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Strong-Ties and Weak-Ties Rationalities: Predicting Public Stigma, Support Networks, and Health Behaviou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cross Four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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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检验了强关系与弱关系理性(STWTR)理论,并测试了其量表(强关系理性量表和弱关系理性量表)的预测效度,用于预测新冠疫情相关的感知与行为,包括公众污名、求助网络和健康行为。研究对象涵盖四个社会群体(汉族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马来人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检验了强关系与弱关系理性(STWTR)理论,并测试了其量表(强关系理性量表和弱关系理性量表)的预测效度,用于预测新冠疫情相关的感知与行为,包括公众污名、求助网络和健康行为。研究对象涵盖四个社会群体(汉族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马来人及澳大利亚白人,总样本量n?=?918)。标准化系数结果表明,与弱关系理性相比,强关系理性与公众污名、向强关系寻求帮助的偏好以及个人护理行为呈更强的正向关联。相反,与强关系理性相比,弱关系理性与公共卫生行为呈更强的正向关联。在汉族中国人和澳大利亚白人样本之间,强关系理性对公众污名的影响在汉族中较弱,而弱关系理性对公共卫生行为的影响在澳大利亚白人中较强。研究人员将这些结果的细致分析归因于STWTR理论的解释力,该理论将文化分解为三个分析单元——理性、生态位和行为,从而能够审视表征任何社会的这些文化组件之间的匹配或不匹配。由此,本土文化系统的特征能够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传统跨文化心理学长期依赖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框架来理解文化差异,但该框架将文化视为无缝的整体,难以揭示文化内部动态。针对这一局限,Sundararajan于2020年提出了强关系与弱关系理性(STWTR)理论,将文化分解为上游的理性(rationality)、下游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和下游的文化产品(如感知、行为、价值观等)三个分析单元。该理论认为,强关系(ST)理性源于密集亲属关系的生态位,注重血缘、面对面交往、整体思维和收缩性调节策略;弱关系(WT)理性源于广泛社交网络的生态位,注重个体选择、抽象概念分析、扩张性调节策略。然而,STWTR理论在不同族群中的预测效度及其与文化实践的匹配机制仍需实证检验。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公众对疾病的污名化、求助网络的选择以及健康行为的采纳可能受到不同理性的驱动。此外,同一国家内的不同族群(如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拥有各自独特的祖先生态位,以往研究常将其混为一谈,无法精确界定生态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采用精细化的族群样本,结合测量等值性检验,考察STWTR理论在预测疫情相关行为与感知方面的解释力,并探索生态位对理性与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目的与总体结论
本研究旨在评估STWTR理论在跨文化设置中的解释力,通过重新分析已有数据集,将马来西亚样本按族群拆分为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西亚马来人,并新增个人护理行为和公共卫生行为变量,同时采用测量等值性确保跨文化等效性。研究人员假设:强关系理性(STR)比弱关系理性(WTR)更能正向预测公众污名(PS)、向强关系寻求帮助的偏好(HS-ST)和个人护理行为(PCB);而WTR比STR更能正向预测求助多样性(HS-V)和公共卫生行为(PHB)。进一步假设,汉族中国人(典型ST生态位)会强化STR的主效应,澳大利亚白人(典型WT生态位)会强化WTR的主效应。研究最终纳入918名参与者,来自汉族中国人(n=295)、马来西亚华人(n=195)、马来西亚马来人(n=150)和澳大利亚白人(n=278)。结果发现,除HS-V外,所有主效应假设均成立:STR显著正向预测PS、HS-ST和PCB,WTR显著正向预测PHB。但在生态位调节效应上,STR对PS的影响在汉族中反而弱于澳大利亚白人,而WTR对PHB的影响在澳大利亚白人中更强,支持了部分假设。该研究证实了STWTR理论在疫情行为预测中的有效性,并揭示了理性与生态位匹配或不匹配对文化现象的塑造作用。