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Public Health》: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on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uptake: a quant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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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仍然是公共卫生的基石;然而,疫苗犹豫持续对全球免疫工作构成挑战。COVID-19大流行影响了公众对卫生保健系统的信任,并可能影响对常规疫苗接种的态度,包括以色列的流感疫苗接种。
理论:本研究以疫苗犹豫、健康信念、对卫生保健系统的信任以
引言: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仍然是公共卫生的基石;然而,疫苗犹豫持续对全球免疫工作构成挑战。COVID-19大流行影响了公众对卫生保健系统的信任,并可能影响对常规疫苗接种的态度,包括以色列的流感疫苗接种。
理论:本研究以疫苗犹豫、健康信念、对卫生保健系统的信任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预防性健康行为影响的相关概念为指导。该框架强调对疫苗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感知、对卫生主管部门的信任,以及出于个人与集体保护的接种动机。
方法:研究人员在以色列224名成年人中采用便利抽样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参与者具有多样化的人口统计学背景。研究通过结构式问卷考察了与流感疫苗接种相关的障碍因素与促进因素,以及COVID-19感染史、COVID-19疫苗接种史与接受季节性流感疫苗意愿之间的关联。
结果:疫苗犹豫与对流感疫苗接种兴趣较低、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信心有限,以及疫情后对卫生主管部门信任下降相关。促进接种的因素包括保护家庭和社会、关注个人健康,以及获得卫生部的相关解释。与曾感染COVID-19但未接种疫苗的参与者相比,接种过COVID-19疫苗的参与者表现出显著更高的流感疫苗接种意愿(Tukey HSD:p = 0.0011,p = 0.0089)。
讨论:后疫情时期对流感疫苗接种的态度似乎受到信任、健康信念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塑造。研究结果支持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干预和透明化沟通策略。护士可能在提高疫苗接受度和接种率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该文发表于《Cogent Public Health》,聚焦COVID-19大流行之后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背景在于,流感作为冬季高发的病毒性疾病,可导致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流感疫苗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之一。但即便已有充分证据支持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许多发达国家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率仍不理想。与此同时,COVID-19大流行不仅重塑了公众对疫苗的认知,也深刻影响了对卫生保健体系、公共卫生机构及健康建议的信任。研究人员因此提出,有必要在后疫情阶段重新审视公众对流感疫苗的态度,尤其是COVID-19感染经历与疫苗接种经历是否会改变个体接受流感疫苗的意愿。
从理论层面看,该研究建立在疫苗犹豫、健康信念模型(HBM,指个体基于易感性、严重性、获益与障碍感知而采取健康行为的理论框架)以及计划行为理论(TPB,强调社会影响与规范性建议对行为意向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上。既往研究提示,疫苗安全性担忧、宗教或哲学信念、错误信息传播、疫情疲劳以及“疫苗疲劳”都可能削弱接种意愿。另一方面,个人疾病风险感知、对他人的保护责任以及既往接种经历,可能增强个体对疫苗的接受度。基于这些问题意识,研究人员将研究目标明确为:检验个体COVID-19感染史和COVID-19疫苗接种史,是否与其接受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意愿相关,并据此识别需要开展针对性公共卫生传播的重点亚群。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于2022—2023年流感季在以色列开展定量横断面调查,采用便利抽样,通过线上平台以及社区和卫生保健场所进行招募,最终224名受访者完成调查。研究对象需年满18岁、在研究期间居住于以色列、能够完成问卷并提供知情同意。研究使用自行设计的结构式自填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COVID-19感染与疫苗接种史,以及关于流感疫苗接种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的Likert 5点评分条目。问卷编制参考了疫苗犹豫研究、健康传播文献以及HBM和TPB的概念框架,并由公共卫生专家进行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审查。数据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使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本研究核心采用了三类方法:第一,基于便利抽样的横断面问卷调查,在以色列成人样本中收集后疫情时期流感疫苗态度数据;第二,构建情境特异性的结构式量表条目,从障碍因素、促进因素、COVID-19经历及人口学变量多维度评估流感疫苗接种意愿,并用Cronbach’s α检验内部一致性;第三,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单变量比较分析,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及Tukey HSD事后检验,比较不同COVID-19状态组之间的流感疫苗接种意愿差异。
