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sa Istanbul Review》:Composite ESG ratings and firm value under inflation: Evidence from Borsa Istanbul, 201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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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状态(macroeconomic regime)变化下,市场对复合ESG评级的定价如何变化。研究基于2015–2023年Borsa Istanbul 87家非金融企业构成的非平衡面板(unbalanced panel)。Refinitiv/
本文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状态(macroeconomic regime)变化下,市场对复合ESG评级的定价如何变化。研究基于2015–2023年Borsa Istanbul 87家非金融企业构成的非平衡面板(unbalanced panel)。Refinitiv/LSEG ESG评分被解释为一种复合评级(composite rating),其将企业披露信息(公司网站、年度报告及独立可持续发展报告)与第三方输入信息(新闻流、非政府来源)相结合,并受到评级机构特定的筛选与加权选择影响;因此,系数估计应被解释为市场对评级所隐含ESG画像(rating-implied ESG profile)的定价,而非对经独立核验的ESG实践的定价。Türkiye在2022年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72%的转变,提供了异常鲜明的国内时序差异,研究据此通过事前通胀暴露(ex ante inflation exposure)交互项以及围绕2020年资本市场委员会(Capital Markets Board, CMB)可持续性报告框架的监管冲击开展识别。结果表明,复合ESG评级与Tobin's Q呈正相关,但与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assets, ROA)无显著关联。治理(Governance)支柱的关联在不同通胀状态下保持稳定,而环境(Environmental)支柱的关联在高通胀年份中对高通胀暴露企业而言减弱并转为负值。环境支柱结果被解释为对两种竞争性渠道的经验性辨析:其一为成本与贴现率渠道(cost-and-discount-rate channel),预测其溢价会被侵蚀;其二为向实物资产逃逸/风险管理渠道(flight-to-real-assets/risk-management channel),预测其作用会增强;本研究数据支持前者在该情境中占主导。研究发现提示,在易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新兴市场中,不宜将复合ESG评级视为充分统计量(sufficient statistics),这一结论对指数构建与信息披露强制制度设计具有启示意义。
这篇发表于《Borsa Istanbul Review》的论文聚焦于新兴市场中ESG评级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宏观状态依赖性问题。既有ESG研究通常将ESG视为无条件定价因子,默认ESG—价值关系在不同时期保持结构稳定,但在高通胀、货币贬值与融资约束加剧的环境下,这一假设未必成立。研究背景在于:一方面,全球可持续投资迅速扩张,ESG资产管理规模显著增长,ESG是否能够持续转化为更高企业价值仍存争议;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尤其缺乏在极端通胀环境下对ESG评级定价机制的系统识别。Türkiye在2018年后经历持续货币贬值与高通胀,并于2022年前后接近《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IAS 29)意义上的高通胀会计环境,这为检验ESG评级在不同宏观状态下是否存在方向性变化提供了罕见样本。
论文首先明确了研究对象并非“真实ESG行为”本身,而是Refinitiv/LSEG构建的复合ESG评级。该评级来源于企业主动披露材料、新闻流、非政府组织信息以及评级机构自身的选择、标准化与加权规则,因此论文中所有系数都被谨慎解释为市场对“评级所隐含的ESG画像”的定价,而不是对企业经独立核验后的环境、社会与治理实践的直接反映。这一界定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因为投资者在实际资本配置中面对的往往正是评级信号而非企业底层行为本身。
围绕高通胀如何影响ESG评级定价,研究人员提出两条彼此竞争的理论渠道。其一是成本—贴现率渠道:持续高通胀压缩实际回报、缩短投资者有效期限,并提高长期环境投资、披露、审计、咨询与报告活动的真实成本;在新兴市场中,环境资本开支往往依赖外币计价设备,汇率贬值进一步放大其成本压力,因此环境支柱溢价可能在高通胀中减弱。其二是实物资产逃逸/风险管理渠道:货币购买力下降时,投资者可能更偏好具有实物资产属性或风险对冲属性的环境投入,从而强化环境支柱的估值相关性。论文的核心任务就是利用Türkiye样本识别究竟哪一渠道占优。
研究人员使用2015–2023年Borsa Istanbul 87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723个公司—年份观测值构成非平衡面板,排除银行、保险与投资基金等金融企业。财务数据主要来自Bloomberg,并与公共披露平台(KAP)经审计文件交叉核对;ESG及三大支柱评分来自Refinitiv/LSEG;宏观变量来自TurkStat与世界银行。核心方法包括: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估计基准关联;构造基于进口投入依赖(ImpDep)、外币负债占比(FXLiab)与定价能力(PricingPower)的主成分通胀暴露指标(InfExp),并采用ESG × CPI × InfExp三重交互识别通胀调节效应;利用2020年CMB可持续性披露监管框架实施Callaway–Sant’Anna交错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并辅以system GMM、熵平衡DiD、探索性shift-share工具变量、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分析。样本来源为Borsa Istanbul非金融上市公司,覆盖至少连续3个财政年度的Refinitiv/LSEG ESG评级企业。
