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凯塔泻湖复合体《拉姆萨尔公约》湿地(KLCRS)地方参与与红树林保护

《Scientific African》:Local Engagement and Mangrove Conservation in the Keta Lagoon Complex Ramsar Site (KLCRS), Gha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30日 来源:Scientific African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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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塔泻湖复合体《拉姆萨尔公约》湿地(KLCRS)拥有加纳分布最连续的红树林覆盖,但尽管现行管理制度已经存在,仍在经历退化。本研究评估了KLCRS红树林政策的有效性,并识别了其保护工作的关键障碍。研究采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s approach),

  
凯塔泻湖复合体《拉姆萨尔公约》湿地(KLCRS)拥有加纳分布最连续的红树林覆盖,但尽管现行管理制度已经存在,仍在经历退化。本研究评估了KLCRS红树林政策的有效性,并识别了其保护工作的关键障碍。研究采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s approach),通过整合案头综述(desk reviews)与实地观察(field observations),对来自5个代表性社区、经目的性抽样选取的50名受访者实施问卷调查,同时对2名KLCRS管理者和5名社区领袖开展深度访谈。研究共识别出5项管理KLCRS红树林的政策,其中3项为书面政策,2项为非书面政策。结果显示,地方社区被排除在政策实施之外,与负面的感知结果之间存在显著相关。64%的受访者表示未参与政策实施,这一比例几乎与将政策实施评价为失败或无法评估的合计72%相对应。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χ2 = 38.74, p < 0.001)、斯皮尔曼相关(Spearman's correlation,ρ = +0.81, p = 0.0034)、皮尔逊相关(Pearson's correlation,r = +0.79, p = 0.0041)以及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的收敛性结果,共同以较高统计置信度证明:社区参与KLCRS红树林保护政策实施,是政策实施成功感知的一个强、正向且系统性的预测因子。影响政策有效性的主要障碍包括现行土地权属制度、制度能力薄弱、贫困、社区参与度低以及红树林木材市场需求增长。结果表明,当前自上而下(top-down)的管理模式正在失效,而非书面的、源于社区的政策为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在社会层面更易被接受的切入点。要实现长期可持续性,亟需建立一套综合性、整体性的政策框架,以应对土地权属动态,纳入减贫措施,并促进地方主体的所有权意识,从而为气候减缓、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方生计维护这些关键生态系统。
该文发表于《Scientific African》,聚焦加纳凯塔泻湖复合体《拉姆萨尔公约》湿地(Keta Lagoon Complex Ramsar Site, KLCRS)红树林治理中的核心矛盾:在国家保护地与国际重要湿地双重制度框架下,当地红树林资源仍持续退化。研究背景在于,红树林是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兼具高碳汇、海岸防护、渔业育幼场和社区生计支持等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然而,加纳红树林面积长期下降,即使现存红树林多位于KLCRS这类受保护区域,退化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既有研究已描述其分布、利用及生态社会价值,但对于“为何各方普遍认同保护必要性、也存在政策和管理努力,却仍无法扭转退化趋势”的解释仍不充分。研究人员据此将问题聚焦于政策体系本身,尤其是政策的可得性、实施效果、社区参与程度以及制度—社会—生态之间的反馈关系。

论文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与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之上。前者强调红树林治理不能只看生态斑块本身,而必须把土地权属、地方生计、国家机构、传统权威和市场需求共同纳入SES框架;后者则强调资源使用行为常常更多受非正式规范、共享意义和社区经验支配,而非单纯由正式法规决定。研究人员指出,现有红树林治理文献往往将制度结构与社会文化维度割裂分析,而本研究尝试通过整合视角解释KLCRS治理失灵的深层原因。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十分明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加纳语境下,关于正式书面政策与非正式非书面政策并存、以及社区参与与政策成效之间关系的混合方法实证研究仍然不足。

在研究设计方面,研究人员以KLCRS为案例地,从最接近活跃红树林生境且对红树林资源依赖度较高的5个社区——Tegbui、Anyanui、Galosota、Galotse和Bomigo——中目的性选取样本。研究遵循国际民族生物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thnobiology, ISE)2008年伦理规范,在充分知情同意和尊重社区权利基础上开展调查。样本来源包括5个社区的50名居民受访者,以及加纳林业委员会野生动物司的2名管理人员和5名社区领袖。研究采用案头文献审查、实地观察、结构化问卷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并通过卡方检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皮尔逊相关、对应分析和序次Logistic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OLR)检验社区参与与政策实施评价之间的统计关联。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首先通过系统性案头研究识别KLCRS红树林治理的正式与非正式政策;其次在5个样本社区实施实地观察与结构化问卷,以量化政策认知、参与、接受度和实施评价;再次通过对2名机构管理者和5名社区领袖的深度访谈提炼制度障碍与治理互动;最后对个体层面数据(n = 50)进行卡方检验、斯皮尔曼相关、皮尔逊相关、对应分析及序次Logistic回归,以验证社区参与程度对政策实施成效感知的预测作用。

