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火灾决策支持工具的治理:来自风险管理援助仪表板的经验启示

《Trees, Forests and People》:Governance of wildland fire decision support tools: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Risk Management Assistance dashboard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30日 来源:Trees, Forests and Peopl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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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火管理组织正在不断扩大决策支持工具(decision support tools, DSTs)在决策过程中的应用,然而,DST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其分析能力,还取决于其如何嵌入制度、文化与政策情境之中。其中一项工具——风险管理援助(Risk Managemen

  
野火管理组织正在不断扩大决策支持工具(decision support tools, DSTs)在决策过程中的应用,然而,DST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其分析能力,还取决于其如何嵌入制度、文化与政策情境之中。其中一项工具——风险管理援助(Risk Management Assistance, RMA)仪表板——旨在支持野火事件中基于风险知情(risk-informed)的战略制定。尽管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终端用户,但对于RMA的生产者以及美国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领导层如何感知、引导并传播该工具,以及这些视角如何塑造其治理结构与其在野火系统中的整合方式,仍知之甚少。

研究人员通过对监督委员会成员与教练开展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考察了RMA的定义与概念化方式、其影响与权衡关系,以及其在更广泛制度过程中的定位。结果表明,RMA同时体现为一套分析产品、一个实践者共同体,以及一种不断演化的野火决策方法。领导者识别出其多方面益处——例如提升风险透明性、促进前瞻性规划、加强开发者与用户之间的反馈回路——同时也承认RMA非正式、非强制性结构所固有的权衡,包括目标用户采纳不一致,以及对人际网络的依赖。

研究人员通过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知识治理(knowledge governance)、政策执行(policy implementation)与敏捷软件开发(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等相互交织的分析视角对上述发现进行解释,指出RMA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非技术性的,而是制度性的。要充分实现RMA的潜力,需要在组织能力、跨边界角色(boundary-spanning roles)以及能够在不牺牲促成其成功之敏捷性的前提下扩展创新的过程机制方面进行配套投入。
本文发表于《Trees, Forests and People》,聚焦美国荒野火灾管理中决策支持工具(decision support tools, DSTs)的制度治理问题,以风险管理援助(Risk Management Assistance, RMA)仪表板为案例,分析其在野火决策系统中的定位、扩散、制度嵌入及治理困境。研究背景在于,美国及全球野火应对复杂性持续上升,野火管理机构越来越依赖空间分析与结构化决策工具来辅助火情前、中、后的战略研判。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终端使用者层面,强调工具的可用性、功能性及现场适配性,而对工具的生产者、推广者以及林务系统领导层如何理解、引导和传播这些工具缺乏深入认识。与此同时,技术工具能否真正改善决策,并不单纯取决于算法、模型和可视化能力,更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嵌入现有政策体系、组织流程、职业文化和跨层级治理网络。RMA仪表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并扩展的典型案例。研究人员因此开展本研究,以揭示RMA作为创新型DST在制度化与灵活适应之间所面临的治理张力,并说明其挑战本质上是制度性的,而非技术性的。

从研究缘起看,RMA最初源于美国林务局在2016年围绕消防员安全与风险暴露控制开展的改革诉求,目标是提升决策质量、强化问责并降低风险。其发展经历了从现场部署的RMA团队(RMAT)到以线上RMA仪表板为核心,再到由战略分析分支支持的较稳定形态的演化过程。随着野火风险管理理念转向更强调风险知情决策,RMA逐渐与事件战略一致性流程(Incident Strategic Alignment Process, ISAP)及野地火灾决策支持系统(Wildland Fir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FDSS)形成紧密联系,并为战略行动划定、风险评估和关键价值识别提供分析输入。论文意在解释:为何这样一项具有高适应性、用户导向和快速迭代特征的工具,在扩大应用时会遭遇制度化瓶颈;又为何强制制度化虽可提升规模化和一致性,却可能削弱其原有创新活力。

