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转型:乌干达家庭膳食可持续性的多维分析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From tradition to transition: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dietary sustainability in Ugand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8日 来源: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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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膳食正日益成为全球粮食系统研究的核心议题,但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采用新的可持续膳食指数(Sustainable Diet Index,SDI),从健康性、环境影响、文化适宜性和经济可负担性四个维度评估2005—2020年乌干达家

  
可持续膳食正日益成为全球粮食系统研究的核心议题,但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采用新的可持续膳食指数(Sustainable Diet Index,SDI),从健康性、环境影响、文化适宜性和经济可负担性四个维度评估2005—2020年乌干达家庭膳食可持续性的变化。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研究发现,家庭膳食多样性有所提高,这主要由植物性食物消费增加所驱动,而动物源性食品(animal-sourced foods,ASF)摄入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膳食健康性有所改善,但由于可负担性下降以及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s,UPFs)消费上升,整体膳食可持续性略有下降。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居住于城市的家庭,其膳食更加多样化,食品支出占比更低,但在超加工食品上的支出更高。这些发现表明,城市化与教育水平提升既能增强膳食可持续性,也会对其构成挑战。为推进乌干达可持续粮食系统建设,亟需制定促进营养、可负担且文化适宜食品可及性的政策,同时加强可持续饮食教育,并持续监测膳食转型过程。
该文发表于《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围绕乌干达家庭膳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可持续性转型展开系统分析。研究背景在于,全球营养不良问题呈现复杂化趋势:一方面,欠营养反弹使全球相关指标回落至接近2005年的水平;另一方面,超重、肥胖与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持续增加。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这种多重营养负担与快速城市化、收入变化、教育扩展及市场一体化同时发生,使家庭膳食结构处于持续转型之中。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如营养质量或食物可获得性,较少同时考察健康性、环境影响、经济可负担性和文化适宜性四个维度;并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文献主要使用横断面数据,难以揭示膳食可持续性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轨迹。因此,开展该研究的必要性在于: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从多维可持续框架出发,识别乌干达家庭膳食在2005—2020年间如何变化、出现了哪些权衡,以及社会人口学和空间因素如何影响这些变化。

研究人员以Burlingame and Dernini与FAO和WHO关于可持续膳食的界定为理论基础,将可持续膳食视为兼顾营养需求、环境压力、经济可行性与文化偏好的综合结果,并进一步将其操作化为可测量的可持续膳食指数(Sustainable Diet Index,SDI)。研究结论表明,乌干达家庭膳食在研究期内总体仍以植物性主食为主,膳食多样性有所改善,尤其体现在谷物、蔬菜和水果消费的增加;但整体膳食可持续性并未同步提升,反而出现轻微下降。其根本原因并非健康性恶化,而是经济可负担性走弱、超加工食品消费抬头,以及环境改进幅度有限。研究还显示,教育和城市化具有“双刃剑”效应:它们提高了膳食多样性,也伴随着对超加工食品支出的增加和传统消费模式的弱化。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低收入且主食基本自给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多维膳食可持续性评估范式,并为制定兼顾营养、文化与环境目标的食品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研究人员主要使用了以下几类关键技术方法:第一,利用乌干达国家家庭调查(Uganda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s)2005/2006、2009/2010、2015/2016和2019/2020四轮全国代表性重复横断面数据,分析样本为报告回忆期内非零食物消费的8992户家庭;第二,构建SDI,以食物种类评分(Food Variety Score,FVS)表征健康性,以家庭食物消费相关温室气体排放(greenhouse gas,GHG;以CO2e计)表征环境影响,以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表征经济可负担性,以超加工食品支出占比表征文化适宜性;第三,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不同年份指标变化,并使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GSEM)联合估计SDI及其各维度与社会人口学、地区和城乡变量之间的关联,以处理不同因变量分布和维度间误差相关问题。

