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and Nature》:Reciprocal relations shape cultural landscapes: Women's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in Ait Bouguemez (High Atlas, Moro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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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涵盖陡峭的生态梯度与多样的文化实践,然而,这些因素在塑造山地景观中的相对作用仍缺乏充分研究。尤其是,女性在共同生产生物文化景观(biocultural landscapes)过程中的知识与
山地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涵盖陡峭的生态梯度与多样的文化实践,然而,这些因素在塑造山地景观中的相对作用仍缺乏充分研究。尤其是,女性在共同生产生物文化景观(biocultural landscapes)过程中的知识与实践,在学术文献中常常处于不可见状态。在Ait Bouguemez山谷(摩洛哥高阿特拉斯,High Atlas, Morocco),研究人员考察了阿马齐格(Amazigh)女性如何感知、界定并管理民族生境(ethno-habitats)这一在其农林牧复合景观(agro-sylvo-pastoral landscape)中兼具文化与生态意义的单元。
本研究采取了高度跨学科且参与式(participatory)的研究路径,整合生态学与民族志(ethnographic)方法及数据,并与当地女性协作开展。数据通过4个月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在山谷沿线3个村庄中对80名Amazigh女性开展的6场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以及在Ait Bouguemez山谷3个村庄的12类民族生境中实施的48个植被调查(vegetation surveys)获得。
结果表明,女性依据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以及嵌入日常实践中的集体照护、管护与资源利用实践对民族生境进行分类,这些内容体现于季节性放牧规则、薪柴治理、药用植物利用以及与地方治理系统相关的周期性封禁。女性识别出68项环境管护实践——从调控放牧、维持土壤肥力,到管理水流以及实施与不同民族生境相关的仪式实践——这些实践共同生产出动态的生物文化多样性镶嵌体(dynamic mosaics of biocultural diversity),在强化共享社会规范的同时,也积极塑造生态格局。生态学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些民族生境的植物区系组成(floristic composition)不仅沿海拔与土壤条件等物理梯度变化,也随着差异化的习惯法管理制度(customary management regimes)而变化。
基于经验材料的研究发现表明,女性实践共同生产出动态的生物文化多样性镶嵌格局。该案例推进了关于文化驱动因素(cultural drivers)在生物多样性形成中重要性的理论讨论,并强调保护与可持续转型政策有必要采纳生物文化路径(biocultural approach),并纳入环境管护中的性别化维度(gendered dimension)。
该文发表于《People and Nature》。本文围绕摩洛哥高阿特拉斯Ait Bouguemez山谷的山地社会—生态系统展开,讨论女性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地方知识与互惠伦理参与文化景观的共同塑造。研究背景在于,传统关于人—自然关系的研究长期偏重将人类活动视为生态退化来源,而近年来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研究逐渐强调,人类尤其是原住民与地方社区并非自然之外的干扰者,而是生态过程与景观演化的参与者与塑造者。在这一转向下,地方知识、习惯法治理与环境管护(stewardship)被认为是理解生态持续性的重要维度。然而,山地景观如何同时受生态梯度与文化实践影响,仍缺乏系统说明;尤其在高阿特拉斯语境中,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以男性主导的阿格达尔(agdal,季节性资源封育与共同治理制度)及其生态成效,对于女性如何感知、分类、维系并共同生产这些景观单元的知识与实践关注极少。由于社会规范限制以及研究共同体长期的性别偏向,女性在景观治理中的角色常被低估,致使文化景观共同生产机制的理解不完整。基于此,研究人员以Amazigh女性为核心研究对象,试图阐明其如何界定民族生境(ethno-habitats),这些空间如何通过互惠、照护、节制与集体劳动等伦理被维系,以及生态与文化因素如何共同决定景观结构与功能。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跨学科与参与式设计,整合民族生物学(ethnobiology)与植物生态学。研究地点为Ait Bouguemez山谷上游Ait Hakim部落范围内的3个村庄:Zawyat Oulmzi、Ait Ouchi与Taghoulit。研究于2024年4月至7月开展,首先进行4个月参与式观察,并在3个村庄组织6场焦点小组讨论,共纳入80名20—95岁的Amazigh女性;随后依据女性识别的民族生境开展植被调查,在6类非农业民族生境中设置48个400 m
