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单元流程中粪肠球菌、屎肠球菌与黄肠球菌相对丰度的变化特征

《ACS ES&T Water》:Relative Abundances of Enterococcus faecalis, Enterococcus faecium, and Enterococcus casseliflavus across Wastewater Treatment Unit Process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7日 来源:ACS ES&T Water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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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往研究发现,3种肠球菌(Enterococcus)物种,即黄肠球菌(E. casseliflavus)、粪肠球菌(E. faecalis)和屎肠球菌(E. faecium),在消毒过程中的衰减动力学存在差异。因此,当细菌群体经历处理工艺时,各物种可存活细菌的

  
既往研究发现,3种肠球菌(Enterococcus)物种,即黄肠球菌(E. casseliflavus)、粪肠球菌(E. faecalis)和屎肠球菌(E. faecium),在消毒过程中的衰减动力学存在差异。因此,当细菌群体经历处理工艺时,各物种可存活细菌的相对丰度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整个肠球菌群体的消毒效果。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评估污水在流经处理工艺过程中不同肠球菌物种的相对丰度。研究采用基于培养的方法、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PCR)以及培养-qPCR联合方法,对污水进水、一级出水、二级出水和氯消毒后最终出水样品中的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和黄肠球菌分布进行评估;样品取自同一处理设施,按季度连续采集1年。qPCR结果显示,屎肠球菌浓度较粪肠球菌和黄肠球菌高1.1至2.6 log。可培养分离株的物种分布在进水与二级出水之间未发生变化;然而,在氯消毒后其分布发生显著改变,且仅检出屎肠球菌这一可培养物种。尽管本研究仅评估了1座处理设施,但全年一致的结果表明,鉴于不同肠球菌物种可存活状态下相对丰度存在差异,仅依赖基于培养的方法无法完整反映肠球菌的消毒与持续存留特征。
本文发表于《ACS ES》,聚焦污水处理过程中不同肠球菌物种的组成变化及其对消毒效果评估的意义。研究背景在于,肠球菌(Enterococcus)是水质监测和污水处理消毒效果评价中广泛使用的粪便指示菌(FIB,指示粪便污染程度的微生物)。然而,以往常规监测多停留在属水平,难以区分不同物种,而既有研究已显示不同肠球菌物种对氯、一氯胺和紫外照射等消毒因子的敏感性并不相同。因此,如果污水处理过程中优势物种发生转换,那么用总肠球菌或单纯培养计数来判断消毒成效,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残留菌群的耐受性与环境持续性。正是在这一问题驱动下,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以明确污水处理流程中主要肠球菌物种的相对丰度是否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会影响对肠球菌整体灭活行为的理解。

目前存在的核心问题包括:其一,常规培养法依赖选择性培养基,通常只能检出肠球菌属,不能进一步解析到物种水平;其二,qPCR虽可实现物种特异性定量,但不能区分细胞是否具有活性;其三,不同物种之间的消毒抗性差异可能导致处理后残留菌群结构与原始进水明显不同,从而使基于总量的监测结论产生偏差。基于这些不足,本研究围绕污水处理流程中最常见且具有代表性的3种肠球菌,即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和黄肠球菌,系统比较其在进水、一级出水、二级出水和氯消毒最终出水中的分布。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屎肠球菌在所有样品中均为优势物种;二级处理前后可培养肠球菌物种分布无显著变化,但经氯消毒后仅剩屎肠球菌可培养检出,提示消毒过程显著重塑了可培养肠球菌群体的物种组成。该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污水和受纳水体中肠球菌的存留与风险评估不能仅依赖传统培养法,必须考虑物种组成及其差异性耐受特征。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首先,在纽约州1座污水处理厂沿处理流程按季度连续1年采集抓样,样本包括污水进水、一级出水、二级出水和氯消毒后最终出水。其次,采用选择性培养基进行可培养肠球菌菌落计数,以菌落形成单位(CFU)表示。再次,采用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PCR)分别检测总肠球菌以及3种目标物种的核糖体RNA(rRNA)基因拷贝数。最后,研究将培养法与qPCR结合,对平板分离菌落进行物种鉴定,从而在“可培养”层面解析不同物种的组成变化;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Fisher确切检验。

在结果部分,首先是“Assessment of qPCR Controls and Inhibition”。研究人员对qPCR体系的特异性和抑制效应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各阳性对照均能被相应引物和探针有效扩增,未观察到交叉扩增,阴性对照及无模板对照均无扩增信号,提示检测体系具有良好特异性。通过比较未稀释与10倍稀释DNA提取液的定量循环值(Cq),研究人员判断样品中qPCR抑制效应较低,因此后续分析采用未稀释DNA进行检测。这一部分结果说明,后续物种定量结论建立在技术质量可接受的基础之上。