在研究结果方面,论文主体可概括如下。

4.1.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研究首先描述了样本家庭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学特征。结果显示,随时间推移,男性户主家庭占比下降,户主受教育年限提高,说明样本所反映的人群教育水平总体上升。35岁及以下户主比例下降,作者指出这与后两轮调查具有面板结构、新增家庭较少有关。家庭规模和城市家庭占比在各轮调查间相对稳定。该部分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和Kruskal–Wallis检验说明样本结构在研究期间的变化特征,并为后续膳食可持续性分析提供社会背景。

4.2. Trends in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这一部分通过食物组消费比例与组内多样性分析,揭示乌干达家庭膳食结构演变。结果表明,2005—2019年间乌干达家庭膳食始终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约90%的家庭持续消费谷物、根茎与块茎、蔬菜和豆类等主食性或基础性食物。蔬菜是消费最广泛的食物组,其次为根茎块茎与大蕉、豆类和谷物。水果消费家庭比例由40%升至60%,油脂消费比例亦上升。相较之下,动物源性食品消费总体有限,任何调查年份中消费此类食品的家庭占比均未超过60%;其中肉类消费下降,鱼类消费显著增加,乳制品消费小幅上升。组内多样性结果进一步显示,多数食物组消费项目数随时间增加,但整体中位数仍低于各组最大可能项目数的一半,提示虽然多样性改善,但膳食内部丰富度仍然有限。该部分据此得出结论:乌干达膳食转型并未明显走向高动物源性食品模式,而是在传统植物性膳食基础上发生温和扩展。

4.3. Sustainable diet index and its dimensions
该部分是全文核心,系统报告SDI及各维度变化。首先,整体SDI由中位数13降至12,说明总体现实中的膳食可持续性出现轻微但显著下降。其次,健康性维度改善最为明确,FVS在研究期内上升约25%,而作为稳健性检验的家庭膳食多样性评分(Household Dietary Diversity Score,HDDS)也呈同向上升,支持健康性改善结论。再次,经济可负担性明显恶化,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由0.39升至0.50以上,且在后续年份维持高位,表明家庭为获得食物需要投入更高预算份额。文化适宜性方面,以UPFs支出占比衡量的指标总体保持较低且变化不大,但2019年略有上升,提示传统膳食仍占主导地位,不过向超加工食品转移的迹象已经出现。环境影响方面,家庭每周膳食相关CO2e排放在不同年份间有所波动,但到2019年接近初始水平,说明环境改善并不显著。分食物组看,肉类以及根茎、块茎和大蕉一直是主要排放来源;肉类排放下降与牛肉向禽肉和猪肉等较低排放肉类转移有关,而根茎、块茎和大蕉排放增加则与消费量上升有关。该部分说明,乌干达家庭膳食在健康维度上的收益被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不利变化部分抵消,构成可持续性综合得分下降的关键原因。

4.4. Gains and trade-offs in dietary sustainability
作者在该节集中讨论多维可持续性之间的协同与权衡。2005—2015年间,家庭膳食多样性提高、UPFs消费维持较低、CO2e排放下降,显示若干正向进展;但到2019年,这些改善出现停滞甚至减弱,尤其是食品支出持续增加,意味着获得更丰富膳食所需承担的经济压力上升。研究指出,更高的食物多样性虽然有助于提高SDI,但并不自动意味着营养质量和可持续性全面提升,因为多样化膳食中也可能纳入部分加工食品。尽管总体UPFs支出占比仍低,乌干达的膳食转型仍可被视为处于早期阶段:其特征不是传统膳食的急剧瓦解,而是在多样化、便利化与成本压力之间形成新的平衡与张力。

4.5.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ietary sustainability
该节利用GSEM分析影响SDI及其维度的因素。

