspective on flood risk”中,研究人员通过焦点小组讨论发现,城市社区居民最直接感知到的问题是排水基础设施不足与维护不规律,因而更倾向于排水沟扩建、防洪墙、沙袋和预警沟通等防护性措施。同时,部分居民指出政府缺乏与社区的持续协商,导致防护设施布设与实际季节性洪水过程脱节。农村社区则表达出另一种困境:即使接收到预警,也常因缺乏迁移选项和生计替代方案而只能“观望等待”。他们更关注维持农业收入、减少洪水导致的收成损失,并希望改善救灾和医疗可及性。该部分结果表明,社区对适应措施的需求高度受现实约束,且短期保护需求与长期转型目标之间存在张力。

在“5.1.3 Vulnerability dynamics in current FRM”中,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当前洪水风险管理中的脆弱性动态机制。城市湿地和缓冲区中的无序建设会提高居住者自身暴露度,也会通过改变水流路径增加邻近区域的洪灾风险;局部排水改善还可能将风险空间转移到其他社区。对于经济条件较弱群体,这种风险转移会进一步放大其敏感性。农村地区则表现为采砂、森林砍伐等短期生计活动削弱自然缓冲区,而农业高度依赖又使家庭对洪旱复合风险高度敏感。研究据此指出,许多看似合理的短期应对策略,可能通过提高暴露度、增强敏感性或削弱长期适应能力而构成适应失调机制。

随后,论文在“5.2 Exploratory scenarios: creating space for reflection on adaptation measures”中展示了探索性情景分析的作用。
在“5.2.1 Developing exploratory scenarios”中,研究人员组织参与者基于高影响—高不确定性驱动因素构建2×2情景矩阵。城乡参与者都将“对洪水/环境的行为态度”视为关键不确定性之一,但城市地区选择“湿地完整性与滞蓄区功能”作为另一维度,农村地区则选择“降水变率与强度”。由此形成了一组从有利环境—积极行为到不利环境—消极行为的未来情景。该过程促使参与者摆脱仅依据当前趋势线性推演未来的思路,转而思考不同条件组合下风险如何演化。

在“5.2.2 Comparing adaptation measures across scenarios”中,研究人员发现,不同情景下的优先适应措施具有明显条件依赖性。例如,在较有利情景下,参与者并未将洪灾问题视为已被解决,而是继续重视土地规划、生计支持、法律规范与持续教育,说明其开始将预防视为长期任务。在环境条件较好但行为较差的情景中,教育、参与和法规约束成为重点,反映出参与者意识到“表面安全”可能导致风险感知下降和新的暴露增加。在不利环境与不利行为叠加的情景中,参与者更倾向于法律规制、土地规划、财政支持与参与治理等赋能型措施,而非单纯依赖工程手段。这表明,情景分析帮助利益相关者认识到适应措施并非普适“最佳实践”,而是要嵌入特定社会—生态条件中评估其有效性与副作用。

论文在“5.3 Shift in adaptation priorities and emerging transformative thinking”中总结了偏好变化及其转型含义。
在“5.3.1 Shift in adaptation measures”中,研究人员比较了第一轮与第二轮工作坊后适应措施选择的变化。城市地区最初偏重建筑结构、土地规划和应急响应,而第二轮中,参与、制度、财政、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宣传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工程措施与应急措施的相对权重下降。农村地区也出现类似趋势:土地规划、参与、制度和财政支持在第二轮中明显增强,建筑措施虽然仍重要,但已被纳入更广泛的治理与生计韧性框架中。该结果显示,协作式情景与回溯过程确实改变了利益相关者的适应认知结构。

在“5.3.2 Transformative thinking: timing, scope and goal”中,研究人员依据Fischer(2019)提出的时机(timing)、范围(scope)和目标(goal)三个维度解释这种变化。从时机看,参与者减少了对灾后响应和结构性防御的单一依赖,转而重视事前预防和长期能力建设,体现出由反应式向前瞻式转变;从范围看,措施从工程和水管理部门扩展到住房、生计、制度协同、社区赋权和土地利用等更广泛领域,表明适应视野由部门治理转向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从目标看,参与者越来越重视通过降低暴露度、减少敏感性和增强适应能力来改变脆弱性根源,而不仅是抵御洪水冲击本身,显示出从“抵抗(resistance)”向“转变(transition)”的目标位移。

在“5.3.3 Identification of maladaptive mechanisms through shift in adaptation measures”中,研究人员说明,适应偏好的变化也意味着对适应失调机制认识的增强。参与者逐渐意识到,单纯强化排水等工程措施可能只是将洪水风险转移到其他地点;湿地保护、土地规划和法规执行则更能从源头控制暴露度。与此同时,城市住房计划和农村替代生计被视为降低敏感性的关键,因为它们能够减少居民对高风险居住区和气候敏感型农业的依赖。参与、社区赋权、制度协调与财政资源则被视为增强适应能力的核心条件。研究强调,适应措施不能只按其“减洪效果”评价,还必须考察其在群体之间如何分配风险、机会和能力,否则转型表象之下仍可能隐藏新的不平等。

在“5.4 Discussion: collaborative scenario development as a facilitator of transformative thinking”中,论文对方法机制进行了讨论。
在“5.4.1 Social Learning”中,研究人员指出,两轮工作坊中的迭代互动、对话和共同建模促进了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使参与者逐步从彼此割裂的部门视角转向更综合的洪水治理理解。
在“5.4.2 Transformative thinking”中,研究人员强调,该方法的贡献不在于已经实现了现实中的转型,而在于启动了变革性思维,使参与者认识到短期防护与长期转型并非对立,而应相互衔接。
在“5.4.3 Sensitizing for maladaptation”中,研究人员指出,适应失调分析视角帮助识别了不同干预对不同群体可能产生的分配性影响,说明洪灾适应决策并非价值中立,必须关注谁在承担额外风险、谁在获得保护,以及哪些短期策略会在未来侵蚀适应能力。

最后,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
本研究表明,协作式探索性情景开发具有作为洪水风险管理中变革性思维启动机制的潜力。通过在加纳城乡地区开展迭代式和参与式过程,所开发的方法加深了利益相关者对洪水影响及其相互依赖关系的空间敏感性理解,同时提升了其对适应失调风险的认知。该方法的价值在于:在适应措施实施之前,就使相关假设、权衡关系及促成条件变得可见。更具体而言:第一,参与者的关注点从短期结构性措施和响应导向措施,转向土地利用规划、制度改革和社区赋权等更广泛的适应路径。这反映出其日益认识到,技术性干预虽重要,但若未嵌入更广泛的系统性变革之中,便可能导致脆弱性转移或反弹。第二,通过使用关键不确定性和探索性叙事,利益相关者得以面对多种未来情境展开讨论,从而使包括住房需求与洪泛平原修复之间张力在内的冲突性优先事项变得清晰,并将适应理解为一个由社会—生态动态和地方行动能力共同塑造的、迭代且情境敏感的过程。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促进具有情境敏感性、且能够识别适应失调风险的变革性思维。研究同时强调,长期变革路径与对高风险群体的短期支持不应被视为彼此竞争的优先事项,而应被理解为洪水风险适应中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因此,协作式情景开发与回溯分析有助于协调当前响应能力与未来韧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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