论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问卷调查法,数据收集于2020至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通过Qualtrics在线平台在中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招募公民参与者。最终样本经过筛选,保留四个基于祖先生态位的族群:汉族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马来人和澳大利亚白人,总有效样本918人。研究使用了强关系弱关系理性量表(STWTRS)测量STR和WTR;采用改编的量表分别测量公众污名(PS)、向强关系求助偏好(HS-ST)、求助多样性(HS-V,通过编码11个求助项目的利用可能性创建指数)、公共卫生行为(PHB,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护理行为(PCB,如服用草药、锻炼)。所有问卷均经过翻译与回译程序确保概念等效。数据分析前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测量等值性,删除部分条目后保留各量表核心项目。统计分析使用STATA 17.0进行回归分析,获取标准化系数以比较预测因子的效应强度,并通过创建虚拟变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探讨不同社会生态位对理性与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
3.1 主效应
研究人员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考察STR和WTR对五个因变量的主效应。在模型1中,STR的标准化系数显著高于WTR,支持假设H1,表明STR比WTR与公众污名的正向关联更强。模型2显示STR对向强关系求助偏好的正向关联显著强于WTR,支持H2a。模型3中WTR与求助多样性无显著相关,而STR显著正向预测求助多样性,因此H2b未得到支持。模型4中STR对个人护理行为的正向关联显著强于WTR,支持H3a。模型5中WTR对公共卫生行为的正向关联显著强于STR,支持H3b。总体而言,除H2b外,所有主效应假设均获得支持,证实STWTR理论对疫情相关行为的预测效力。
3.2 社会调节效应
研究人员通过调节分析检验生态位对理性与行为关系的强化作用。比较汉族中国人和澳大利亚白人两个极端生态位群体,发现两个显著的调节效应:一是STR对公众污名的影响在汉族群体中弱于澳大利亚白人群体,这与假设H4a相反;二是WTR对公共卫生行为的影响在澳大利亚白人群体中强于汉族群体,支持H4e。而H4b、H4c和H4d均未获支持。事后分析进一步探讨了马来西亚两个混合生态位群体的调节作用,发现马来西亚华人与澳大利亚白人在STR对公众污名的影响以及WTR对公共卫生行为的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且马来西亚马来人与澳大利亚白人在STR对公众污名的影响以及WTR对求助多样性的影响上也有显著不同。这些结果揭示了理性与生态位匹配或不匹配如何微妙地影响行为表现。
讨论与结论总结
研究人员在讨论中指出,主效应结果普遍支持STWTR理论,但求助多样性未受WTR正向预测,这可能源于求助量表聚焦于“个人或情绪问题”,触发了STR文化中不愿打扰亲密他人的顾虑,从而模糊了STR与WTR的差异。关于调节效应的反常发现,研究人员整合进化心理学与STWTR理论进行解释:疾病污名在ST社会中可能受到STR内部两种潜在因素的张力影响——ST-C(社群共享/关怀)与ST-A(威权/群体生存),由于COVID-19症状隐匿,ST-C的关怀成分可能缓解了污名化,导致STR对公众污名的影响在亚洲ST社会中减弱;而在WT社会中,污名化依赖抽象类别(如诊断标签),COVID-19诊断即可激活抗寄生虫防御机制,因此STR对公众污名的影响在澳大利亚白人中更强。研究还发现,不适于求助的感受是ST理性内部变异成分,而非ST与WT生态位间的差异。
在理论意义上,STWTR框架允许审视理性与生态位的匹配(如WT理性在WT社会功能最优)与不匹配(如STR在WT社会缺乏内部制衡,导致污名化机制僵化)。研究发现,WTR对公共卫生实践的影响在WT社会更强,暗示全球推行的现代公共卫生政策在非WT社会可能受本土ST文化削弱。反之,STR对个人护理行为的影响在所有社会中一致,因为自我是STR最亲近的他人。这些发现填补了非WEIRD(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世界中ST理性相关文化特质研究的空白。
研究结论部分明确指出:这项跨四个社会关于理性与疫情结果的研究获得了若干重要发现与启示。它证明了STWTR理论作为解释模型的启发价值,该模型将文化分解为理性、生态位和行为三个分析单元,使得审视任何社会中这些文化组件间的匹配或不匹配成为可能。STWTR为国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文化模型,可用于考察不同社会中的其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