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来自中国首批16个试点城市的证据

《Sustainable Futures》:How can “Zero Waste City” construction be achieved effectively? — Evidence from China’s first 16 pilot cit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8日 来源:Sustainable Futures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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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正面临激增的固体废物挑战,从而推动了“无废城市”倡议这一创新性探索。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有效实施背后多维驱动因素及区域复杂性。本研究针对这些缺口,以中国首批16个国家级试点城市为经验证据,系统考察影响“无废城市”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及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正面临激增的固体废物挑战,从而推动了“无废城市”倡议这一创新性探索。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有效实施背后多维驱动因素及区域复杂性。本研究针对这些缺口,以中国首批16个国家级试点城市为经验证据,系统考察影响“无废城市”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及其组态路径。研究采用熵权法和多目标决策分析,对无废建设成效进行定量评估,并将6个关键条件变量纳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框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在绩效表现上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这种差异由多种因素的多样化交互作用所驱动,而产业结构的作用相对边缘。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识别出4类不同的高成效实现路径,例如技术创新驱动型与政策整合驱动型路径,这为在全国范围推广无废战略提供了实践启示。本研究推进了对无废城市治理的理解,并为致力于可持续城市转型的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提供了坚实的循证指导。
该文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聚焦中国“无废城市”建设成效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背景在于,城市人口扩张与经济活动增长持续推高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给城市可持续性、公共健康与生态完整性带来显著压力。“无废城市”因此被提出,作为一种不仅减少填埋处置、而且重塑城市生产、消费与治理方式的综合性框架。尽管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进,但现实建设过程面临显著障碍,核心问题包括环境政策目标与经济发展优先序之间的张力、激励机制不足,以及对成功或失败情境依赖性驱动因素认识有限。现有文献多从单因素、技术维度或制度维度展开讨论,对于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之间复杂联动关系的解释仍不充分,尤其难以回应中国区域差异显著这一现实。因此,研究人员以中国首批16个国家级“无废城市”试点地区为对象,尝试回答两个关键问题:如何评价无废城市建设成效,以及影响建设成效的多因素联动机制究竟如何发挥作用。

在研究设计上,研究人员以技术—组织—环境(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为理论基础,并结合组态理论构建分析模型。技术维度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组织维度包括政府关注度与财政资源禀赋,环境维度包括产业结构与法治水平。研究人员认为,“无废城市”建设并非由单一变量决定,而是多种条件协同耦合的结果。围绕这一判断,文章从农业、工业与生活领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并据此对16个试点地区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借助组态分析识别多条高成效路径及其典型场景,从而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研究所采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可概括如下:第一,以中国首批16个“无废城市”试点地区为样本来源,结果变量为2022年建设成效,条件变量主要采用2020年均值,以考虑环境政策的滞后效应。第二,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结合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开展多目标决策分析,构建覆盖农业、工业和生活领域的成效评价体系。第三,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数字基础设施、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关注度、财政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法治水平6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与充分性组态分析,以识别高成效“无废城市”建设路径。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完成了成效评价。研究人员基于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绿色工厂建设企业数量、人均生活垃圾日产量以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等指标,对16个试点城市的“无废城市”建设成效进行了量化测度。结果显示,不同试点地区在农业、工业与生活领域表现存在明显差异,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区域异质性。文章据此指出,“无废城市”建设成效并不均衡,东部沿海与部分功能型新区通常表现较优,说明地区经济基础、治理能力与技术支撑条件之间存在深刻关联。

在“必要条件检验”部分,研究人员对6个条件变量进行了fsQCA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没有任何单一条件的一致性超过0.9,因此不存在可以单独决定高成效“无废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该结论说明,高水平建设成效无法归因于某一个孤立因素,而必须从多因素协同配置的角度理解其实现机制。这一发现也构成全文理论贡献之一,即突破了传统单因素决定论视角。

