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资本如何驱动可持续创新?——来自中国内部控制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证据

《Sustainability》:How Does Patient Capital Driv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Internal Control and Climate Policy Uncertainty for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8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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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创新构成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石,然而,耐心资本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创新的内在机制仍缺乏充分研究。基于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研究采用两个代理变量对耐心资本进行操作化测度:关系型债务与稳定机构持股。研究人员系统考察了耐心资本对可持续创新的

  
可持续创新构成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石,然而,耐心资本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创新的内在机制仍缺乏充分研究。基于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研究采用两个代理变量对耐心资本进行操作化测度:关系型债务与稳定机构持股。研究人员系统考察了耐心资本对可持续创新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路径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两类耐心资本均对可持续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内部控制质量在这一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强化了耐心资本对可持续创新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地,研究人员从两个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企业内生异质性与外部环境异质性。从企业内在属性看,耐心资本的创新促进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生命周期阶段和总资产规模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外部环境看,所观察到的正向影响会随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区域市场化程度不同而显著变化。这些发现拓展了关于长期资本与可持续创新的既有文献,并为企业管理者、机构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启示。
论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聚焦“耐心资本—内部控制—可持续创新”这一分析链条,讨论在中国制度情境下,长期稳定资本如何支持企业持续性研发投入与技术迭代。研究背景在于,可持续创新已成为企业形成长期竞争优势、支撑高质量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关键,但这类创新具有高风险、长周期、投资不可逆和回报滞后的特征,常常受到短期绩效考核、融资约束和管理层短视主义的抑制。传统依赖短期资本和一次性技术突破的创新模式,难以维持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正是在这一现实问题下,论文提出:与追逐短期收益的资本不同,耐心资本因持有期限长、资本供给稳、更加关注企业内在长期价值,可能成为缓解创新连续性困境的重要资源。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制度背景赋予该议题特殊意义。相较于以市场主导型ESG为特征的部分发达经济体,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更强调产业升级、共同富裕与低碳转型的协同推进,并依托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中长期产业政策培育耐心资本。这种制度环境使关系型债务与稳定机构持股成为观察耐心资本作用机制的重要切口。论文据此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耐心资本是否显著促进企业可持续创新;内部控制质量是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调节这一影响机制。研究结论表明,耐心资本确实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创新水平,内部控制质量构成部分中介机制,而较高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增强耐心资本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将长期资本研究从一般绩效拓展到创新持续性层面,也揭示了内部治理与外部政策环境共同塑造长期创新激励的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使用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样本来源于企业年报、CSMAR与CNRDS数据库,并剔除金融、房地产、ST/*ST及关键变量缺失样本;连续变量经1%缩尾处理。实证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检验基准效应,使用Baron–Kenny三步法检验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作用,利用层级回归与交互项模型检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CPU)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通过替换因变量、剔除疫情年份、安慰剂检验及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在主体内容上,论文首先提出并论证了“2.1. Patient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Innovation”。该部分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与行为代理理论,说明耐心资本之所以能够促进可持续创新,是因为其长期导向能够缓解两类核心障碍:一是融资约束,二是管理层短视。文章将耐心资本区分为稳定机构持股和关系型长期信贷两种形式,强调二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长期资本,也不同于强调快速退出的风险资本。关系型债务主要通过稳定融资供给、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和持续债权监督来维持长期研发投入;稳定机构持股则更多通过股权治理、抑制管理层逐利短视和支持长期战略决策来发挥作用。由此提出假设H1:耐心资本对企业可持续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接着,在“2.2. Patient Capital, Internal Control, and Sustainable Innovation”中,文章引入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中介变量。作者基于代理理论指出,内部控制不仅是风险管理、资源配置、信息披露与经营监督的综合治理体系,还与外部审计共同构成内外协同治理框架。耐心资本持有者由于更加关注企业长期经营稳定与持续价值增长,因此更有动力推动企业完善风险评估、预算约束和投资决策程序,约束高管及控股股东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与此同时,高质量内部控制又可以通过规范研发预算审批、抑制无效投资和过度金融化、提升信息透明度、缓解外部融资中的逆向选择风险等途径,为持续创新提供稳定制度保障。由此提出假设H2:内部控制在耐心资本促进可持续创新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随后,在“2.3. Patient Capital, Climat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Sustainable Innovation”部分,论文讨论外部政策环境的边界条件。作者区分一般政策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出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是一种能够重塑企业创新决策的独特情境因素。当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短期投机资本更可能撤离,高风险长周期创新项目也更难获得一般信贷支持,企业融资约束与管理层规避风险倾向会随之加剧。此时,耐心资本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和治理监督优势反而更具边际价值,能够对冲政策波动带来的资金摩擦,并抑制管理层因短期业绩压力而削减研发。由此提出假设H3: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耐心资本与可持续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在高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下,耐心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强。

