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adoption of the forest functions concept across 14 EU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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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功能(Forest Functions, FFs)被广泛用于实践多功能林业,然而其在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EU)内部的概念化仍然呈现碎片化状态。研究人员对欧盟各国政府文件进行了定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
森林功能(Forest Functions, FFs)被广泛用于实践多功能林业,然而其在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EU)内部的概念化仍然呈现碎片化状态。研究人员对欧盟各国政府文件进行了定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QCA),以确定各国是否以及如何将森林功能制度化。研究发现,14个国家在法律中承认了森林功能:其中5个国家将森林功能作为政策原则(policy principle),用以指导林业向提供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ESs)方向发展;9个国家将森林功能作为空间显式工具(spatially-explicit tool),用于识别特定生态系统服务优先区域并追求管理目标。后一种方法在景观或区域尺度的森林规划中评估森林功能,规划周期为10–20年,且公众参与至多达到咨询(consultative)水平。森林功能可通过优先级排序确定特定区域的主导功能。成员国识别出四种森林功能类型,并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子类型。基于森林功能子类型和指标数量、应用点及指标类别,社会功能获得了立法者最多的关注。研究结果表明,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不同的概念化导致了森林功能成果在分权化林业治理下的不均衡分配。由于将森林功能理解为空间显式工具更能有效操作化多功能性,研究人员建议通过以下方式采纳这一概念化路径:(i)将森林功能限定为四种类型,配以可测量、非冗余的子类型,以及均衡且无偏的指标集;(ii)在景观或区域尺度的森林规划中评估并优先级排序森林功能,每15年更新一次;(iii)将参与程度提升至参与(involvement)层面;(iv)启动欧盟层面的森林功能概念协调,以减少不平等并加强可持续森林管理(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
该论文发表于《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研究背景源于过去二十年间欧洲森林多功能性重新受到科学关注,这一趋势由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普及所推动。与此同时,社会层面持续的乡村向城市迁移促使公众更加重视森林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而物质产出则相对被轻视。欧盟机构通过《2030年欧盟森林战略》(EUFS)等部门立法以及《欧洲绿色协议》(EGD)、《2030年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EUBS)等跨部门政策确认了森林的生态和社会功能。在国际层面,全球森林治理深受旨在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影响。在此背景下,欧盟国家面临如何在整合性方法、分割性方法或两者结合之间寻求平衡的难题。森林功能概念与整合性方法更为契合,是多目标森林管理的主要政策和规划工具之一。然而,该概念在欧盟各国的采纳和实施并不均衡,受历史事件、社会需求、经济文化因素等地方性驱动因素影响,跨国可比性有限。
该研究旨在识别哪些欧盟国家已在法律中采纳森林功能概念,确定各国如何概念化森林功能(作为政策原则还是空间显性工具),并提出改进建议。研究人员开展了针对27个欧盟成员国法中具有约束力立法框架的定性内容分析,以政府文件(硬法和软法)为主要数据来源,辅以同行评审文献,通过Google搜索、Google学术和Scopus数据库检索,采用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14个成员国在法律框架中识别出森林功能,区分四种类型(生态、经济、防护、社会功能),子类型数量从1到10不等。社会功能子类型最多,防护功能最少。5个国家将森林功能作为政策原则(比利时瓦隆大区、法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9个国家作为空间显式工具(奥地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在"森林功能作为空间显式工具"的国家中:规划周期多为10–20年,空间尺度为景观或区域尺度;奥地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对森林功能进行优先级排序,德国和斯洛文尼亚不强设优先级;公众参与多为咨询水平(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奥地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无公众参与,德国无结构化参与程序。社会功能在保加利亚、捷克、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拥有最多子类型;德国生态功能子类型最多(6个)。