4.5.1. Temporal trends in dietary sustainability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相比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9年的SDI均下降,进一步确认膳食可持续性的时间性减弱。与此同时,FVS持续升高,反映家庭能够接触并消费更多种类食物。食品支出占比在后续各年均更高,说明食物在家庭预算中的压力不断增加。UPFs支出在2019年呈现上升趋势,显示膳食转型后期逐步向加工化迈进。CO2e排放虽有轻度下降,但变化幅度不大,提示环境维度的改善有限。

4.5.2. Regional and urbanization
地区和城乡差异方面,东部地区家庭SDI略高于中部,北部和西部差异很小;城市居住与SDI小幅升高相关。更明显的差异体现在单个维度上:北部和西部家庭FVS较低,城市家庭FVS较高;东部和北部家庭食品支出占比更高,城市家庭则更低;城市家庭UPFs支出占比更高;膳食相关CO2e排放在东部和北部较低,在西部较高。研究据此指出,城市化提高了市场可及性和膳食多样性,但也扩大了对便利化和超加工食品的依赖,体现出现代食品环境对膳食可持续性的双向影响。

4.5.3.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在社会人口学特征上,男性户主家庭与更低的SDI和FVS、更高的食品支出及UPFs支出相关;受教育年限越长,SDI和膳食多样性越高,但UPFs支出也越高,同时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更低。教育还与更高的CO2e排放相关,说明教育提升促进膳食多样化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更高碳强度的消费。较大家庭规模与更高SDI相关,部分原因在于其食品支出和UPFs支出占比相对较低,可能反映规模经济和家庭自制饮食优势。年轻户主家庭FVS更高,同时更可能将较高比例支出用于食品和UPFs,说明代际差异可能推动对多样化和现代化食物环境的更高接受度。综合而言,乌干达家庭膳食变化并不是单一路径,而是在教育、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城乡与地区因素共同作用下呈现多路径转型。

讨论部分强调,乌干达膳食转型的核心特征是“多样化改善”与“可持续性压力上升”并存。研究人员指出,教育和城市化虽可提升膳食多样性和整体SDI,但同时促进UPFs消费增长并削弱传统饮食实践,因而并非单向有利因素。乌干达仍以植物性传统膳食为主,因此当前总体环境排放较低,但如果未来现代化继续推进、加工食品扩张而缺乏治理,膳食可持续性可能进一步受损。作者同时指出,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环境维度仅采用GHG排放衡量,未纳入土地利用、水足迹和生物多样性影响;文化适宜性仅以UPFs支出占比作为代理指标,不能完整反映食物来源、烹调实践和文化意义。不过,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长期数据并构建了多维分析框架,因此仍为理解乌干达膳食转型提供了较为稳健的证据。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提供了乌干达膳食可持续性的早期纵向评估之一,揭示了国家膳食在15年间的演变路径。尽管家庭膳食通过增加植物性食物消费而趋于多样化,但整体可持续性并未以相同速度改善。经济可负担性恶化,超加工食品消费上升,环境改善收益趋于停滞。这些复杂结果表明,乌干达膳食转型同时受到机遇与约束塑造。教育水平提升和城市化与更高膳食多样性及略高SDI相关,但也与对UPFs依赖增加及偏离传统消费模式相伴。若缺乏支持性的粮食系统治理和监管,持续城市化和教育扩展可能在改善膳食多样性的同时削弱膳食可持续性。乌干达的经验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更广泛趋势:快速城市增长、市场整合扩展以及对全球食物系统暴露增加,正以快于收入与基础设施适应速度的方式改变膳食。要提升此类情境中的膳食可持续性,不仅需要扩大多样化食物可及性,还需要缓解可负担性约束,并塑造促进营养且文化适宜膳食选择的食物环境。由于乌干达在主食生产上仍基本自给,因此其具备独特机会,在依托本地作物和传统食物系统的同时,应对膳食现代化与UPFs消费上升带来的新风险。强化可负担性、支持传统食物系统,并通过营养敏感型政策引导膳食变化,将是确保社会经济转型最终转化为膳食可持续性持续改善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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