在基准结果部分,论文发现滞后一期复合ESG评级与Tobin's Q显著正相关,但与名义ROA、经通胀调整的ROA
real以及经营现金流/总资产(CFO/Assets)均无显著关系。这一“市场—会计分化”是论文的重要发现,说明股票市场会对ESG相关风险缓释与信号效应进行前瞻性定价,但这种价值未必同步反映在当期会计盈利中。支柱分解后,治理支柱是推动Tobin's Q结果的主导因素,社会支柱仅表现出边际显著性,而环境支柱在全样本中系数较小且不显著。
在“4.1. Descriptive statistics”部分,研究展示了样本的基础分布特征。平均复合ESG评分为49.1,治理支柱均值最高,环境支柱均值最低;名义ROA均值为6.1%,但ROA
real均值仅为2.8%,且在2021–2023年接近于零,表明高通胀显著扭曲了传统会计盈利指标。ImpDep与FXLiab存在明显横截面差异,为后续识别提供了所需的企业间异质性。
在“4.2. Baseline and pillar-level results”部分,研究人员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得出:复合ESG评级显著提升市场基础上的企业价值,但对会计绩效没有显著影响。治理支柱对Tobin's Q的解释力最强,说明在Türkiye这一高通胀、融资条件波动较大的新兴市场中,投资者更稳定地对治理相关信号赋予估值溢价。环境支柱在总体样本中未表现出稳定正向作用,这为后续通胀调节分析提供了基础。
在“4.3. Inflation moderation via heterogeneous exposure”部分,论文报告了最关键的发现。环境支柱与CPI及InfExp的三重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随着通胀上升,高通胀暴露企业的环境支柱估值溢价明显下降,甚至转负。这一结果支持成本—贴现率渠道,而不支持实物资产逃逸/风险管理渠道在该情境中占主导。相比之下,治理支柱的三重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在通胀上升且企业暴露程度更高时,治理支柱的估值相关性反而增强,反映出投资者在压力环境中更重视董事会结构、监督、审计与问责等低真实资源成本但高信息含量的治理信号。社会支柱则未显示显著通胀调节效应。论文还通过不同HighInf阈值、2018–2023子样本等方式验证了这一结果模式的稳健性。
在“4.4. Channel-consistent heterogeneity tests”部分,作者进一步从异质性角度检验结果与理论渠道的一致性。对治理支柱而言,G × HighInf × KZ与G × HighInf × CoD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在高通胀时期,融资约束更强、债务成本更高的企业,其治理支柱对应的边际估值收益较弱,这与“治理溢价依赖相对可运作的外部融资环境”相一致。对环境支柱而言,E × HighInf × Capex与E × HighInf × ImpDep显著为负,说明环境溢价的侵蚀集中出现在资本密集、进口投入依赖更高的企业中,这与环境投资在本币贬值和高通胀下真实成本急剧上升的解释高度一致。作者明确指出,这些证据只能被表述为“与渠道一致的异质性”,而非因果机制的直接识别。
在“4.5. Identification robustness”部分,研究通过多层次识别策略加强结论可信度。基准TWFE结果之外,探索性shift-share工具变量估计、基于2020年CMB监管的交错DiD、system GMM以及熵平衡DiD均保留了ESG—Tobin's Q正向关联。尤其是交错DiD结果显示,受可持续性报告监管影响的企业其Tobin's Q平均提高0.15,且处理组ESG评分在监管后两年平均上升8.2分,说明强制披露显著提升了评级并伴随市场估值改善。安慰剂随机分配ESG评分后,真实估计值落于伪分布的98.6百分位,表明结果并非纯粹偶然。论文据此强调,其结论来自多种方法的一致性支持,但并不将任何单一工具视为充分的强因果识别。
在“4.6. Additional robustness”部分,作者进一步进行了11项附加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衡面板重估、剔除2020年疫情冲击、替换企业价值指标、使用Bloomberg ESG子样本交叉验证、调整缩尾阈值、加入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改变IAS 29高通胀会计处理方式、扩展投资者关注度与市场可见性控制变量,以及按家族控制与机构持股差异进行分组回归。总体而言,治理支柱溢价与环境支柱在高通胀下的侵蚀现象均保持稳健,只是在排除能源密集型行业或缩小至制造业样本时显著性有所减弱,反映出结果对行业构成存在一定敏感性,但不改变主结论方向。
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始终针对“评级所隐含的ESG画像”而非经验证的底层ESG行为,因此市场反应可能来自信息揭示、真实披露诱导的行为变化,或评级输入中第三方信息与权重变化。论文据此提出四点讨论:第一,ESG评级定价具有显著通胀状态依赖性,不能再以单一无条件系数概括;第二,市场价值与会计收益的分化本身支持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说明ESG信号首先作用于预期与折现,而非即时盈利;第三,治理与环境支柱之所以表现不同,与其资源成本、融资依赖及外币暴露结构密切相关;第四,对指数编制者、主动型ESG投资者与监管者而言,不应将复合ESG评级机械地视为充分统计量,而应依据宏观通胀状态对支柱权重和披露制度进行压力测试。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本文表明,在2015–2023年Borsa Istanbul非金融企业样本中,由Refinitiv/LSEG评分衡量的复合ESG评级与市场型企业价值(Tobin's Q)正相关,但与会计盈利能力不相关。支柱分解显示显著不对称性:治理支柱是主导且最稳定的估值相关维度,而环境支柱在通胀上升时明显减弱。环境支柱结果在经验上支持成本—贴现率渠道,而非实物资产逃逸/风险管理渠道在该样本中占主导。不同识别设计与补充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总体而言,来自新兴市场的证据表明,评级所隐含的ESG—价值关系同时取决于支柱构成与宏观经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