2样方,记录植物组成、丰度与12项生态变量。民族志资料采用自然对人的贡献(Nature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NCP)与生物文化伦理框架中的互惠贡献概念进行编码;植被数据采用Hellinger转换、基于距离的冗余分析(distance-based redundancy analysis, db-RDA)与聚类热图分析,以检验植物区系格局与生态因子、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首先表明,女性将Ait Bouguemez文化景观理解为互惠空间网络,而非单纯由海拔、土壤或植被定义的物理空间。研究共识别出12类民族生境,包括农业类与非农业类两大类型。女性对民族生境的定义明显建立在关系价值与集体实践之上,其中阿格达尔(agdal)构成核心概念,指向对自然要素实施季节性准入调控的共同治理制度;与此同时,tiwizi所代表的互惠、协作与集体劳动伦理,是维持民族生境照护的重要社会动力。女性指出,不同民族生境在时空上彼此互补:森林阿格达尔(agdal n-ikchoudn)在冬季承担薪柴供给功能,放牧阿格达尔(agdal n-l-bhaym)在夏季提供高海拔牧草,林外区域(ighil)与森林阿格达尔在封育与开放周期之间承担补充与过渡角色,田边(imiri)、水源地(tighboula)与河流(asif)则是采集药用植物、野生食用植物和其他资源的重要场所。新设立的Ifssi阿格达尔反映了地方社会对植被退化与持续干旱的适应性回应。研究人员据此指出,女性并非被动遵循既定制度,而是在资源使用节律、空间切换与环境监测中积极调节压力分布,从而维持景观层面的动态平衡。
“3.1 Ethno-habitats as reciprocal spaces”部分显示,女性共识别出12种民族生境,并通过叙述揭示其定义逻辑建立在规则、价值、实践与知识之上,而非仅是自然属性。森林阿格达尔在所有讨论中最突出,说明其在冬季薪柴治理中的关键地位;相关规则包括限定采伐季节、指定树种和家庭层面的采集限额。研究还指出,阿格达尔的封禁不仅服务于生态恢复,也承载文化与精神意义,如特定神圣树木受到共同体规则与信仰双重保护。通过焦点小组讨论与田野观察,研究人员进一步识别出68项彼此关联的环境管护实践,涵盖放牧调控、土壤肥力维持、水流管理、药用植物采集、火源治理、仪式行为与互助劳动等多个方面。这些实践横跨生物物理、制度—社会—政治与象征—文化维度,构成女性与自然互惠关系的具体表现。结果同时表明,尽管地方正式治理主要由男性主导的村社议会(jmaa)负责,但女性通过家庭协商、资源监测和日常协调间接影响治理决策,尤其在识别植被退化、土壤湿度变化和采伐压力方面具有先导作用。
“3.2 Ecological and floristic structuration of Ait Bouguemez cultural landscape”部分从植物生态学角度检验民族生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db-RDA结果表明,环境变量能够显著解释植物区系组成差异,且3个典范轴均达到统计学显著。CAP1主要反映由经度、坡向与树木盖度共同构成的空间—结构梯度,可概括为由东部、南向、较干旱开阔坡面向西部、北向、较森林化坡面的过渡;对应地,J. thurifera及若干旱生、耐旱种更多出现在东部南坡,而J. oxycedrus较常见于西部阴坡。CAP2主要反映海拔、纬度、经度与树木盖度相关的地形—微气候梯度,将较高海拔、较北部且林木覆盖较高的地点与开阔非森林植被地点区分开来。CAP3则体现与基质类型、灌木层和草本层结构相关的土壤梯度,将碳酸盐土壤上的低矮木本植被与湿润泉源生境中的草本优势群落区分开。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村庄之间的植物区系差异较民族生境之间更为清晰,尤其是位于山谷东部的Zawyat Oulmzi与西部的Taghoulit在植物组合上存在明显区分。相比之下,民族生境类型之间的植物区系分化总体较弱,森林阿格达尔与林外区域高度重叠,放牧阿格达尔和人工造林区则相对更易区分。
“4.1 Ethno-habitats as culturally defined reciprocal spaces”部分在讨论中指出,民族生境应被理解为由文化定义的互惠空间。女性对这些空间的分类既依赖放牧限制、集体治理和互助劳动等制度实践,也依赖节制、责任、感恩与照护等伦理原则。研究强调,民族生境中的自然贡献不仅是可利用的资源,更是带有神圣性与责任性的馈赠,因此相关实践体现出典型的关系价值导向。季节性封育、轮替使用、神圣禁忌与共同劳动共同构成地方性的环境管护框架,使景观在生态生产力、社会团结与文化记忆之间保持联结。研究据此说明,民族生境不只是资源分区,也是知识传承、语言表达、仪式活动与道德秩序的空间载体。
