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城市生态效率对中国城市冠层热岛的缓解效应: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证据

《Ecological Indicators》:Quantifying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urban eco-efficiency on canopy urban Heat Island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8日 来源:Ecological Indicator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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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热暴露正在加剧,但城市生态效率(UEE)能否可测度地降低冠层城市热岛强度,仍缺乏充分认识。研究人员基于2005—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以遥感观测为基础的数据集,整合了格网地表气温、MODIS土地覆盖与归一化植被

  
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热暴露正在加剧,但城市生态效率(UEE)能否可测度地降低冠层城市热岛强度,仍缺乏充分认识。研究人员基于2005—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以遥感观测为基础的数据集,整合了格网地表气温、MODIS土地覆盖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产品、夜间灯光数据、社会经济统计以及污染物排放指标。文中所称冠层城市热岛强度,以下记为城市热岛(UHI)强度,采用改进的动态等面积法(Dynamic Equal-Area, DEA)进行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则采用纳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松弛变量测度模型(super-efficiency SBM)进行估算。研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模型,并辅以调节效应分析、组分层面分析、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有向投资网络分析、多尺度时空地理加权回归(MGTWR)以及XGBoost-SHAP分析,以考察平均效应、作用机制、空间溢出、异质性与非线性驱动因素。在全国尺度上,UEE提高了15.6%,而总体UHI、白天UHI与夜间UHI强度分别上升了42.6%、46.91%和34.02%,表明UEE的提升尚未完全抵消城市热强度的上升。基准回归显示,较高UEE与较低UHI强度显著相关,其中夜间冷却效应最强。机制检验表明,劳动生产率会强化UEE的冷却效应,能源相关污染强度会削弱该效应,而NDVI在生态调节中表现出情境依赖性作用。空间模型证实了稳健的局地冷却效应,但也揭示出依赖传播渠道的溢出效应:同群效应(peer effects)可能促进协同热缓解,而有向的第二产业投资联系则提示,热负担可能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重新分配。XGBoost-SHAP结果进一步表明,白天UHI主要受人为活动与形态结构放大效应支配,而夜间UHI则更多受到水文气候条件的约束。这些发现表明,UEE是城市热韧性所必需但并不充分的条件。有效缓解需要更清洁的能源使用、生产率升级、针对性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区域协调的热治理。
论文发表于《Ecological Indicators》,聚焦“城市生态效率(UEE)—冠层城市热岛(UHI)”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背景在于,全球气候变化与快速城市化叠加,正在持续强化城市热暴露风险。城市作为高密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其土地覆被、下垫面反照率、粗糙度、不透水化程度、植被覆盖以及人为能耗与排热过程均发生系统重构,从而使热岛效应成为最具政策相关性的城市环境外部性之一。与此同时,城市可持续研究越来越强调发展“质量”而非单纯增长速度,城市生态效率被广泛视为衡量城市在资源消耗、环境压力与社会经济产出之间协调能力的核心综合指标。然而,既有关于热岛效应的研究与关于生态效率的研究大多平行展开,尚未充分揭示两者之间究竟是协同还是权衡关系,尤其缺乏在快速城市化情境下、基于大样本和长时间序列的系统实证检验。因此,开展这项研究的直接原因在于:需要回答城市资源—环境效率维度的提升,是否真的能够有效缓解冠层热岛强度,以及这种作用在何种条件下成立、通过何种路径发挥作用、是否具有空间外溢和昼夜差异。

围绕这一问题,研究人员以2005—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为对象,构建了整合多源遥感与统计信息的长期面板分析框架。研究首先测度了城市生态效率与冠层热岛强度的时空演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工具变量、调节效应、空间计量、有向投资网络、多尺度时空回归以及可解释机器学习等多种方法,从平均关联、机制分解、空间异质性、功能性溢出及非线性驱动等层面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较高的UEE与较低的UHI显著相关,且夜间缓解作用最强;但从全国总体趋势看,UEE改善速度明显落后于热岛增强速度,形成了显著的“效率—热量缺口”。这说明,生态效率提升虽有助于增强城市热韧性,但其作用有限、依赖具体路径且存在空间不均衡。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城市可持续性中的资源—环境效率维度与城市热环境风险治理直接联系起来,揭示出单纯提高效率并不足以自动转化为热缓解成效,必须与清洁能源转型、生产率升级、生态空间优化和区域协同治理相结合。

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类。其一,样本为2005—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气温、土地覆盖、NDVI、夜间灯光、不透水面、高程与排放等信息主要来自多源遥感、再分析产品及官方统计资料。其二,采用动态等面积法(DEA)测度冠层城市热岛强度,采用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UEE。其三,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调节效应与组分替代模型识别平均效应及机制路径。其四,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杜宾模型(SDM)与基于第二产业投资联系构建的有向投资网络识别地理与功能性空间溢出。其五,使用多尺度时空地理加权回归(MGTWR)刻画时空非平稳性,并通过XGBoost-SHAP揭示非线性驱动与昼夜差异。

