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ical Indicators》: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ecosystem health and its spatially non-stationary response to human activities in valley-type cities under topographic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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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退化已成为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尤其是在受地形约束的城市化区域,高强度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研究人员以中国西北干旱区典型谷地型城市兰州为案例,评估了2000—2020年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演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空间非平稳响应。研究构建了一个本地
生态退化已成为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尤其是在受地形约束的城市化区域,高强度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研究人员以中国西北干旱区典型谷地型城市兰州为案例,评估了2000—2020年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演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空间非平稳响应。研究构建了一个本地化高分辨率的活力—组织力—恢复力—生态系统服务(VORS)框架,用于量化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HI),并利用人类足迹数据集表征人类活动强度(HAI)。随后,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交互机制。结果表明:(1)兰州EHI先下降后恢复,空间上呈现“外围山地高、中心河谷低”的极化梯度;与此同时,HAI持续上升,并沿谷地轴线呈线性扩展。(2)EHI与HAI之间存在显著且较强的全局负向空间相关,该相关性随时间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特征。(3)在“两山夹一河”地形的严格约束下,双变量空间聚类以低EHI—高HAI和高EHI—低HAI这两种对抗性空间格局为主导。(4)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谷地—山地”空间分异。在受地形限制的河谷中,高强度人类活动施加了强烈的负向胁迫效应,而外围山地则表现出“正向协同效应”。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后,负向胁迫区的空间集聚程度下降,表明胁迫格局发生瓦解,而正向协同区则向谷地—山地过渡带扩展。该研究丰富了VORS框架在精细尺度上的应用,为全球受地形约束区域制定差异化、可持续的空间管理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文发表于《Ecological Indicators》,以中国西北干旱区典型谷地盆地城市兰州为研究对象,围绕地形强约束条件下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空间响应机制展开系统分析。研究背景在于,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持续增强,陆地生态系统健康退化已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核心议题。相较于平原城市,谷地型城市受到“两山夹一河”地貌格局的严格限制,可建设空间狭窄,人口、产业、交通等高强度要素被压缩在有限谷地中,生态脆弱性与人地矛盾更为突出。既有生态系统健康研究虽然已广泛采用活力—组织力—恢复力(VOR)及活力—组织力—恢复力—生态系统服务(VORS)等框架,但多数研究集中于流域尺度或平原大都市,对于谷地盆地城市这一特殊地貌单元的精细尺度应用仍相对不足。因此,开展该研究有助于弥补复杂地形约束下城市生态健康评估与人类干扰响应研究的空白,并为生态脆弱区可持续空间治理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人员以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为关键时间截面,构建了本地化高分辨率VORS评价框架,量化兰州中心城区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HI);同时引入人类足迹数据,刻画人类活动强度(HAI)的时空变化,并结合双变量空间自相关与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识别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及其非平稳性。研究表明,2000—2020年兰州生态系统健康总体呈先降后升的U形轨迹,人类活动强度则持续增强;两者存在显著负向空间相关,但这种负相关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表现出差异化演变。更重要的是,研究揭示了谷地与山地之间鲜明的响应分异:谷地核心区人类活动表现为高强度负向胁迫,而外围山地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在干旱脆弱生态背景下,适度、针对性的生态工程干预可提升局地生态质量。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精细空间尺度验证了VORS框架在谷地型城市中的适用性,并为受地形约束地区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生态管理提供了科学支撑。