“4.2 Floristic composition of ethno-habitats is structured by both ecological factors and customary management”部分指出,Ait Bouguemez景观中的植物区系结构主要受生态因子与村庄空间位置控制,如坡向、海拔、土壤与山谷东西向梯度决定了潜在物种库和群落组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制度无关紧要。研究人员明确区分了“物种组成”与“植被结构”两个信号:前者更受环境过滤控制,后者特别是树木层存在、冠层密度与更新动态则更容易受到阿格达尔封禁、选择性采伐与地方保护实践影响。由此,习惯法管理并不必然产生截然分离的植物区系边界,却能够通过影响采伐、放牧与更新过程塑造景观异质性。这一结论也解释了为何文化分类与生态边界并不总是一一对应:地方分类更强调用途、伦理、治理与生活经验,而不是仅以植物组成划分空间。
“4.3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ultural classifications and ecological determinants”部分进一步提出,生态决定因素与文化分类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共同构成文化景观。生态梯度界定了山谷中哪些植物群落有可能出现,女性基于地方知识形成的分类与实践则赋予这些生态可能性以社会功能、伦理意义与治理秩序。换言之,民族生境并非植物群落的简单映射,而是覆盖在生态基底之上的伦理—象征—实践层。论文尤其强调,这种景观共同塑造具有明显性别维度。Amazigh女性尽管长期处于性别、族群与乡村性三重边缘化位置,但其日常劳动、互助合作、对人类与非人生命的道德责任以及对空间的季节性调配,实际上持续塑造着景观功能与生物文化连续性。研究借此纠正了既有分析中对女性角色的忽视,表明要正确理解可持续利用的文化逻辑,必须将女性视角纳入景观治理分析框架。
讨论部分总体认为,本研究为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扎根地方的经验证据:在Ait Bouguemez,植被格局由生态梯度奠定基础,而文化分类与女性管护实践通过日常实施持续调节和重构这些格局,最终共同生产出动态的生物文化多样性镶嵌体。民族生境的存在说明,景观不应被视为纯生态对象,而应被理解为兼具制度、伦理、象征与生物物理属性的生物文化管理空间。文章同时指出,全球化、制度忽视与社会经济变迁可能削弱维系互惠关系的机制,因此保护与可持续转型政策若仅从生态角度切入,将难以捕捉景观维持所依赖的关系性与性别化动力。研究据此强调,保护政策、土地利用规划与生态恢复项目应显式承认民族生境这一生物文化单元,并纳入女性的关系价值、环境监测与知识传承作用,以提升治理合法性与生态有效性。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基于实证材料表明,民族生境(ethno-habitats)并不仅仅是生态单元,而是人—自然互惠关系的空间性表达。本研究的新意在于联合分析生态数据与民族志数据,从而能够明确将生物物理格局与文化管理系统联系起来。这种整合显示,民族生境并不严格对应于生态单元,而是与环境梯度相交织的社会定义类别。在Ait Bouguemez,植物区系格局主要受生态梯度(如地形、土壤)控制,而女性的分类与实践则在这些梯度之上叠加伦理、象征与治理维度。通过锚定于照护、节制与互惠等环境管护价值的文化分类,女性共同生产并维系景观,将生态空间转化为生态与文化记忆的活态载体。这种耦合关系表明,生物文化多样性并非源于生态格局与文化格局的直接重合,而是源于二者在实践中的持续交织。
这些发现直接促进了关于文化驱动因素在生物多样性形成中作用的理论讨论,表明地方嵌入式实践、治理系统与关系价值能够与环境约束共同主动塑造植被格局。将民族生境识别为生物文化管理空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环境管护实践——包括资源监测、集体规制和知识传递——在维持景观功能与韧性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在正式治理体系中仍未得到充分承认。将景观看作纯生态对象的保护与可持续战略,存在忽视这些关系性与性别化动力的风险。若能将女性视角与环境管护价值整合进入生物多样性政策、土地利用规划与恢复项目,便有可能在正式治理与地方照护、互惠伦理之间建立桥梁,增强保护干预的合法性与生态有效性。这也直接支持了保护与可持续转型政策采纳生物文化路径并明确整合环境管护性别维度的必要性。因此,在未来决策中嵌入此类视角,对于确保政策扎根地方现实并提升山地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