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and Trade-Offs of Ecosystem Services Under Multidimensional Urba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编辑推荐:
城市扩张重塑了土地利用(land-use)格局,改变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然而,对于发展不均衡的城市群,相关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以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为研究区域,探讨了2000—2020年多维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研究采用
城市扩张重塑了土地利用(land-use)格局,改变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然而,对于发展不均衡的城市群,相关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以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为研究区域,探讨了2000—2020年多维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研究采用CASA模型和InVEST模型,对3类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量化,即净初级生产力(NPP)、产水量(WY)和土壤保持(SC)。采用双变量Moran’s I分析空间关联及局部异质性。结果表明,区域城镇化呈现以郑州为中心的单中心格局,GDP密度快速增长,城市用地显著扩张。生态系统服务对城镇化的响应表现出分异趋势,其中NPP略有增加,而WY和SC下降。NPP与SC表现出协同效应,而WY与二者均呈权衡关系。由于区域发展不均衡,城镇化指标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关系。本研究为快速增长与生态约束并存的发展中城市群的生态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与可持续空间治理提供了证据支持。
该研究发表于《Sustainability》,聚焦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在2000—2020年间多维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s)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回应了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成熟城市群,而对发展不均衡、核心—边缘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城市群关注不足的问题。随着全球城镇化加速,城市群成为承载人口集聚、经济重组和土地利用转型的关键空间单元,但快速扩张通常伴随不透水面增加、生态空间压缩、生境退化及生态功能下降。研究区域以郑州为核心,具有显著的“强核弱边缘”特征,核心城市扩张迅速,而外围城市发展相对缓慢,这种不均衡格局使其成为检验多维城镇化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格局的典型案例。研究人员据此从人口、经济和土地3个维度综合刻画城镇化水平,分析净初级生产力(NPP,植被固定有机物能力)、产水量(WY,水文产流表征)和土壤保持(SC,土壤侵蚀控制能力)的变化、热点分布、权衡与协同关系,以及与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联,旨在为发展中城市群的生态治理与可持续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以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14个城市为对象,整合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人口密度(POPD)、GDP密度(GDPD)、GIMMS NDVI、MODIS MOD13Q1、34个气象站气温—降水—日照资料等多源数据,在1 km × 1 km尺度上构建综合城镇化指数(CUI)。NPP采用CASA光能利用率模型估算,WY和SC分别采用InVEST 3.14.2中的产水模型与SDR模型评估;同时利用Getis–Ord Gi
*识别生态系统服务冷热点,并采用Pearson相关和双变量Moran’s I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以及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全局与局部空间关系。
在结果部分,论文首先给出了“3.1.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Process”的分析。研究显示,2000—2020年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城镇化显著增强,郑州在土地、人口和经济3个维度上均表现出最高强度,整体形成以郑州为主核心、其他城市为次级核心的空间格局。城市扩张指标UE由1.57%升至3.53%,人口密度整体由644人/km
2增至669人/km
2,GDP密度则大幅增长。综合城镇化指数(CUI)表明,高值区主要集聚于各城市城区,并由中心向外围递减,郑州高值区在2020年进一步向西和东北扩展,反映出明显的单中心集聚和区域不均衡发展特征。
在“3.2. Spatiotemporal Changes in ES”中,研究表明3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NPP在研究区均值上由537.02 gC·m
?2·a
?1增至556.25 gC·m
?2·a
?1,总体略有上升,但郑州、开封、洛阳和焦作等城镇化较快区域出现下降,低值区主要分布于城市中心和城际过渡带,高值区则集中于晋城、洛阳南部等山地植被密集区。WY在2000—2020年持续下降,平均等效水深由356 mm降至249.11 mm,总产水量由3.61 × 10
10 m
3降至2.53 × 10
10 m
3,低值区多位于北部和西南部山地,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南部、东南部平原以及城市区域。SC同样整体下降,均值由1.29 × 10
4 t/km
2降至6.11 × 10
3 t/km
2,高值区主要位于晋城北部和洛阳南部山地,低值区则集中于城市与耕地平原。该部分说明,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对城镇化与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方向存在明显差异。
在“3.3. Hot Spot Distribution of ESs”中,研究利用热点分析识别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供给区。NPP热点主要分布于西北和西南山地区域,冷点则集中在郑州、许昌、平顶山等快速城镇化地区,2000—2020年间其总体格局变化较小,但东南部热点略有扩展。WY热点主要位于漯河、周口、亳州等东部城市,冷点集中于西北、西南山地以及郑州、开封部分地区,且其热点与冷点面积在研究期内均明显减少。SC热点主要位于晋城北部及洛阳西南山地,并在西北、西南及中部山地区域略有扩展。结果表明,山地是NPP和SC热点的主要承载区,而WY热点则明显偏向东部平原区域。
