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肠道微生物群失衡是慢性肾脏病炎症性衰老的关键驱动因素

《Cells》: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Is a Key Driver of Inflammaging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8日 来源:Cell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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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肠道微生物群及肠道失衡在促进慢性肾脏病(CKD)炎症性衰老中的作用已成为研究热点。在CKD中,门水平的若干改变已被较一致地报道,例如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丰度增加,以及厚壁菌门/拟杆菌门(Firmicutes/Bacteroidite

  
近年来,肠道微生物群及肠道失衡在促进慢性肾脏病(CKD)炎症性衰老中的作用已成为研究热点。在CKD中,门水平的若干改变已被较一致地报道,例如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丰度增加,以及厚壁菌门/拟杆菌门(Firmicutes/Bacteroidites,F/B)比值和糖分解菌群减少。其他机制还包括经由“肠漏”发生的微生物移位及其后的分子模拟、免疫失调〔调节性T细胞(T reg)与辅助性T细胞17(Th17)亚群失衡〕以及表观遗传学相互作用。代谢通路及细菌代谢产物的改变,如丁酸盐和其他短链脂肪酸(SCFA),似乎同样在调节CKD进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基于微生物群的治疗显示出良好前景,包括饮食、益生元、益生菌、合生元、后生元及粪菌群移植(FMT)。对微生物群进行调节,或可纠正F/B比值异常及T reg/Th17失衡等关键改变,从而减轻炎症性衰老,并可能降低CKD及心血管疾病的进展。尽管目前仍存在局限性,肠道微生物群正逐渐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环境因素,可用于干预导致CKD炎症性衰老的关键机制。
1. Introduction

本文综述聚焦慢性肾脏病(CKD)中的炎症性衰老现象,即一种与衰老相关的慢性低度炎症状态。文章指出,CKD在全球成人中患病率较高,并且与发病率、死亡率升高密切相关。炎症性衰老不仅推动血管钙化和心血管风险升高,还与肌少症、骨质疏松及认知下降等脆弱性表现密切相关。其病因机制具有多因素特征,涉及免疫衰老、线粒体功能障碍、持续性细菌抗原暴露及先天免疫系统慢性激活。作者强调,肠道微生物群失衡可能通过削弱肠道对炎症刺激的屏障作用而放大这一过程,因此调控肠道微生物群有望成为减轻CKD炎症性衰老及相关心血管风险的新策略。

2.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Immunological Role of Gut Microbiota

本节概述肠道微生物群的生理和免疫学功能。肠道微生物群不仅参与脂质与葡萄糖代谢调节,还通过与心脏、肾脏、肌肉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影响全身稳态。其免疫学核心作用在于维持对共生菌来源抗原的免疫耐受,避免炎症性肠病及系统性自身免疫病等慢性炎症状态的发生。该过程依赖肠相关淋巴组织(GALT)对共生菌抗原的持续感知,并诱导抗炎性CD4+ T细胞反应,尤其是Foxp3+调节性T细胞(Foxp3+ Tregs)和1型调节性T细胞(Tr1),二者可促进白细胞介素-10(IL-10)释放。文章还提到,3组先天淋巴样细胞(ILC3s)内在的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信号参与稳态下微生物群特异性Tregs的诱导,但在肠道炎症状态下,STING过度激活会导致组织保护性ILC3死亡。与此同时,Th17细胞在肠道环境中亦可获得一定抗炎特征。上述免疫耐受过程受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拟杆菌属(Bacteroides)等特定菌属以及微生物结构组分和代谢产物调控,并通过肠上皮细胞、树突状细胞(DCs)和巨噬细胞促进抗炎介质分泌。一旦这些信号失衡,即可导致慢性低度炎症和炎症性衰老。作者同时指出,多种环境因素可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其中维生素D在维持肠屏障完整性、调节微生物多样性和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

3. Dysbiosis and Gut–Kidney Axi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3.1. Causes of Dysbiosis in CKD

本小节分析CKD中肠道微生物群失衡的成因。CKD患者常伴随多种促失衡因素,包括可能的肠缺血、因限制高钾果蔬摄入导致的低纤维饮食和便秘、代谢性酸中毒、磷结合剂和钾结合剂及铁剂的使用,以及尿毒症毒素潴留和循环尿素升高。尿素在肠腔内浓度升高后可促进产脲酶细菌扩增,继而增加氨生成、升高肠腔pH,并推动“肠漏”形成与菌群失衡恶化。高蛋白饮食和尿毒症环境还可促进蛋白发酵菌过度生长,产生硫酸吲哚酚(IS)、对甲酚硫酸酯(p-CS)和氨等有毒代谢产物。代谢组学研究进一步表明,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体内产脲酶、产尿酸酶以及形成吲哚、对甲酚相关酶的细菌家族增加,而产丁酸相关酶的细菌减少,整体代谢模式向蛋白分解方向偏移。