在结果部分,论文首先报告了样本特征与整体分析框架。224名完成问卷者来自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宗教程度及是否从事卫生保健工作等背景群体。研究重点分析了流感疫苗接种的障碍因素、促进因素以及不同人口统计学和COVID-19相关经历群体之间的差异。
在“Analysis by demographic variables”部分,研究人员对宗教程度、婚姻状况、教育和收入等变量进行了初步亚组比较。结果显示,世俗群体在障碍条目上的认同度低于传统派和极端正统派(Haredi)受访者;在促进条目方面,不同宗教程度群体间未见统计学显著差异,但世俗群体均值最高。婚姻状况方面,总体未发现统计学显著差异,但描述性结果显示,已婚且有子女者在促进因素上的均值高于其他群体。教育水平方面,接受学术教育或犹太学院(yeshiva)教育者较其他教育水平者表现出更低的障碍评分和更高的促进评分,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收入水平分组分析亦未见显著差异。这一部分说明,人口统计学因素可能影响流感疫苗态度,但在本研究中更多体现为探索性的趋势,而非稳健的显著关联。
在关于COVID-19状态对流感疫苗意愿影响的分析中,研究人员按照COVID-19感染和疫苗接种情况,将样本划分为“感染但未接种”“接种但未感染”“既感染又接种”三组,并排除“未感染且未接种”这一仅有1人的组。单因素方差分析及Tukey HSD事后检验表明,“感染但未接种”组的流感疫苗接种意愿显著低于“接种但未感染”组和“既感染又接种”组,p值分别为0.0011和0.0089;后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这一发现是全文最重要的实证结果之一,说明既往接受COVID-19疫苗与更高的流感疫苗接种意愿相关,而单纯感染COVID-19并不能提升这种意愿,反而可能与较低接种倾向相关。
在障碍因素分析中,均值最高的三个条目分别为:对流感疫苗缺乏兴趣、缺乏足够有说服力的关于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息,以及COVID-19时期之后对卫生部信任下降。与此同时,“担忧未来生育能力受损”这一条目的均值最低。这表明,在后疫情时期,影响流感疫苗接种意愿的主要障碍并非极端生物医学恐惧,而更多与认知投入不足、信息说服力有限以及制度信任受损有关。并且,各障碍条目的均值整体并不处于量表高端,提示这些障碍虽存在,但其强度总体偏温和。
在促进因素分析中,评分最高的因素是“获得卫生部的详细解释”,其后依次为“保护家庭和社会”的愿望以及“对自身健康的关注”。这一结果表明,清晰、具体且来自权威卫生机构的信息解释,在后疫情时期仍然具有重要的行为促进作用。同时,个体层面的自我保护动机与社会层面的家庭、群体保护责任,也共同构成推动接种的重要力量。研究还指出,来自亲属、媒体和宗教领袖的建议也具有一定作用,反映出社会影响机制在疫苗决策中的持续重要性。
在其他补充结果中,研究发现41岁及以上参与者比年轻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犹豫;目前在卫生保健系统工作的参与者则报告了更强的疫苗接种促进因素。后一发现提示,卫生专业暴露可能提高个体对疫苗益处的理解,但并不意味着其完全不存在顾虑,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复杂、更知情的决策模式。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后疫情时期流感疫苗态度是由信任、健康信念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塑造的,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支持接种”或“反对接种”的二分。按照HBM框架,本研究识别出的主要障碍因素可归入“感知障碍”和“行动线索减少”,例如缺乏令人信服的信息、信任下降和对议题参与度低,都会削弱接种准备度;主要促进因素则更接近“感知获益”和“行动线索”,包括保护家庭与社会、保护个人健康,以及来自卫生部的清晰说明。按照TPB视角,亲属、媒体和宗教领袖等社会影响源对于疫苗决策依然重要。研究因此认为,服务提供者尤其是护士和公共卫生教育者,不应仅依赖一般性劝导,而应提供清晰、具体、符合文化情境的解释,直接回应信任相关担忧,并借助各特定社群内部具有公信力的传播渠道开展沟通。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考察了不同人群对流感疫苗接种态度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了疫苗犹豫原因与接种促进因素。一个尤为重要的发现是,与感染过COVID-19但未接种COVID-19疫苗者相比,接种过COVID-19疫苗的参与者表现出显著更高的流感疫苗接种意愿。研究同时显示,当前在卫生系统工作者既更认同避免接种的一些理由,也表现出更高的接种意愿,提示其决策过程更为复杂和知情。婚姻状况与教育背景也与不同水平的接种意愿相关,尽管相关趋势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收入水平则未见显著关联。总体而言,流感疫苗态度受到个人、职业、文化和社会因素复杂交互作用的影响。公共卫生工作若要提升接种率,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从而设计更有效、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