在“3.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HI and UEE”部分,研究表明UEE与UHI在中国城市中呈现显著时空异质性,并存在明显动态错配。空间上,UEE总体呈区域梯度分布,西部和东部高于全国均值,东北和中部低于全国均值;中部和西部是全国UEE提升的主要贡献区域,而东北则出现明显下降。对主要城市群的考察显示,长三角内部效率提升分布较为广泛,珠三角表现为核心城市高效率与外围高消耗活动并存,京津冀、成渝及长江中游则呈现强烈核心—外围极化。UHI方面,整体表现出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的南北差异,北方城市总体UHI强于南方,其中夜间差异尤为突出;但时间上南方增温更快,尤其体现在白天UHI上升更明显。研究据此指出,中国城市在2005—2020年间形成了显著“效率—热量缺口”:UEE仅提高约15.6%,但总体、白天和夜间UHI分别提高42.6%、46.91%和34.02%,说明生态效率改善尚不足以抵消城市热负担的累积。

在“3.2.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HI and UEE”部分,研究借助双变量局部Moran's I(LISA)揭示了UEE与UHI耦合关系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显示,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高效率必然低热强度”,而是演化出高效率—低热、高效率—高热、低效率—低热、低效率—高热四种不同聚类模式,并逐渐由点状分布向环带状和走廊状结构演化。其中,高效率—低热模式在南方部分地区扩张,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改善潜力;但低效率—高热模式,尤其在夜间UHI维度上,于东北—华北—内蒙古能源重化工业带表现出较强持续性,提示夜间热暴露已成为区域系统运行属性,而非单个城市可迅速逆转的问题。研究据此强调,热岛治理必须突破单城尺度,转向区域协同治理。

在“3.3. Baseline effects, conditional moderation, and robustness of UEE measurement”部分,基准回归结果表明,UEE与UHI之间存在稳健且显著的负向关联。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及多类协变量后,UEE对总体UHI、白天UHI和夜间UHI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夜间抑制作用最强。这意味着,生态效率更高的城市通常具有更强的夜间热风险缓冲能力。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在北方城市中,较高的UEE能够显著削弱经济活动、城市化水平和夜间灯光强度对UHI的边际增温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强度是否转化为热负担,受资源—环境效率质量的制约。替代性UEE测度和不同综合评价方法所得结果均保持负向关系,说明结论并非由单一效率测度方法驱动。

在“3.4. Mechanism analysis: Deconstructing the ‘black box’ of urban eco-efficiency”部分,研究通过组分层面分析拆解了UEE影响UHI的“黑箱”。首先,单位能源污染当量排放与总体、白天及夜间UHI均显著正相关,且其与UEE的交互项为正,表明污染密集型能源使用会削弱生态效率带来的冷却红利。其次,劳动生产率与UHI,尤其是总体和夜间UHI,呈负相关,其与UEE的交互项亦为负,说明更高的生产效率有助于将UEE提升更有效地转化为热缓解。再次,NDVI对总体和夜间UHI具有直接降温作用,但其与UEE的交互项为正,提示植被生态调节存在情境依赖性与边际递减特征,即在低NDVI城市中,UEE提升的降温空间更大,而高NDVI城市中额外效率提升的边际冷却效果可能减弱。该部分结果说明,UEE并非通过单一路径发挥作用,而是受到能源污染、生产效率与生态条件共同塑造。

在“3.5.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部分,研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包括本地UEE的一阶滞后项、同省或同城市群其他城市UEE构成的同群效应变量及其滞后项。第一阶段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显著相关,弱工具问题不明显;第二阶段中,工具化后的UEE对UHI仍保持显著负向影响。过度识别检验未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辅助检验也显示同群效应工具并不直接作用于本地热环境,而主要通过政策模仿、区域竞争与治理协同影响本地UEE。由此可见,UEE对UHI的抑制作用并非简单由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导致。

在“3.6. Spatial externalitie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urban eco-efficiency in Alleviating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部分,空间计量分析确认中国冠层UHI具有显著空间依赖性。SAR与SDM模型显示,UEE对本地UHI具有稳定局地冷却作用,长期直接效应与基准面板回归结果高度一致。但区域外部性则具有明显渠道依赖性:SAR模型提示可能存在协同冷却的负向间接效应,而SDM模型中的间接效应不稳定,说明单纯地理邻近并不足以保证UEE带来区域性共同降温。进一步引入基于跨城市第二产业投资流的有向投资网络后,研究发现核心城市UEE提升暴露度与外围城市UHI呈显著正相关,而本地UEE仍显著降低本地UHI。这表明,核心城市可能在实现本地效率改善的同时,通过产业投资联系将热密集型生产活动外移至外围城市,从而形成“投资介导的热负担转移”。此外,MGTWR结果显示,UEE对UHI的负向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总体稳定,且在华北—黄淮海平原、成渝和长江中游等热风险高发区域作用更强,并随时间呈增强趋势。