研究人员在方法上,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间招募19名受访者开展半结构式访谈,样本均来自美国林务局,包括RMA监督委员会成员,以及RMA、ISAP或两者兼任的教练人员,覆盖国家、区域、土地单元与研究站等不同组织层级。访谈围绕RMA的定义、与其他流程的整合、组织结构与沟通方式、未来机遇与挑战展开。研究人员对访谈录音转录后,使用ATLAS.ti进行质性编码,先依据访谈主题建立编码框架,再结合创新扩散、知识治理、公共政策与敏捷软件开发等理论进行第二轮主题分析,并通过编码一致性检验提高分析可靠性。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本文核心采用质性研究设计,以半结构式访谈和主题编码分析为主;样本来源于美国林务局内部与RMA/ISAP治理、推广、培训直接相关的19名关键知情人;分析框架综合了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可行动知识科学(science of actionable knowledge, SOAK)、知识治理、政策实施与敏捷软件开发,用于解释工具特征、用户网络、组织环境与制度化路径之间的关系。

在结果部分,论文首先以“Defining RMA”为题,说明受访者对RMA的理解并非单一。研究显示,RMA最早作为RMAT时,依靠线下进入火场、携带分析产品并提供使用指导,以帮助具有土地管理决策权的管理者扩展决策空间。但这种模式在事件管理文化中一度被误解为对现场指挥决策的“事后评判”或“隔空指挥”,因而面临文化阻力。随后,RMA逐步从线下教练式支持转向虚拟化支持,RMA仪表板成为其旗舰形式。其应用重点也从最初主要面向agency administrators,逐渐转向支持事件管理团队(Incident Management Teams, IMTs)。受访者最终从三个层面界定RMA:其一,它是一组分析产品,包括枯立木危害(Snag Hazard)、扑救难度指数(Suppression Difficulty Index, SDI)、潜在控制位置(Potential Control Locations, PCL)、潜在作战分区(Potential Operational Delineations, PODs)等;其二,它是一群负责开发、推广和改进这些工具的人员;其三,它是一种不断演进的、服务于风险知情决策的野火治理方法。也就是说,RMA既是工具集合,也是社会网络,更是决策实践框架。

在“Impacts and trade-offs”部分,研究人员从三个子主题展开。其一,“Proactive, risk-informed decision-making”表明,RMA仪表板的分析能力被视为缓解复杂环境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键基础。研究指出,RMA使决策者能够更早获取火场挑战与机会的评估,从而在任务到达前即开展前瞻性战略准备,并在决策记录与风险沟通中提升透明度。相比早期RMAT必须投入人员赴现场支持的方式,仪表板显著扩大了支持范围和效率。其二,“A bridge between research and the field”强调,RMA之所以获得扩散,并非单凭研究部门自上而下推广,而是通过同行口碑、地方倡导者和快速响应的开发团队,在研究与实务之间搭建了“桥梁”。受访者反复提到,反馈能够被及时接收并转化为产品迭代,这种开发者与用户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增强了信任,并推动了工具的有机传播。其三,“Opt-in to an informal program”揭示其代价。由于RMA产品及ISAP流程在政策上并非强制要求,使用与否主要取决于个体和团队裁量。此种“自愿加入”机制保留了灵活性与创新性,却也导致采纳程度在地区和团队间差异显著,推广缺乏一致性;同时,反馈和求助往往依赖熟人网络,未进入该网络者更难接触和影响工具演进。