在技术方法上,研究主要采用四类关键方法。其一,基于土地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净初级生产力(NPP)、数字高程模型(DEM)、气候、土壤及统计年鉴等多源数据,构建30 m分辨率的VORS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其二,利用人类足迹(Human Footprint)数据集,并结合面积内插模型将1 km分辨率下推至30 m,以获得高精度HAI栅格。其三,使用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模型)量化产水、土壤保持、固碳和水质净化等生态系统服务。其四,采用双变量Global Moran's I、局部空间关联指标(LISA)以及GWR模型,分析EHI与HAI的空间相关、聚类转移及局地响应差异。
3.1. Validation of the ecosystem health index
研究首先对EHI结果进行了有效性验证。由于研究跨越20年且历史实地观测资料有限,研究人员采用交叉验证思路,将模型结果与兰州市生态环境公报、甘肃省政府及国务院相关官方历史记录进行比对。结果显示,2000—2010年兰州工业化与城市扩张加速、空气质量恶化、森林覆盖率下降,对应模型识别出的EHI低谷;2010—2020年,伴随南北两山绿化、水环境改善和生态修复推进,EHI显著回升。多源官方资料与模型演化轨迹高度一致,支持了EHI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3.2.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cosystem health and human activities
该部分系统揭示了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活动的总体时空演变特征。首先,敏感性分析表明,当恢复力系数和VORS各子指标权重在±10%与±20%范围调整时,EHI空间格局仍高度稳定,说明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稳健性。时间上,EHI由2000年的0.453降至2010年的0.436,随后于2020年回升至0.468,表现出先降后升趋势。空间上,EHI呈现典型“北南山地高、中心河谷低”的带状分异格局,亚健康等级面积占比始终最高,健康等级在2020年较2000年明显提升。
3.2.1. Spatio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s in ecosystem health
分区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明显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外围区梯度极化。核心区集中了绝大多数“差”和“不健康”等级斑块,到2020年,“差”等级面积的70.97%位于核心区,表明最强生态压力长期嵌入城市中心。次核心区作为城市扩展前沿,生态压力有向外扩散趋势,“差”等级占比逐步增加。外围区则是“非常健康”和“健康”等级的主要承载区,长期维持较高生态质量,发挥城市生态屏障功能。
3.2.2. Variations in individual ecosystem health indicators
四项子指标表现出不同演化路径。生态系统活力(EV)与组织力(EO)在空间上均表现为中心城区低、外围自然区域高;恢复力(ER)与生态系统服务(ES)也呈现类似的核心—外围梯度。时间上,EV呈显著V形变化,2010年达到最低点后于2020年恢复并超过2000年水平;EO总体较为稳定;ER和ES则总体下降。这表明2020年EHI总体改善主要依赖于生态系统活力回升,对恢复力和服务功能下降形成一定补偿。
3.2.3. Spatio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s in human activities
HAI空间分布受谷地地形显著制约,高值区集中于黄河谷地建成区,形成沿河谷轴线展开的高强度廊道;南北山地则以低强度活动为主。2000—2020年,HAI持续增强,低强度区域显著收缩,高强度区域明显扩张,反映出城市沿谷地外延扩展与内部填充并行。分区上,核心区向极高强度集聚,2020年V级HAI占比达到59.33%;次核心区高强度化趋势明显,体现郊区化与建设外溢;外围区虽总体保持低强度背景,但IV级区域明显增长,说明生态腹地正承受上升的人为压力。
3.3. Spatial associations between ecosystem health and human activities
双变量全局Moran's I结果显示,2000—2020年EHI与HAI始终存在高度显著的负向空间相关,说明高强度人类活动区域普遍伴随较低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时间上,该负相关整体经历“增强后减弱”的变化:2000—2010年城市快速扩张,人地冲突集聚达到峰值;2010年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宏观负相关有所减弱。区域上,核心区和次核心区负相关持续减弱,而外围区负相关增强,反映出城市中心开发趋于饱和后,人类活动向生态敏感边缘外溢。