在“3.7. Nonlinear responses and diurnal differences of key UHI drivers”部分,XGBoost-SHAP分析揭示了UHI驱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非线性响应和昼夜差异。总体UHI形成受到自然背景约束与人为活动放大的共同作用,其中降水和气温贡献最大,自然背景因素合计约占较高比重,而夜间灯光、不透水面、人均收入、人口规模与技术进步等人为活动和城市形态变量共同决定了在既定气候背景下UHI被放大的程度。昼夜比较显示,白天UHI更受人为活动和形态因素支配,说明其更直接关联于不透水面、活动集聚及辐射能量分配变化;夜间UHI则更受水文气候背景制约,尤其降水对夜间热积累和日落后散热能力具有更强约束作用。该部分结果进一步解释了为何UEE虽有显著降温关联,但作用幅度有限,因为其效应始终嵌入于更广泛的气候背景、城市形态和高强度城市运行条件之中。

讨论部分围绕四个层面展开。第一,论文提出“效率—热量缺口”概念,指出UEE虽是城市热韧性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UEE提升与UHI缓解之间确有稳健关联,尤其在夜间更明显,但其改善幅度不足以扭转白天主导的热积累趋势。第二,组分机制表明,能源相关污染强度、劳动生产率和NDVI并非可相互替代的路径:前者削弱UEE冷却效应,后两者分别作为强化因子和情境依赖性生态调节因子发挥作用。第三,空间外溢结果显示,UEE既可能通过同群学习、政策趋同等机制形成协同降温,也可能通过核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产业投资联系形成热负担转移,因此其区域影响并非天然正向。第四,MGTWR与XGBoost-SHAP结果共同表明,UEE是稳定但有限的缓解信号,而UHI的形成和演化则受区域发展情境、自然背景和昼夜机制差异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强调政策层面不能停留于笼统提升UEE,而应针对不同机制采取差异化路径,包括降低单位能源污染强度、推进生产率升级、优化绿色基础设施空间配置、区分昼夜热治理重点,并防止区域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热负担跨空间转移。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考察了2005—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中,作为城市可持续性资源—环境效率维度的城市生态效率(UEE)提升,是否与冠层城市热岛(UHI)强度缓解相关。研究得到四点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城市存在明显的“效率—热量缺口”。研究期内全国UEE约提高15.6%,但总体UHI、白天UHI和夜间UHI分别上升42.6%、46.91%和34.02%;空间上,UHI呈现显著南北差异,且主要由夜间冠层UHI驱动,这表明资源—环境效率改善尚不足以抵消城市发展带来的热压力。第二,UEE与UHI之间存在稳健但幅度有限的冷却关联,且夜间作用最强。双向固定效应结果表明,较高UEE显著对应较低的总体、白天和夜间UHI,尤其在夜间关联最强;调节模型进一步显示,特别是在北方城市中,较高UEE会削弱经济活动、夜间灯光和城市化的边际增温效应。替代性UEE测度与工具变量估计均说明,这一负向关系并非由单一测度方式或简单内生性偏误导致。第三,UEE的冷却关联依赖具体组分路径。机制分析显示,能源相关污染强度对应更高UHI并削弱UEE的冷却收益;劳动生产率对应更低UHI,并强化UEE向热缓解的转化;NDVI对总体和夜间UHI具有直接冷却关联,但其边际作用具有情境依赖性。第四,UEE的空间效应与非线性效应具有渠道依赖性。空间计量模型证实UEE具有稳定的局地冷却作用,但区域溢出并非一致有利;SAR结果提示可能存在协同降温,而SDM结果较不稳定;有向投资网络模型进一步表明,核心城市UEE提升可能与投资联系下外围城市更高的UHI相关,提示存在投资介导的热负担转移。MGTWR揭示了UEE—UHI关系的时空异质性,XGBoost-SHAP则表明,白天UHI主要受人为活动与形态结构放大支配,而夜间UHI更多受水文气候背景制约。总体而言,UEE有助于缓解城市热环境,但并非独立解决方案,其热效益取决于能源清洁化、生产率升级、生态配置和区域产业联系,因此有效的UHI治理需要从城市层面的效率提升,转向面向机制且区域协同的热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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