其次是“qPCR-Measured Concentrations of Enterococcus Species in Wastewater Samples”。研究人员使用qPCR对全年4个季度、4类处理节点样品中的肠球菌进行检测,发现各季度结果总体一致,各目标在处理流程中均呈下降趋势。物种层面上,屎肠球菌在所有样品中的基因拷贝数始终最高,且较粪肠球菌和黄肠球菌高出超过1个数量级。粪肠球菌在部分样品中高于黄肠球菌,但多数情况下二者差异不显著。与此同时,原污水和一级出水中的各目标浓度均显著高于二级出水和最终出水,而二级出水与最终出水之间qPCR浓度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若从DNA总量角度观察,肠球菌在处理过程中确有下降,但氯消毒并未带来与培养法相对应的显著DNA信号降低。

该部分还讨论了qPCR结果解释中的若干限制。研究指出,不同qPCR体系之间在扩增效率、标准曲线表现和潜在非目标扩增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不同靶标之间的绝对浓度比较需谨慎。尤其是总肠球菌23S rRNA检测值低于屎肠球菌16S rRNA检测值,这与“屎肠球菌属于总肠球菌子集”的直观逻辑并不完全一致,提示不同检测体系的性能差异可能影响定量结果。此外,目标物种基因组中23S rRNA和16S rRNA基因拷贝数并不相同,这也会影响“基因拷贝数”与“细胞数量”之间的对应关系。但研究同时强调,屎肠球菌相对其他两种物种的优势幅度远大于基因拷贝数差异本身,因此其优势地位仍具有可信度。

第三部分是“Enterococcus spp. Concentrations Measured by qPCR versus Culture-Based Methods”。研究人员比较了qPCR与培养法所得结果,发现污水进水中qPCR测得的总肠球菌浓度比培养法高0.78至1.69 log。这一差异主要源于qPCR可同时检测存活细胞、失活细胞以及可能处于活的但不可培养状态(VBNC,viable but nonculturable)的细胞,而培养法仅反映能够在培养基上生长形成菌落的细胞。进一步分析不同处理单元的去除特征可见,qPCR测得的最大降低出现在一级出水到二级出水之间,提示活性污泥与二沉过程中的物理去除是总DNA信号下降的主要阶段;相比之下,培养法显示最大降低出现在二级出水至最终出水之间,即氯消毒阶段,表明氯消毒对“可培养性”具有显著破坏作用,但并不一定同步清除可检测DNA。该结果说明,两种方法反映的是微生物状态的不同侧面,不能相互替代。

第四部分是“Shifts in Relative Abundance of Each Culturable Enterococcus Species through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Train”。由于前期研究已证明不同肠球菌物种对消毒的敏感性不同,研究人员进一步从原污水、二级出水和氯消毒最终出水中各分离30个菌落,并通过qPCR进行物种鉴定,以解析可培养肠球菌群体在处理流程中的组成变化。结果显示,90个分离菌落中有84个可归属于肠球菌属;在这84个肠球菌分离株中,屎肠球菌在3个处理阶段均占优势,其次为粪肠球菌,再次为黄肠球菌。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出水中未检出可培养的粪肠球菌和黄肠球菌,仅检出屎肠球菌。统计分析表明,原污水与二级出水之间的物种分布无显著差异,而最终出水与前两者差异显著。研究人员据此认为,二级处理阶段的主导机制更可能是物理去除,因此不会明显偏向某一物种;而氯消毒则显著改变了可培养肠球菌的物种结构,使耐受性更高的屎肠球菌得以保留。

第五部分是“Implications”。研究人员指出,屎肠球菌在所有检测样品中均为主要优势种,这一点不仅具有环境监测意义,也具有临床公共卫生意义,因为屎肠球菌可获得包括万古霉素在内的抗生素耐药性,并且是医院获得性感染的重要病原体。论文进一步提出三方面启示:第一,既往许多消毒研究仅以粪肠球菌作为代表菌,可能高估了污水中总肠球菌,尤其是屎肠球菌的灭活速率;第二,污水最终出水中屎肠球菌占主导,且该物种对日光失活的敏感性较低,这意味着排入环境后的肠球菌群体实际存活时间可能长于既往模型预测;第三,常规培养监测不能区分物种,因此仅凭培养法难以全面判断污水处理中肠球菌的去除、持续存留及其潜在环境行为。

从讨论部分综合来看,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将“总量监测”推进到“物种组成监测”层面,证明了污水处理过程中不同肠球菌物种并非同步变化,尤其氯消毒会选择性保留耐受性更高的屎肠球菌。研究由此提示,肠球菌作为粪便指示菌(FIB)在污水和环境水体中的应用,需要纳入物种间消毒动力学差异的考量。虽然该研究仅基于单一污水处理厂,但其全年重复采样结果高度一致,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总体而言,该研究为理解污水消毒后残留肠球菌群体的真实构成、改进水质监测策略以及优化肠球菌环境持续性预测提供了重要依据。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本研究发现,在所评估的全部污水样品中,屎肠球菌均为优势肠球菌物种。qPCR结果表明,其浓度持续高于粪肠球菌和黄肠球菌。基于培养分离与qPCR鉴定的联合分析进一步显示,原污水与二级出水中的可培养肠球菌物种分布无显著差异,但氯消毒后物种组成显著改变,且仅检出可培养的屎肠球菌。上述结果说明,仅依赖培养法不足以完整表征肠球菌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消毒与持续存留行为,因为不同物种的相对丰度及其对消毒的响应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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