在指标方面:防护功能包含最多指标,环境政策指标(Environmental Policy Indicators, EPIs)占88%,指标应用点分布为压力(31%)、状态(41%)、响应(28%)。指标涵盖法律条款、风险评估、场地条件、空间关系、林分特征和社会使用等类别。经济功能中非木质林产品指标居多,木材生产指标常缺位。生态功能指标多描述森林与相关对象的空间关系。
在"森林功能作为政策原则"的国家中,各国通过多种治理工具实施该概念:法国国家森林木材计划基于可持续森林管理指标设定目标;比利时推出电子治理工具公开国有林木材销售信息;爱尔兰通过 grants 和年度溢价支付鼓励农民和社区造林;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税收激励和公共补贴促进森林所有者联合;在保护生态和防护功能方面,各国建立补偿机制,将森林指定为公共利益林并对土地所有者进行收入损失补偿。空间区划在战略或战术层面进行,如葡萄牙将领土划分为"木材生产区"和"多功能管理区",比利时森林管理计划识别优先保护区和优先保育区。此外,欧盟农村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LIFE计划等资金工具在上述国家的战略文件中被提及。
讨论部分指出,森林功能概念的不同理解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异,而会实际影响森林管理实践。作为政策原则,森林功能提供规范性指导;作为空间显式工具,则在森林土地基础上识别和优先排序各项效益并追求管理目标。概念化差异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在森林功能成果分配上的不平等。欧盟缺乏明确的森林政策授权以及各国内部的林业事务分权化,是造成概念分歧的重要原因。研究人员建议将森林功能作为空间显式工具采纳,并提出了具体的协调路径:限定四种类型及可测量、非冗余的子类型;在景观或区域尺度的森林规划中每15年评估更新一次;将参与程度提升至"参与"级别;启动欧盟层面协调以减少不平等。关于森林功能子类型的精简,建议将教育研究功能并入文化功能,将健康功能与旅游游憩合并,对景观保护、国家利益设施保护等子类型进行标准化处理。研究还讨论了规划周期、空间尺度、指标选择和公众参与等关键问题,指出当前指标集过于侧重社会维度,应提高均衡性以捕捉森林属性、管理实践和社会需求的三维交叉特征。
结论部分总结道:研究在14个欧盟成员国的立法中识别出森林功能概念,9个国家将其概念化为空间显式工具,5个国家作为政策原则。在多层治理体系中,森林功能的概念化、类型和子类型可能在垂直方向(中央与次中央层级之间)和水平方向(行政单位之间)产生分歧,将不均衡实施扩展至国家内部层面。叠加于此架构之上的是欧盟森林相关政策(即可再生能源指令、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法规、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自然恢复法),这些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将森林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统一性割裂为单个功能分别处理,缺乏确保政策协调一致、促进跨领域协同并避免激化对抗性风险所需的统筹。《2030年欧盟森林战略》试图将不同路径的森林相关政策纳入统一框架,重申森林的多功能作用,但仍偏向生态功能,优先考量气候中和与生物多样性目标而边缘化其他功能。为操作化多功能林业,首要步骤是确定应认可的森林功能——生态、经济、防护和社会四种类型;其次必须明确这些功能在何处体现,因此仅将森林功能作为政策原则并不充分。具体而言,森林功能评估在子类型层面开展,故选择可测量、非冗余的子类型至关重要,并应使用均衡的压力-状态-响应指标集进行评估,涵盖场地条件、林分特征、空间关系、森林社会使用和相关法律条款。森林功能分析不能简化为制图练习,而必须追求管理目标,因此应定期在景观或区域尺度的森林规划中开展,以支持基于领土分析、超越单一管理单元的决策。转向更广尺度也有助于强化林业部门对空间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贡献。森林功能的优先级排序是识别权衡、设计针对特定区域主要效益的管理体制的关键步骤,每个森林区域可分配一个主导功能及可能的次要功能。在适应性管理框架下,森林功能制图应随环境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进行周期性修订。此外,森林功能为公共资金分配以补贴低收益干预措施、以及作为参与平台提供了宝贵基础。就参与而言,《2030年欧盟森林战略》及多数欧盟森林相关政策将参与主要理解为改善多级协调和透明度、支持能力建设和统一技术定义的手段,而公民参与在实际规划中仅限于"告知"水平。为积极吸引利益相关方参与森林功能分析,聚焦社会学习的"参与"层面既能回应深化公众参与的诉求,又可限制与更高程度赋权参与相关的弊端(如更高成本、挫折感、代表性有限和特定利益主导)。最终需要强调的是,森林功能的不同概念化并非仅是形式问题,而是可能制约森林管理实践,并在国家和国家内部造成基于森林功能利用的成果分配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