在“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Direction”部分,论文集中讨论RMA未来组织形态的分歧。研究显示,受访者对于RMA是否应进一步制度化存在明显张力:一部分人认为,一旦过度制度化,RMA赖以成功的自由调整、快速试错和草根适应能力可能被官僚程序削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果RMA确实重要,就应将其建设为正式项目,配置人员、资源与明确流程,推动其扩容。受访者普遍承认,RMA从RMAT发展为仪表板后,依靠“蒸汽式”推动已接近增长上限,若想进一步扩大影响力,需要更明确的领导方向与制度支撑。但真正难点在于,如何在引入正式支持、规模化能力和组织连通性的同时,不牺牲其原有的灵活、有机和用户驱动特征。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首先借助创新扩散理论框架指出,RMA的特征横跨创新本身、个体因素与环境条件三个维度。RMA仪表板为IMTs和agency administrators提供了主动获取信息、促进透明决策的手段,体现出创新的相对优势;其采纳依赖个人裁量、关系网络和熟悉程度,表现出明显的使用者差异;其非正式而非制度化的地位,则限制了其覆盖范围与规模。更重要的是,论文强调这些维度并非彼此分离,而是在RMA与ISAP、WFDSS等流程共同演化中高度交织,因此RMA问题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工具采纳率”问题,而应视为制度治理问题。

随后,论文提出RMA面临的核心是“治理悖论”。一方面,RMA的敏捷开发、用户参与和有机传播,使其在复杂动态的火灾环境中比传统自上而下工具更能贴近需求;另一方面,若缺乏正式政策、流程与组织能力支撑,其长期可持续性、跨区域一致性与规模化扩展又难以实现。相较之下,WFDSS虽因政策强制而广泛配置,但其“有意义采纳”并不充分,常被用于记录既定决策而非真正支持战略决策。由此,论文并未简单主张全面正式化或维持完全非正式状态,而是指出RMA需要与技术创新相配套的制度创新。

在“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Age”的论述中,研究人员进一步将这一问题放入数字政府与软件开发范式差异中考察。论文指出,瀑布式(waterfall)开发适合需求稳定、边界清晰的环境,而野火管理及政府数字服务通常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相反,敏捷开发(agile)更适合需求变化快、用户反馈频繁、情境波动大的环境。受访者关于WFDSS NextGen延迟和整合困难的表述,强化了对传统自上而下开发模式局限的批评;而RMA通过迭代开发、现场反馈和共同生产形成信任,则展现了敏捷模式的优势。不过,敏捷模式同样可能忽视整体架构和标准化协调,因此RMA又需要某种能够连接草根创新与规模化制度建构的中介能力。论文据此强调,应投资于跨边界角色(boundary-spanning roles)、知识管理和产品规模化能力,而不能只依赖已熟悉创新的个体开发者或倡导者。

论文同时指出研究局限,包括样本主要来自RMA与ISAP相关领导和生产者,因而可能存在对工具影响和权衡的响应偏差;此外,研究基于特定时间截面,而RMA及WFDSS NextGen在访谈完成后仍在继续演进。因此,未来研究应继续纳入事件实施者、事故现场决策者及更广泛区域与国家层级领导,以评估边界跨越、产品开发与制度创新需求。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风险管理援助倡议(RMA)的发展轨迹凸显了现代化跨机构野火应对中固有的治理挑战。其快速开发、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以及在事件管理团队中的有机扩散,展示了敏捷、迭代式方法在动态环境中创建可用软件产品的能力;但这些相同特征也可能限制其制度化。尽管其非正式网络、响应式开发循环和实践者驱动的持续改进加速了应用并在用户间建立了信任,但正式结构、政策与规模化路径是否可行且适宜,以推动RMA长期可持续发展,仍是一个开放问题。美国林务局及其合作伙伴在整合新型决策支持工具时,持续面临文化、组织与能力方面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根植于技术本身,而是源于塑造工具资源配置、采纳与使用方式的制度系统。鉴于野火管理的内在复杂性与动态性,有效的决策支持不仅需要新的分析平台,还需要同步投资于制度能力和组织过程,以将原型转化为持久、可扩展的服务,同时保持最初使这些工具得以成功建立的敏捷、迭代与协作特征。RMA表明,技术创新可以快速且适应性地出现,但若缺乏配套的制度创新,其在整个野火系统中强化战略决策的更广泛潜力仍将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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