在“Policies governing management of mangroves in the KLCRS”部分,研究人员首先识别出KLCRS红树林治理中的双重政策结构,即3项书面政策与2项非书面政策并存。书面政策包括《拉姆萨尔公约》、加纳《森林与野生动物政策》和KLCRS管理计划;非书面政策则主要包括社区层面的红树林保护政策与红树林恢复政策。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正式政策具备法律授权和制度外部性,但在社区日常实践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非书面政策。研究人员据此指出,非正式规范并非治理缺失,而是一种具有地方合法性、文化嵌入性与情境适配性的治理形式。

在“Written Policies for the Keta Lagoon Complex Ramsar Site (KLCRS)”部分,研究对3类正式政策逐一分析。《拉姆萨尔公约》构成KLCRS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全球制度基础,加纳也已将相关义务国内化;但国际承诺与地方执行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加纳《森林与野生动物政策》虽然是国家层面的核心治理文本,但对红树林关注有限,仅在湿地可持续管理的个别战略方向中有所涉及,反映出红树林在国家政策中的边缘化地位。KLCRS管理计划则是场址层面的操作框架,但其长期未进行实质性修订,难以回应人口压力、气候变化和资源利用变化等新挑战,显示出适应性治理不足。

在“Unwritten Policies”部分,研究揭示了社区内生规范的重要性。所谓红树林保护政策,主要体现为社区长期形成的限制破坏性采伐和维系贝类、虾类栖息地的行为规范,近年亦受到非政府组织(NGO)介入的强化。红树林恢复政策则表现为社区主动参与退化区域修复,动机涉及渔业恢复、碳汇提升与岸线侵蚀防控。研究认为,这些非书面政策因其源自共同经验、文化价值与地方知识,而比正式政策更具行为约束力与社会接受度。

在“Communities and Polici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mangroves in the KLCRS”部分,研究从政策认知、知识、参与、接受度和适用性等维度评估社区与政策的关系。结果显示,100%的受访者知晓并理解非书面政策,而对书面政策的“知晓”仅占48%,且真正“了解”书面政策内容的比例为0。这一区分揭示出“政策知晓”与“政策知识”之间的重要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区对书面政策几乎没有实质内容认知,却仍有54%表示接受,这被研究人员解释为对国家权威的象征性服从,而非基于内容理解的知情同意。相较之下,非书面政策的接受度为60%,更能体现地方合法性。

在“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及“Rating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部分,研究发现KLCRS当前治理的关键症结在于社区被系统性排除在实施过程之外。64%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未参与政策实施,仅12%认为自己“高度参与”。与此同时,仅12%的受访者将政策实施评价为“成功”或“非常成功”,而72%将其评价为“失败”或“无法评估”。这说明当前治理不仅在结果层面缺乏被感知的成效,在信息传递和社区联结层面同样存在严重脱节。研究人员据此指出,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使社区既缺乏参与机会,也缺乏评估政策表现所需的信息基础。

在“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Involvement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ndividual’s Rating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in the Keta Lagoon Complex Ramsar Site”部分,论文给出了最核心的统计证据。交叉列联结果显示,“完全未参与”者主要集中在“无法评估”和“失败”两类评价中,而“高度参与”者则主要集中在“成功”和“非常成功”类别。卡方检验结果为χ2(df = 8, n = 50) = 38.74,p < 0.001,表明社区参与程度与政策实施评价之间并非独立关系;Cramér's V = 0.62,显示效应量较大。斯皮尔曼相关结果ρ = +0.81,p = 0.0034,皮尔逊相关结果r = +0.79,p = 0.0041,二者方向一致,形成方法学三角互证。序次Logistic回归进一步显示,社区参与每提升一个等级,获得更积极实施评价的优势比(odds ratio, OR)约提高11.05倍,提示社区参与是政策成功感知的重要预测变量。论文由此形成四项集中发现:社区排斥是主导性治理状态;排斥带来信息剥夺与失败感知;成功感知主要局限于少数参与者;参与度提高将系统性改善政策成效评价。