在“3.4. Trade-Off and Synergy Analysis Among ESs”中,研究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结构。NPP与SC呈正相关,表现为协同关系;NPP与WY、WY与SC均呈负相关,表现为权衡关系。从2000到2020年,NPP—SC的全局Moran’s I显著增强,说明二者空间协同加深;NPP—WY的权衡则有所减弱,其权衡区面积由44.51%降至27.48%;WY—SC的权衡增强,权衡区面积由27.48%增至33.15%。局部空间上,NPP—SC的协同主要分布于植被条件较好区域,而东部部分地区,尤其是商丘和亳州,出现由低—低协同向高—低权衡的转变。该部分说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与动态变化特征。
在“3.5. Spatial Interac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ES”中,研究重点分析了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联系。区域尺度上,POPD、GDPD、UE和CUI与NPP、SC总体呈负向空间关联,而与模型模拟的WY总体呈正向空间关联,且这种关系整体随时间增强。2000年,NPP与GDPD的权衡最强;到2020年,NPP与UE的负相关最强,表明土地城镇化对植被生产力的抑制更为突出。城市间存在明显分异:郑州中NPP—CUI权衡略有减弱,但WY—CUI和SC—CUI的正向关联增强;焦作中NPP—CUI权衡显著加剧;亳州中WY与CUI由弱正相关转为负相关,SC与CUI的协同明显减弱。局部空间格局进一步显示,水量与城镇化的低—高、低—低和高—高聚类在不同区域并存,SC与城镇化则在中东部广泛呈现低—低协同,而郑州东部、许昌和漯河等地表现出高—低权衡。该结果证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城市类型下,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不一致。
在讨论部分,论文首先将研究发现与既有成果进行比较,指出本研究关于城镇化—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存在空间异质性的结论,与既有针对不同城市群和不同尺度的研究结果一致。论文认为,建设用地扩张伴随耕地、林地等生态空间向建设用地转化,是NPP和SC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成熟城市群的研究结论相呼应。与此同时,中原城市群核心区由于仍处于“强核弱边缘”发展阶段,郑州快速扩张而外围城市保留较多农业和生态用地,因此不同城市中生态系统服务对城镇化的响应并不统一,这是该研究相较成熟多中心城市群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于机制解释,论文强调NPP与SC之所以表现为协同,是因为二者共同受植被覆盖、地形条件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影响;而WY与二者的差异性响应,则与高植被覆盖地区蒸散较强、径流生成较低的水文过程有关。
讨论部分还提出了对城市群规划的启示。研究认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应从外延扩张导向转向差异化空间治理,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之中。在郑州等快速城镇化核心区,应优先控制低效外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保护剩余生态空间,同时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和城市生态修复。在NPP和SC热点稳定的山地区域,应实施更严格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廊道维护,将其视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东部和东南部平原地区,则需统筹考虑高WY格局背后的径流调控、植被恢复和土壤保持需求,协调农田保护、排水调节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此外,鉴于区域核心—边缘失衡明显,跨城市生态补偿、协同土地管控和联合生态系统服务监测也被认为是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向。
关于局限性,研究明确指出仅选取了NPP、WY和SC 3类生态系统服务,尚不能覆盖生境质量、碳储量、生物多样性维持、局地气候调节和文化服务等更广泛维度。模型估算仍存在不确定性,尽管NPP结果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WY和SC的下降趋势也与河南省及黄河流域相关研究相符,但由于缺乏长期连续野外观测数据,3项指标未能直接用实测数据验证。此外,研究仅采用2000、2010和2020三个时间截面,未来可借助年度或更高频数据识别非线性变化、滞后效应和阈值响应,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情景模拟和土地利用优化方法,进一步揭示土地利用变化、气候波动和政策干预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共同作用机制。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评估了2000—2020年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NPP、WY和SC之间的时空权衡关系及其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其一,研究区域经历了显著城镇化,表现为以郑州为中心的多核心格局、大规模城市扩张和快速经济增长。其二,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分异变化趋势,NPP略有上升,而WY和SC下降;这些变化主要与土地利用变化、城市扩张和气候变率有关,生态修复与环境政策可能部分抵消了植被相关服务的潜在下降。其三,空间异质性显著,NPP与SC呈协同关系,而WY与二者呈权衡关系;热点分布总体较稳定,但局部变化受到土地利用和气候影响。其四,城镇化总体上与NPP和SC呈负相关,而在部分地区与模型模拟的WY呈正向空间关联,这可能反映了城市扩张背景下地表水文响应的变化;上述相互作用在不同城市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差异,并与土地利用变化及自然景观结构改变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该论文围绕发展中单中心城市群的现实情境,系统揭示了多维城镇化背景下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分异、权衡协同关系及其空间异质性响应。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将人口、经济和土地3个维度综合纳入城镇化测度框架,突破了既有研究过度聚焦单一土地利用变化视角的局限;其实践意义则在于为中原城市群乃至其他快速增长且生态约束突出的发展中城市群提供了生态保护分区、空间治理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