局部空间关联(LISA)分析进一步表明,显著聚类主要由两类对抗性格局主导。其一为低EHI—高HAI(L-H)集群,主要集中于河谷核心建成区,表明高强度开发与低生态健康高度重叠;其二为高EHI—低HAI(H-L)集群,广布于南北山地及远郊地区,构成城市生态屏障。2000—2010年,高质量生态空间显著退化,部分高—高(H-H)集群转变为L-H集群,显示建设用地侵占近郊优质生态斑块;2010—2020年则出现明显恢复,核心城区部分L-H集群转化为H-H集群,外围若干低值或不显著区转为H-L集群,表明城市修补、滨水绿道建设及南北两山绿化工程推动了生态修复。
3.4. Spatial responses of ecosystem health to human activities
GWR模型诊断结果显示,调整后R
2分别为0.624、0.658和0.583,残差Moran's I接近0且不显著,说明模型较好捕捉了空间异质性,回归结果可靠。局地回归系数表明,HAI对EHI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非平稳性,并呈现鲜明的“谷地—山地”二元分异。在黄河谷地主城区,回归系数为负,且高负值连续分布于高密度建成区,说明不透水面扩张、工业与交通排放等使生态系统健康随人类活动增强而显著下降,构成强烈负向胁迫效应。相反,在南北山地及外围郊区,回归系数为正,体现“正向协同效应”,表明在原本生态基底较差的干旱山地区域,适度生态工程和土地整治活动提升了植被覆盖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间上,负向高值胁迫区经历先扩展后收缩过程,2010年后其空间连续性被打破,而正向区域保持稳定并向谷地—山地过渡带扩展。
4. Discussion
讨论部分主要围绕谷地盆地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演化机制、双重响应机制、管理启示与研究局限展开。关于时空演化机制,研究认为兰州EHI的先降后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体现。2000—2010年,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河谷建设用地无序扩张,不透水面增加、湿地受侵占、污染物在封闭谷地地形中积聚,共同造成生态活力下降和生态健康退化。2010—2020年,在生态文明建设、污染治理、“兰州蓝”行动及国家园林城市建设等驱动下,区域人地关系越过转折点,生态系统进入恢复与优化阶段,尤其是植被活力提升对EHI恢复贡献显著。
关于“谷地—山地”双重机制,研究指出谷地核心区表现为显著“拥挤胁迫效应”。由于可开发空间极其有限,人口、交通和建筑在狭长河谷高度集中,生态承载力被持续挤压,景观趋于同质化,生态稳定性降至低位。与之相对,外围山地则表现出“正向促进效应”。在干旱区自然基底较差、原生植被稀疏、荒漠和裸地占比高的条件下,引水、灌溉、梯田建设以及南北两山造林等人为生态工程,相当于向生态系统输入“资源补贴”,突破水分限制,提升植被生长、改善景观结构,并增强水土保持等调节服务,因此出现人类活动与生态健康正相关的局地格局。该结论强调,在生态脆弱山地中,人类活动并非必然意味着破坏,科学、持续且适度的生态修复可成为提升区域生态健康的重要驱动力。
讨论中还提出了差异化空间管理思路。核心区应优先实施空间优化与生态修复,严格控制高强度开发继续侵入敏感滨水空间,并通过口袋公园、绿色屋顶、透水铺装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改善局地环境;次核心区应建立土地利用强度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防止城市扩展导致生态健康进一步下滑;外围山地则应严格控制破坏性高强度活动比例,持续推进生态修复,同时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红线落实。研究同时指出,数据分辨率、参数经验赋值、人类活动类型未细分、跨尺度遥相关效应未充分纳入,以及时间节点较少等因素,构成该研究的主要限制。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基于VORS模型,研究评估了中国西北干旱区典型谷地盆地城市兰州2000—2020年的生态系统健康,并分析了其时空演化特征及与人类活动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GWR模型探讨了不同空间尺度下生态系统健康对人类活动响应的空间异质性。结果为干旱区谷地盆地城市生态保护与管理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主要结论包括:第一,2000—2020年兰州EHI呈先降后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南北外围山地高、中心河谷低”,区域间生态健康呈由外围向核心递减的梯度极化;与此同时,HAI持续上升,并在“两山夹一河”地形制约下沿河谷轴线扩展。第二,EHI与HAI在研究期内始终存在较强全局负向空间相关,且时间上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局部上,核心区和次核心区的负相关持续减弱,而外围区负相关增强。第三,EHI与HAI的双变量局部空间聚类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并受谷地盆地地形刚性约束,显著聚类主要由低—高与高—低两类对抗格局构成;2000—2010年高质量生态空间发生明显退化,而2010—2020年区域生态系统转入积极恢复阶段。第四,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并非简单线性,而呈现显著空间非平稳性和“谷地—山地”二元分异;谷地受限空间内高密度人类活动产生强烈胁迫效应,而外围区域则表现出突破常规认知的正向促进效应;尤其在2010年后,负向胁迫区趋于破碎化,空间连续性被削弱,同时正向协同区域保持稳定并逐步向谷地—山地过渡带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