在“高成效组态路径”部分,文章基于中间解识别出6条实现高成效“无废城市”建设的组态路径,并将其概括为若干类型。其一是“政府主导型”路径,即在数字基础设施、财政资源与产业结构条件并不突出时,只要政府关注度较高,仍可形成较高建设成效。该路径说明,政府高度重视与快速响应在特定情境下可以发挥关键统筹作用。其二是“技术主导型”路径,核心条件为较高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即使财政资源、产业结构或政府关注度并非同时最优,仍可推动高成效建设。这一路径主要对应东部沿海城市,显示技术能力与创新资源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具有强驱动性。其三是“技术—法治型”路径,由数字基础设施、绿色技术创新与法治水平共同支撑,表明技术赋能只有在制度环境配套下才能更稳定地转化为治理成效。其四是“技术创新—组织型”路径,主要由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关注度与财政资源禀赋构成,说明组织动员与财政支持对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其五是“组织—环境型”路径,体现出政府关注、财政资源、产业结构和法治水平的联合支撑作用。其六是“技术—组织—法治型”路径,强调数字基础设施、绿色技术创新、财政支持、政府关注与法治建设之间的综合协同。

在“典型情景案例分析”部分,文章保留并展开了若干小标题下的典型案例。其一,“技术主导”驱动模式——深圳市。研究人员指出,深圳在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和绿色专利申请方面均位居样本前列,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提升固体废物管理与资源化利用效率。同时,深圳配套制定了多项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文件,覆盖绿色生活、市政污泥处理、危险废物管理和医疗废物处置等领域。通过对深圳案例的分析,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高水平技术创新环境与较完善制度体系相结合,可显著提升“无废城市”建设质量。其二,“技术—法治”驱动模式——中新天津生态城。研究显示,该地区实现建成区5G全覆盖,并在智慧城市应用、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专利申请方面表现突出。研究人员据此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与“无废城市”建设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关系,数字技术可提升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效率,而法治保障有助于规范企业与居民行为,增强政策落实程度。其三,“技术—组织—法治”驱动模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研究指出,该地区绿色专利申请、人均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并通过“园区+供应链+企业”模式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减量化与资源化,同时出台“零废弃园区”管理指标体系、危险废物管理实施细则等制度文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面向工业园区和特殊功能区,“技术研发—组织协调—法治保障”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示范意义。

讨论部分的核心在于,不同地区实现高成效“无废城市”建设并不存在唯一标准路径,而是呈现出显著的组态多样性与区域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更倾向于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创新形成技术驱动型路径;中西部地区则更依赖政府主导、政策响应和制度保障形成组织或政府驱动型路径。文章同时挑战了“产业结构是核心决定因素”的传统判断。必要条件检验显示,产业结构的一致性系数低于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创新,表明其作用更可能在技术与政策支持条件具备时才得到释放。换言之,产业结构优化并非“无废城市”建设成效的单独决定项,而是嵌入更复杂的协同机制之中。研究据此强调,未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时,不宜采用统一模板,而应根据地方技术基础、财政能力、治理关注度、法治环境和产业特征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以中国首批16个“无废城市”试点地区为基础,围绕城市固体废物治理困境与可持续城市转型需求,从理论建构、方法创新和实践指导三个层面作出系统性贡献。理论上,研究将TOE框架与组态理论耦合,构建了包含数字基础设施、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关注度、财政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法治水平6个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揭示“无废城市”建设成效取决于多种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的协同耦合,而非单一条件。方法上,研究整合熵权法、TOPSIS与fsQCA,既实现了对建设成效的客观量化评价,也识别出多条高效实现路径,为城市环境治理研究提供了可复用的方法框架。实践上,研究识别出适应不同区域禀赋的差异化治理模式:东部沿海城市适宜强化技术与创新驱动,中西部地区更需突出政府响应、财政支持与法治保障,特殊功能区则可依托技术—组织—法治协同模式推进建设。总体而言,研究为全国范围推广“无废城市”建设提供了循证依据,也为生态环境治理与城市可持续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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