在“3. Model Specification, Variables, and Data Description”中,论文系统说明数据、模型与变量构建。研究样本为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共获得16,029个有效公司—年份观测值。因变量方面,作者依据可持续创新投入与产出构建指标,基准回归以可持续创新投入指数(SII)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中改用可持续创新产出(SIO)。核心解释变量方面,关系型债务(Rdebt)被定义为长期负债占总负债比重,稳定机构持股(Invest)则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过去三年持股波动的关系加以刻画。中介变量为内部控制质量(IC),采用中国上市公司DIB内部控制指数;调节变量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CPU),基于中国六家权威媒体文本构建省级指数。模型上,作者分别建立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并控制企业层面变量、企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

在“4. Empirical Analysis”的“4.1. Descriptive Statistics”中,作者通过描述性统计表明,主要变量具备合理波动与足够离散性,支持后续回归分析。“4.2. Baseline Regression”给出核心实证结果:无论是稳定机构持股还是关系型债务,其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两类耐心资本都能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创新。文中进一步比较发现,关系型债务对可持续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与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密切相关。银行长期合作关系能够实现更及时的信息获取与持续监督,也更能承受长期创新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创新融资连续性方面作用更直接。

在“4.3. Robustness Tests”中,作者通过多种方式验证结论稳健。其一,“4.3.1. Replacement of Dependent Variable”将因变量替换为可持续创新产出(SIO),结果保持一致;其二,“4.3.2. Eliminate Outlier Years”剔除2020—2022年疫情高峰期样本后,耐心资本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其三,“4.3.3. Placebo Test”基于500次随机抽样进行安慰剂检验,发现虚拟解释变量的系数集中于零附近,而真实系数处于分布尾部,说明结果并非随机噪声所致;其四,“4.3.4. Endogeneity Test”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使用同区域—同行业其他企业平均耐心资本水平及核心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F统计量较强,第二阶段结果仍保持显著正向,支持耐心资本对可持续创新的因果促进效应。

“5. Mechanism Tes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nal Control”专门检验内部控制的中介机制。三步回归结果表明,无论解释变量是稳定机构持股还是关系型债务,耐心资本不仅显著提升可持续创新,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当同时纳入内部控制质量后,耐心资本系数仍显著但有所减弱,内部控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文章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关系型债务对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强于稳定机构持股,因为商业银行出于长期授信风险控制需要,会更严格地监督企业运营与内部控制执行,这一治理传导链条更为直接。

“6. Moderating Effect Te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limate Policy Uncertainty”则显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关系型债务、稳定机构持股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CPU会增强耐心资本对可持续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在政策波动加大时,耐心资本的资金稳定性与长期治理功能更加重要。论文据此认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不是单纯抑制创新的外生压力,也会通过提高长期资本的相对价值,强化其创新促进效应。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与“8. Further Analysis”进一步刻画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在“7.1. Heterogeneity of Property Rights”中,耐心资本对国有企业(SOEs)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更易获得长期低成本关系型信贷,且承担更多长周期核心技术研发任务。“7.2. Heterogeneity of Firm Size”显示,稳定机构持股对小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强,而关系型债务对大、小企业均具有稳定正向作用,反映小企业在权益型长期资本支持下可更明显缓解融资约束。

在“8.1. Heterogeneity of Life Circle”中,生命周期分析表明:关系型债务主要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显著,而稳定机构持股更有利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该结果说明,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创新风险、现金流与融资需求存在差异,两类耐心资本的适配性并不相同。在“8.2. Heterogeneity of Industrial Factor Intensity”中,关系型债务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显著,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不显著;稳定机构持股在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显著,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不显著,说明耐心资本的作用会受行业创新模式与要素投入结构影响。“8.3. Heterogeneity of Regulated Industries”表明,在竞争性行业中,两类耐心资本均能促进可持续创新;在规制性行业中,关系型债务仍显著,而稳定机构持股不显著,这与行政主导下企业创新议程更多由政策规定有关。“8.4. Heterogeneity of Region-Based Marketization Levels”显示,在低市场化地区,关系型债务作用更强;在高市场化地区,稳定机构持股作用更强,反映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关系融资在不同区域制度环境中的替代与互补关系。

论文讨论部分的核心在于:耐心资本并非仅仅通过“投入更多资金”来促进创新,而是通过“长期资金供给+内部治理优化+政策不确定情境下的风险对冲”形成综合作用。研究通过将股权型耐心资本与债务型耐心资本纳入统一框架,补充了关于长期资本经济后果、创新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交叉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双碳政策导向和区域制度差异共同塑造了耐心资本的边际作用与适用边界。论文也指出,未来研究仍可进一步扩展耐心资本的测度口径,纳入政府绿色引导基金、家族持股等形式,并探索管理者激励、绿色资源配置等其他中介机制,以及细分气候政策工具的差异化调节效应。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基于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证实,稳定机构持股与关系型债务两类耐心资本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可持续创新;内部控制质量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强化耐心资本对可持续创新的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一作用会因企业所有制、规模、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行业规制程度及区域市场化水平不同而发生显著变化。整体而言,研究拓展了耐心资本与可持续创新领域的理论边界,也为企业融资结构优化、长期资本配置和差异化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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