3.2. Metabolic Consequences of Dysbiosis in CKD: Accumulation of Gut-Derived Uremic Toxins and Depletion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s

本小节阐述失衡所致的代谢后果。肠道微生物群失衡可促进多种肠源性尿毒症毒素(GDUT)生成,包括蛋白结合性尿毒症毒素(PBUT),如IS、p-CS和吲哚乙酸(IAA),以及水溶性毒素,如氧化三甲胺(TMAO)和苯乙酰谷氨酰胺(PAG)。这些毒素与心血管风险升高及CKD进展密切相关,并可介导内皮功能障碍、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文章分别概述了主要毒素的临床意义:IS与内皮损伤、心力衰竭发生及感染风险相关;p-CS与全因死亡、心血管事件、主动脉僵硬度及血管钙化相关;IAA与血栓风险、心血管及全因死亡、心肌肥厚和氧化应激相关;TMAO可促进炎症、泡沫细胞形成、动脉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高反应性,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驱动因素;PAG则可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促进血栓形成和动脉粥样硬化。另一方面,CKD患者循环短链脂肪酸(SCFA)水平降低,尤其在血液透析患者中更为明显。SCFA如丁酸盐、乙酸盐和丙酸盐具有维持肠屏障、调节血压及糖脂代谢、促进Foxp3+ Tregs扩增、减轻全身及肾脏炎症、减少间质纤维化并保护肾小球屏障完整性的作用。因此,产SCFA菌群减少可能加重炎症并推动CKD进展。

4. The Link Between Dysbiosis and Inflammaging in CKD

本节集中讨论菌群失衡与CKD炎症性衰老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肠道失衡通过蛋白结合性尿毒症毒素生成、对一氧化氮(NO)及SCFA可利用性的调节,显著增加CKD患者的心血管风险。这些毒素具有促氧化、促细胞衰老、促炎和促纤维化效应,可引发系统性及肾脏炎症,加速肾纤维化和CKD进展,并形成恶性循环:肾功能恶化使尿毒症毒素蓄积进一步加重,继而进一步恶化肠道失衡和肠漏综合征。文章指出,内毒素血症、免疫激活、氧化应激和DNA损伤是失衡连接炎症性衰老的主要机制。该慢性低度炎症状态表现为先天免疫系统下调、促炎细胞因子〔如IL-6、IL-1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上调以及核因子-κB(NF-κB)通路激活。干扰素-γ(IFNγ)异常也可能通过加重黏膜屏障损伤并推动免疫系统向Th1反应偏移而参与其中。不同组织中衰老细胞蓄积可通过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维持这一炎症状态。作者进一步强调,肠道失衡诱导的氧化应激与线粒体DNA(mtDNA)损伤密切相关,后者可破坏线粒体呼吸链并促进线粒体活性氧(mtROS)释放,从而加剧细胞衰老和炎症性衰老。此外,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相互作用等表观遗传机制也参与线粒体质量控制调节,而SCFA减少可能削弱这种调控,导致纤维化相关基因过表达,促进慢性肾损伤及肾脏加速衰老。

4.1.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ssociated with Dysbiosis and Inflammaging in CKD

4.1.1. Cardiovascular Manifestations

本小节总结菌群失衡和炎症性衰老相关的心血管表现。肠道微生物群代谢物可影响CKD的非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如慢性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尿毒症性血管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血管钙化,而肠道失衡与维生素K产生菌减少、维生素K不足、氧化应激和炎症加剧相关,进而推动血管钙化进展。肠道微生物群还通过脑-肠-肾轴影响动脉高血压形成,高盐饮食可促进Th17细胞扩增并强化相关炎症机制。实验模型中,TMAO和IS与脑微出血存在相关性。作者还指出,菌群失衡可能在CKD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因果链中发挥中介作用。对于心脏方面,IS与CKD相关心力衰竭有关,其机制涉及心肌线粒体功能破坏和心肌细胞凋亡;而机会致病菌,尤其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扩增,则可能通过诱导产生IFNγ的CD4+ T细胞浸润心脏,参与尿毒症性心肌病发生。

4.1.2. Sarcopenia

文章指出,肌少症是CKD另一重要临床表现,其病因具有多因素性,主要包括尿毒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以及由肠道微生物群失衡驱动的慢性低度全身炎症。由此可见,菌群失衡不仅影响代谢和免疫,也可能通过炎症通路参与肌肉质量与功能下降。