在“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部分,研究识别出影响KLCRS政策实施的五大因素。第一,土地权属制度复杂,红树林分布地往往由家族、宗族或个人持有,甚至存在土地所有者与栽植者分离并共享收益的安排,这种高度分散且依赖习惯规则的产权结构削弱了统一政策执行。第二,贫困是推动短期生存性采伐的重要压力,社区对红树林、渔业及相关收入高度依赖,若干替代生计缺失使限制性保护措施容易遭遇抵触。第三,红树林木材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Anyanui和Salo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市场,木材被广泛用于家庭炊事、鱼类熏制、建筑和机构食堂燃料,商业需求进一步加剧采伐压力。第四,社区参与不足直接削弱政策合法性与执行力。第五,加纳林业委员会野生动物司制度能力薄弱,存在经费、人员、设备不足及跨机构协作不足等问题,导致巡护、执法和日常管理难以落实。

在“Critical Interactions and Feedback Loops influencing management of mangroves in the KLCRS”部分,研究从SES视角总结了三类关键反馈回路。其一是社会群体—环境因素之间的退化反馈:贫困和市场压力驱动过度采伐,红树林退化又损害渔业和海岸防护,进一步加深社区脆弱性。其二是制度—社会群体之间的失配反馈:正式规则未能契合社区需要和地方规范,造成不服从、冷漠和治理合法性缺失。其三是制度—环境之间的治理—生态失配:缺乏针对红树林的整合性政策与适应性管理,导致制度反应滞后于生态变化。研究认为,KLCRS的治理危机不是某一单一因素失灵,而是社会、制度与生态子系统长期错位所形成的路径依赖。

在“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Goals in Mangrove Ecosystem Management: Insights from the Keta Lagoon Complex Ramsar Site”部分,研究人员将实证结果提升到可持续治理层面,指出KLCRS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从集中式管理转向包容性的、社区锚定的治理框架。论文强调,应承认并制度化社区非书面保护实践,将地方生态知识、社区监测、共管安排以及与生计相连的保护激励纳入整体政策体系,以同时回应环境、社会和经济维度的问题。该部分的重点不在提出超出数据的新主张,而在于用研究结果说明:只有把减贫、权属结构、制度能力与地方主体性同步纳入,红树林保护目标才可能落实。

论文也明确指出研究局限。其一,样本量为50,且采用目的性抽样,因此结论更适用于对类似红树林依赖型社区治理动态的分析性推广,而非对所有地点进行统计推论。其二,社区对书面政策存在“知晓而不知内容”的现象,限制了从社区角度深入评估具体书面政策有效性的可能。其三,尽管统计结果强烈表明参与与成效感知显著相关,但研究亦承认,若不同时处理贫困和土地权属等结构性问题,仅提高参与本身未必足以确保保护成功。

讨论部分的核心贡献在于:研究以系统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的整合视角,证明KLCRS红树林治理失灵并非单纯的“政策缺失”或“执法不足”,而是正式制度与地方社会现实脱节的结果。非书面政策之所以更有效,不在于其替代法律地位,而在于其具备社区认同、知识嵌入和灵活适应能力。研究同时指出,形式上的政策存在、社区对国家权威的表面接受,以及保护地的法定地位,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保护成效;只有通过真正的参与式实施,政策才能获得信息基础、执行支持与社会合法性。因而,论文的实质性意义在于为西非红树林治理提供了经验性证据:社区参与不是附加性的社会目标,而是可被量化验证的保护成功条件。

研究结论可译为:凯塔泻湖复合体《拉姆萨尔公约》湿地在红树林可持续管理政策实施方面呈现相互停滞状态。社区缺乏参与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阻碍红树林有效且成功保护的首要瓶颈。社区排斥与保护实施失败之间的强正相关表明,当利益相关者被排除在外时,政策实施结果很可能真实失败,或至少被公众感知为失败。地方社区被排除出红树林保护决策,根本性地削弱了保护成效与政策公信力,因此,去中心化、社区主导的治理并非单纯的社会偏好,而是一个可以被测量验证的保护与政策必要条件。当前治理模式将64%的红树林依赖型社区成员排除在政策实施之外,进而造成普遍的失败感知与信息脱嵌,削弱了有效保护所需的社会基础。卡方检验、斯皮尔曼相关、皮尔逊相关和对应分析的收敛性证据共同表明,社区参与是KLCRS红树林保护政策实施成功感知的强有力、正向且系统性的预测因子。因此,KLCRS红树林治理需要根本性转向去中心化、参与式和社区锚定的实施框架,以提升政策的客观有效性及其在社区中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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