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发展效应

《Sustainable Futures》:Social development effect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30日 来源:Sustainable Futures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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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被广泛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及如何促进受援国社会发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研究人员首先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

  
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被广泛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及如何促进受援国社会发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研究人员首先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和门槛回归(Threshold Regression),继而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05–2024年64个BRI国家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显著提升了受援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尽管存在时滞效应。该效应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能源资源禀赋较强及现有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国家更为显著,且国有企业(SOEs)相较于非国有企业(non-SOEs)产生的社会效益更明显。在作用机制方面,影响通过直接路径——提供基础能源服务并提升生产效率,以及间接路径——促进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创造就业机会并改善教育与医疗产出而发挥作用。两条路径共同体现了可持续的"造血"(hematopoietic/self-generating)功能,而非简单的"输血"(transfusion/one-time aid)模式。研究结果为BRI框架下的治理合作、投资多元化及平衡社会发展与碳排放目标提供了政策启示。
论文解读:《Social development effect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通信及教育类基础设施的减贫与发展促进作用已有较多文献支撑,但能源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背景下对受援国整体社会发展——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衡量——的影响长期被忽视。BRI沿线国家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巨大(如俄罗斯672亿美元、尼日利亚530亿美元等累计缺口),中国已成为该地区能源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的主要来源(2013–2020年占中国海外能源绿地投资平均69.5%,完成128个项目共计约745亿美元)。既有文献多聚焦单一国家或分散考察健康、教育维度,缺乏跨区域的系统性社会发展效应评估,亦未充分揭示投资异质性(国有vs.非国有、可再生vs.不可再生能源)及作用传导机制。因此,研究人员以64个BRI国家2005–2024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沿线国HDI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与中介传导路径,以填补上述研究空白。
二、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2005–2024年64个BRI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样本队列来源注明)。因变量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核心自变量为中国对各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额,源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CGIT);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资本水平、农业人口密度、失业率、地理距离、准入成本等,来自世界银行及EIA数据库。计量方法依次为:(1)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 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以处理内生性及动态滞后,纳入当期与滞后一期至T期能源投资;(2)门槛回归模型(Hansen Threshold Regression)检验政府治理水平(政府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 RQ、政府廉洁度CPI)、能源资源禀赋(ENDOW)及现有基础设施通电率(ELECT)三个门槛变量的异质性效应;(3)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ng Effect Model, Baron & Kenny步骤结合Bootstrap/Sobel检验),分别以资本形成总额(CAPP,即Per Capita Capital Formation)、总就业人数及三次产业就业(AGR、INDUST、SERVI)、公共教育支出占比(GDP中EDU)、公共医疗支出占比(GDP中MED)为中介变量,检验直接路径(基础能源服务供给与生产效率提升)与间接路径(资本积累、就业创造、教卫改善)的作用机制。模型经AR(1)/AR(2)自相关检验及Sargan过度识别检验验证有效性。
三、研究结果
4.1. Basic regression(基本回归)
研究人员通过System GMM回归发现,滞后一期(t-1)中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系数显著为正(0.0016),说明投资显著提升受援国HDI但存在约一年时滞;2013年BRI提出后交互项显示效应增强。分投资主体看,国有企业(SOEs)滞后投资系数(0.0048)大于非国有企业(0.0029),国企长周期、大强度项目更能带动当地发展与减贫。分能源类型看,非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效应(0.0089)大于可再生能源(0.0010*),这与BRI国家化石能源禀赋及历史投资结构有关,但研究人员指出全球碳中和趋势下未来应转向可再生能源投资。
4.2. Heterogeneity analysis(异质性分析——门槛回归结果)
研究人员设置三类门槛变量进行Hansen门槛回归:
  • •
    政府治理水平:政府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门槛值0.20,政府廉洁度(CPI)门槛值39.5。仅当东道国高于门槛值时,能源投资对HDI提升效应显著(系数分别为0.0023、0.0027*),低于门槛则不显著。
  • •
    能源资源禀赋(ENDOW):门槛值0.38,仅禀赋高于此值的国家(资源丰富国)投资社会发展效应显著(0.0030***)。
  • •
    现有基础设施水平(通电率ELECT):门槛值4.42(原文表列标注,实为百分比或标准化值上下文),仅基础设施水平高于此值国家效应显著(0.0028**)。
    结论:政府治理能力、资源禀赋与基础配套越好,中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发展溢出越强。
5.2. The impact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n capital formation and employment(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资本形成与就业的影响)
System GMM结果显示,滞后一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总资本形成(0.0106*)和总就业人数(0.0021)均呈显著正向影响,且能源项目对农、工、服务业就业均有拉动,符合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带动本地要素投入的特征。
5.3.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减贫效应的传导路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模型显示:①能源投资→资本形成→HDI,②能源投资→三次产业就业→HDI,两条间接路径部分中介(Partial Mediation)成立(Sobel检验显著);同时能源投资直接作用于HDI(提供基础电力、降低用能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也显著,即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加入教育(EDU)与医疗(MED)中介后,能源投资滞后项对公共教育支出(0.0361)和公共卫生支出(0.0396)均显著为正,EDU与MED进入HDI方程亦显著,Sobel检验表明教育中介约占总效应14.2%、医疗中介约占11.6%。综合资本形成、就业及教卫四中介渠道,确认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造血"式可持续发展机制(而非单纯援助输血)提升受援国社会发展水平。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Conclusion and inspiration部分浓缩与结论翻译)
研究人员指出:第一,中国对BRI国家能源基础设施总投资显著促进减贫/社会发展,存在约一年时滞;第二,国企投资社会效应大于非国企,近年投资主体渐趋多元;第三,效应在政府治理佳、能源禀赋强、既有基建水平高的国家更显著;第四,作用机制含直接路径(基础能源服务与生产效率提升)与间接路径(资本形成、就业创造、教育及医疗支出改善),体现可持续造血功能。据此建议:(1)在全球气候框架下平衡社会发展与碳减排目标,短期推混合能源项目,中长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推动投资主体与合作方式多元化,鼓励非国有资本参与并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投行(AIIB)等多边机构合作;(3)加强反腐合作与治理能力建设交流;(4)依据东道国治理水平、资源禀赋及基建存量制定差异化投资策略(弱治理国先技术援助再投资,富资源低基建国优先基础能源接入项目)。
研究结论原文翻译(Conclusion部分核心表述):
中国对BRI国家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对减贫具有显著作用,但表现出约一年的时滞效应。社会发展效应因投资类型而异——国有资本的减贫/社会发展效应持续主导且大于私有资本,尽管投资来源近年渐趋多元。该效应在不同国家情境中存在异质性:政府治理水平更高、能源资源禀赋更强及现有基础设施水平更高的国家,社会发展效应更显著。影响通过两条机制运作——直接路径(提供基础能源服务并改善生产效率)与间接路径(促进资本形成、创造就业机会并改善教育和医疗产出)。这两条路径共同代表了一种可持续的"造血"(hematopoietic/self-generating)功能,而非简单的"输血"(transfusion)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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