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wards Organisational Biodiversity Footpr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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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二者彼此紧密关联。生物多样性足迹核算(biodiversity footprinting)早期研究提示,温室气体(GHG)排放可能构成许多组织生物多样性影响中的较大比例。若这一判断成立,则缓解GHG排放可帮
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二者彼此紧密关联。生物多样性足迹核算(biodiversity footprinting)早期研究提示,温室气体(GHG)排放可能构成许多组织生物多样性影响中的较大比例。若这一判断成立,则缓解GHG排放可帮助组织同步应对其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责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理解:(i)GHG排放在不同经济部门生物多样性足迹中的贡献程度;以及(ii)当前足迹核算方法在估计GHG排放影响方面的可靠性。结果平均估计,GHG排放贡献了一个经济部门总生物多样性足迹的47%。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关于气候变化导致已观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研究结果,其原因可能在于足迹核算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总体而言,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足迹核算为审视组织层面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有用但并不完美的工具。
该文发表于《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聚焦组织层面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耦合治理问题。研究背景在于,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构成相互交织的人类活动后果,企业等组织既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生物多样性压力的重要传导主体。当前全球可持续治理框架不断强化企业对“净零”(Net Zero)与“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目标的响应要求,但在实践中,组织往往将气候战略与生物多样性战略分开制定,导致二者之间的协同潜力尚未被系统识别。既有生物多样性足迹研究常显示气候变化是组织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甚至在若干案例中占主导地位。如果这一结果可靠,则减排不仅有助于实现气候目标,还可能同步降低组织的生物多样性负债,从而为企业战略、风险管理与信息披露提供一体化决策基础。然而,问题在于,不同生物多样性评估路径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足迹核算研究通常赋予GHG排放较高权重,而基于实证观测的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研究则普遍认为土地/海洋利用变化与自然资源直接开发是当前更主要的驱动因素。正因如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GHG排放在全球不同经济部门生物多样性足迹中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其二,现有足迹核算工具估计GHG排放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稳健性如何。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采用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CIA,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框架,将其与环境扩展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EEMRIO)EXIOBASE 3.8.2结合,评估全球21个工业部门的生物多样性足迹及其中由GHG排放驱动的比例;所用LCIA方法包括LC-IMPACT、GLOBIO、IMPACT WORLD+与ReCiPe,并比较全球平均与区域特异表征因子。统计分析方面,采用多元线性回归、Spearman秩相关与变异系数(CV)分析部门差异和方法差异。稳健性评估部分则系统梳理8种LCIA生物多样性足迹方法的GHG影响路径、关键文献基础与模型假设。
在研究结果方面,论文首先在“3.1 How Much Do GHG Emissions Contribute to Biodiversity Footprints?”部分指出,GHG排放在各经济部门中通常对生物多样性足迹具有较大但波动显著的贡献。综合多种LCIA方法后,研究估计GHG排放平均贡献了各经济部门总生物多样性足迹的47%,标准差为28%。这一发现说明,在组织战略层面同时推进减排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现实潜力,因为缓解GHG排放可能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足迹。但研究也同时强调,该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基于观测或物种威胁归因研究中气候变化所占的份额,因此存在LCIA方法高估气候变化作用的风险。
同一部分进一步显示,不同经济部门之间GHG排放贡献程度差异显著。回归分析表明,经济部门能够显著解释GHG驱动生物多样性足迹比例的变异,解释度约为57%。采矿和采石业,以及电力、燃气、蒸汽和空气调节供应业,其生物多样性足迹中由GHG排放驱动的比例较高,均值约为64%,提示这些部门若优先实施减排,将更可能同步削减整体生物多样性影响。与之相对,农业、林业和渔业,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活动部门,GHG排放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均值约为22%和24%。这表明,对这些部门而言,仅依靠减排并不足以完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还必须更大程度处理土地利用变化、水污染等其他驱动因素。研究同时指出,部门内部离散程度较高,说明若要制定面向单个组织的精细化战略,仍需更高分辨率的数据,例如现场生物多样性评估或产品层面数据。