4.1.3. Malnutrition

本小节强调肠道微生物群对营养状态维持的重要性。在血液透析患者中,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及青春双歧杆菌(B. adolescentis)、两歧双歧杆菌(B. bifidum)缺乏与营养风险增高相关。其水平与IL-6和TNFα呈负相关,提示菌群通过调节慢性炎症可能影响营养不良的发生。

5. Mod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 in CKD

本节系统总结CKD中肠道微生物群调控策略,包括饮食干预、各类生物制剂和粪菌群移植(FMT),总体目标在于纠正失衡、增强肠屏障、降低尿毒症毒素负荷,并减轻炎症性衰老及相关心血管和肾脏结局风险。

5.1. Diet

饮食干预是调控CKD炎症性衰老的重要手段。低蛋白饮食在部分研究中可降低p-CS生成,但其对IS、p-CS水平及肾功能的影响尚不一致,提示其临床价值仍需更多人群研究证实。植物性饮食因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被认为有助于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改善代谢健康并可能降低心血管风险。植物化学物具有抗炎和抗氧化特性,可影响NF-κ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等炎症性衰老相关信号通路。长期植物性饮食可降低p-CS和IS生成,并与更高胰岛素敏感性及更低IL-6、C反应蛋白水平相关。地中海饮食因减少尿毒症毒素前体摄入并促进糖分解菌群增殖,也与较低p-CS浓度相关。与西方饮食促进蛋白分解菌生长不同,地中海饮食更有利于减缓心肾衰老。发酵食品如开菲尔、泡菜和酸奶也可能有助于减轻炎症性衰老,并与蛋白尿发生风险降低及CKD风险下降相关。

5.2. Biotics

本部分介绍益生元、益生菌、合生元与后生元在CKD中的应用。益生元为不可消化食物成分,可促进有益菌扩增并增加SCFA生成。菊粉、低聚果糖(FOS)、低聚半乳糖(GOS)、抗性淀粉(RS)等可促进双歧杆菌和乳杆菌增殖,限制蛋白分解菌,改善炎症、代谢和部分尿毒症指标。益生菌干预在一些研究中改善了炎症参数、氧化应激、铁代谢、脂代谢和营养状态,尽管对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的直接改善并不一致。部分特定菌株如Lactobacillus casei Zhang和Lacticaseibacillus rhamnosus L34显示出降低肠源性尿毒症毒素、提高SCFA和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水平、减轻肾损伤和炎症的潜力。合生元通过联合益生元与益生菌增强定植和活性,在部分研究中可降低p-CS、IS和尿素,并增加粪便丁酸含量。后生元则指失活微生物及其组分制剂,具有稳定性高、安全性较好等优势,其潜在机制包括调节宿主微生物群、增强肠上皮屏障和调节免疫代谢反应。现有前临床证据提示后生元可能减少肾脏氧化应激和肠肾炎症。总体而言,尽管多项荟萃分析提示生物制剂可能降低IS和p-CS并减轻炎症及氧化应激,但由于研究设计异质性较大,结论仍不充分。

5.3.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FMT被视为一种具有前景的新型策略,当前证据主要来自动物模型。健康供体FMT可减轻糖尿病肾病(DKD)动物的白蛋白尿、肾小球损伤和胰岛素抵抗,并改善炎症与代谢表型。人体研究仍较有限,但现有随机对照研究显示,FMT可能延缓CKD进展并稳定肾功能,同时不良反应主要为轻度胃肠道症状。对于IgA肾病(IgAN)等难治性肾小球疾病,小样本研究也提示FMT可逆转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及组成异常。

6. Current Limit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作者指出,目前关于肠-肾轴的认识仍受限于研究时间短、样本量小、干预类型和剂量不统一、机制不清等问题。因此,不同生物制剂在改善硬终点如肾功能、蛋白尿、CKD进展和心血管事件方面的真实作用尚难下定论。未来研究应借助多组学、定量微生物谱分析、宏基因组学及体外模拟系统,识别高反应人群和关键代谢通路,从而实现个体化、靶向性的微生物群调节。文章特别提到针对不产生尿毒症毒素的特定菌株设计多组分生物制剂的前景,以及对特定有害菌与有益菌的精确靶向可能提高治疗效果。除细菌外,将真菌、古菌和病毒纳入研究也有助于更全面理解肠-肾轴。

7. Conclusions

结论部分指出,肠道微生物群失衡已被日益公认为CKD慢性炎症和炎症性衰老的关键驱动因素,并与心血管疾病、肌少症和营养不良等主要CKD相关表现相联系。不同类型的生物制剂及FMT在降低肠源性尿毒症毒素方面显示出积极信号,提示其可能有助于改善慢性炎症、心血管风险和CKD进展。未来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更有效地利用肠道菌群及其代谢通路,并探索饮食与不同生物制剂之间的协同效应,从而为CKD管理提供新的干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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