随后,研究借助绝对生物多样性足迹分析,进一步区分了“影响总量大”和“GHG贡献比例高”这两个不同维度。研究人员指出,一个部门的绝对生物多样性影响不仅取决于单位财务支出的影响强度,也取决于该部门的总体财务规模。例如,住宿和餐饮服务活动具有较大的平均绝对生物多样性足迹,但其中仅28%由GHG排放导致,说明这些部门需要超出气候中和路径之外的广泛生物多样性战略。相较之下,供水、污水处理、废弃物管理和修复活动部门中,GHG驱动比例高达74%,但其绝对足迹较低,因此未必应成为组织生物多样性战略中的最高优先事项。这一结果说明,组织若要据此制定行动方案,必须同时考察相对贡献与绝对影响,而不能仅依据某一单一指标作判断。
关于不同LCIA方法的一致性,研究发现,多数方法在“GHG排放对生物多样性足迹贡献比例”的排序和估计上具有较高一致性。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各方法间相关系数普遍大于0.77。这表明,尽管不同方法纳入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子数量从2个到13个不等,但它们对GHG重要性的判断总体相近。进一步线性分析显示,方法中所考虑驱动因子的数量并不能显著预测GHG贡献比例。这一现象一方面体现出GHG在LCIA足迹结果中的“主导性”,另一方面也提示不同方法之间可能共享某些系统性偏差,而不一定意味着结果天然稳健。
研究还特别比较了全球平均表征因子与区域特异表征因子的差异。结果表明,当LC-IMPACT采用区域特异表征因子时,GHG排放对生物多样性足迹的平均贡献比例降至33%,显著低于采用全球平均值时约60%的水平,同时结果波动性更大。这说明空间分辨率会显著影响足迹核算结果,组织若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模型输出制定气候与生物多样性策略,可能得到明显不同的优先级排序。
在“3.2 Evaluating the Robustness of GHG Emission Pathways in Biodiversity Footprinting Approaches”部分,研究人员系统评估了不同足迹工具中GHG影响路径的稳健性。研究指出,各种LCIA方法虽然在形式上都通过“表征因子”将GHG排放转化为生物多样性损失,但其底层过程包含多个连续建模环节。首先,利用全球气候模型估计单位CO
2e排放引发的温度上升;随后,再将温度变化与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联系起来。多数方法依赖相近的气候预测来源与生态学文献,因此在方法论上存在明显重叠。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同方法在指标体系上也存在差异,常用指标包括潜在物种消失比例(PDF,Potentially Disappeared Fraction)、平均物种丰度(MSA,Mean Species Abundance)、species.year以及PAF.year等。
尽管存在共同框架,不同方法之间仍在生态系统覆盖范围、空间分辨率、时间尺度、物种特异性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别。多数方法仅覆盖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仅有一个方法同时纳入陆地、淡水和海洋环境,反映出现有海洋生物多样性经验数据的不足。多数方法也仍停留在全球平均尺度,而缺乏地点特异性估计。时间尺度方面,不同方法设定的气候变化影响窗口从20年到1000年不等;由于气候影响具有累积性,时间范围的不同会显著影响最终足迹估计。研究还指出,较新的LCIA方法开始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物种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异质性,代表着方法学上的重要改进,并已被GLAM(Global Guidance for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Methods)等新框架吸收。
讨论部分围绕“为何LCIA结果与其他生物多样性评估存在偏差”展开。研究认为,LCIA方法可能高估了当前现实世界中GHG排放对总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贡献,因为这些方法依赖有限且高度重叠的经验数据集,难以充分表征物种间差异、区域差异、生态系统差异及时间动态。同时,所有方法均未纳入入侵物种、自然资源直接开发等若干关键驱动因素,也忽视了物种相互作用变化这一群落响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此外,LCIA本质上依赖对未来气候—生物多样性关系的模型投影,而未来物种响应、温度极端事件和群落重组本身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传导到表征因子与足迹结果中。因此,当前LCIA虽然是组织层面跨价值链估计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重要工具,但其结果在用于战略设计、报告披露与决策支持时必须谨慎解释,尤其应避免将生物多样性问题过度简化为单一气候问题。
尽管如此,研究并未否定LCIA工具的价值。研究人员认为,在当前可用方法中,LCIA仍是估计复杂供应链生物多样性影响、支持前瞻性企业战略决策的最佳工具之一,尤其能够揭示传统现场监测难以捕捉的、长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效应。研究还指出,组织可利用气候—生物多样性综合足迹分析开展情景分析、双重重要性评估与跨部门比较,并更好地响应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等新兴框架要求。对于GHG驱动比例高且绝对影响也大的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减排行动;而对于减排对绝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改善有限的情形,则应优先部署土地利用、污染控制等生物多样性特异性策略。
研究结论部分表明,组织正在日益重视其作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双重驱动者的角色,生物多样性足迹方法有助于量化二者之间的联系,并追踪一体化气候—生物多样性战略的推进进展。结果显示,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足迹的重要贡献因素,这为组织在战略层面同步应对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影响提供了机会。然而,在生物多样性足迹核算中,对未来气候—生物多样性相互作用的建模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足迹研究受到多重方法学限制,包括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素和生态系统的表征较窄,以及对时间尺度、空间特异性和物种特异性气候响应作出了大量假设。这些方法学局限降低了生物多样性足迹核算在支撑组织可持续战略、报告与决策中的有效性。例如,若结果高估了气候变化影响,可能妨碍组织在其可持续战略中充分应对土地利用等其他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素。未来研究因此应进一步完善面向组织的生物多样性足迹方法,包括更多使用空间显式与物种特异性表征因子,更好整合非气候驱动因素,并加强基于LCIA的足迹估计与经验性生物多样性数据之间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