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es, Forests and People》:Tenure reform and Indigenous forest governance: Comparative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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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考察了菲律宾将森林治理权能向原住民社群让渡(devolution)的过程,通过对两组原住民社群的比较分析展开:基安甘(Kiangan)的伊富高(Ifugao)人与萨潘巴托(Sapang Bato)的艾塔(Ayta)人。研究比较了基于"原住民族群领地主张证
该研究考察了菲律宾将森林治理权能向原住民社群让渡(devolution)的过程,通过对两组原住民社群的比较分析展开:基安甘(Kiangan)的伊富高(Ifugao)人与萨潘巴托(Sapang Bato)的艾塔(Ayta)人。研究比较了基于"原住民族群领地主张证书整合社区林业管理"(Certificates of Ancestral Domain Claim integrated with Community-Based Forest Management, CADC–CBFM)与"原住民族群领地所有权证书"(Certificates of Ancestral Domain Title, CADT)两种制度安排下的治理模式。研究以施拉格–奥斯特罗姆(Schlager–Ostrom)财产权利束(bundle-of-rights)框架为基础,从准入(access)、提取(withdrawal)、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和让渡(alienation)五个维度评估了法律权利(de jure rights)与事实权利(de facto rights),并采用解释性有序评分方法,辅以定性与空间证据支撑。研究发现,正式的法律确认并不自动转化为有效的运作权威。在基安甘,强大的习惯制度维持了相当程度的事实治理,尽管正式让渡有限;而在萨潘巴托,CADT虽增强了权属安全与排他权利,但仍受生态限制、制度碎片化及高价值资源获取渠道不足等因素制约。研究结果表明,CADC–CBFM主要代表"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而非实质性的权利让渡(devolution),而CADT则反映了部分但不完整的森林权利让渡。该研究通过论证有效让渡不仅依赖于法律确认,更取决于正式制度、习惯治理体系与实际生计条件之间的协调一致,为原住民治理与森林产权改革的相关讨论作出了贡献。
森林产权改革已成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环境治理 reform 的核心支柱。近三十年来,各国政府、国际捐赠方及民间社会组织持续推动社区林业(community forestry)与原住民土地确权(Indigenous land titling),将其作为促进公平、减少毁林和改善地方生计的机制。然而,早期研究将产权改革框定为保护与发展"双赢"方案,后续学术工作则表明其实际成效高度依赖于制度设计、政治经济动态以及实际转移给地方行动者的权威程度。
该研究聚焦于菲律宾这一典型案例,其多层级的产权框架与国家环境自然资源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NR)和国家原住民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 NCIP)之间的制度分权,为考察上述议题提供了重要窗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菲律宾实施了多项森林产权改革,旨在承认原住民祖先领地并促进社区林业。两项主要法律工具构成了这一格局:一是整合社区林业管理的原住民族群领地主张证书(CADC–CBFM),二是1997年《原住民权利法》(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 IPRA)确立的更为永久的原住民族群领地所有权证书(CADT)。尽管两种框架均旨在强化原住民权利,但在法律安全性、机构监管和治理权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该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这些产权安排如何转化为对森林的实际控制权?原住民社群是否在准入、资源提取和管理决策方面行使有意义的控制权?正式确认是否强化了习惯制度,抑或引入了新的官僚约束?重叠的机构授权如何影响权利的运作化?为回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对菲律宾两组原住民社群——基安甘的伊富高人与萨潘巴托的艾塔人——进行了比较分析,评估了法律确权的权利(de jure)与其实际行使情况(de facto),并将定性田野数据与土地利用模式的空间分析进行了三角验证。实证数据收集于2012至2013年间,处于产权实施的早期阶段,为理解产权改革的结构性动态提供了基线制度视角。
该研究发表于《Trees, Forests and People》期刊。其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正式法律确认并不自动转化为运作权威;第二,习惯制度在有限正式让渡下仍能维持强大的事实治理;第三,机构碎片化显著制约权利的运作化;第四,有效让渡依赖于法律确认、习惯治理与实际生计条件的三重对齐。研究意义在于为全球森林权利让渡辩论提供了分析性洞见,强调从"去中心化"走向真正"让渡"的必要性。
该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施拉格–奥斯特罗姆财产权利束理论的分析框架,构建五维权利评估工具;(2)解释性有序评分法(interpretive ordinal scoring),以0.25为增量对权利的运作化程度进行0至1的评分;(3)比较案例研究设计,选取基安甘CADC–CBFM案例与萨潘巴托CADC–CBFM及CADT案例进行不对称比较;(4)定性数据收集,包括7次关键知情者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KIIs)和3次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s);(5)空间数据分析,利用QuickBird-2、WorldView-2和GeoEye-1等高分辨率多光谱卫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的图像分析方法,在eCognition Developer 9软件中进行影像分割与分类,并结合实地训练数据与参与式制图进行监督分类,土地覆盖分类精度超过85%;(6)多源数据三角验证,将定性访谈、法律文件与土地利用空间数据相互印证。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五个权利维度展开。
**准入权利(Access)**:研究通过卫星影像与田野访谈发现,基安甘的CADC–CBFM覆盖了高森林覆盖区域(达拉甘88%,林盖81.6%),但社区成员持续主张其祖先土地权利,独立于国家认可之外。萨潘巴托的CADC–CBFM提供了法律框架以保障土地准入,但外部行为者对土地准入的争夺使其处于不安全状态。2008年颁发的CADT提供了不可撤销的土地所有权,强化了准入权利,但CADC–CBFM与CADT区域之间存在61%的重叠,部分转换增加了正式准入却未完全解决制度张力。
**提取权利(Withdrawal)**:基安甘的资源提取继续通过习惯系统运作,muyong(族有林)和habal(轮作农田)维持生计,但商业性采伐受DENR规制约束。萨潘巴托的森林以速生树种和退化植被为主,商业提取有限。CADC–CBFM和CADT下的采集权(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NTFPs)、木炭和块根作物支撑着生计,但市场准入障碍和剥削性中间商限制了收益机会。NCIP与DENR对资源提取存在冲突性观点,缺乏协调。
**管理权利(Management)**:基安甘的CADC–CBFM管理仅限于再造林阶段,项目实施后种植区被遗弃,而人们对农田和私有林地的决策权不受该框架影响。萨潘巴托的CADT较CADC–CBFM提供了更大管理自由度,轮作农田(swidden farming)在CADT区域内比例(3.11%)显著高于CADC–CBFM区域外(0.95%),体现了更高的土地使用自主权。然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项目因CADT的自主地位而退出,反映了制度协调与法律多元主义的挑战。
**排他权利(Exclusion)**:基安甘的地理隔离保护其免受移民潮和土地冲突影响,习惯制度有效调节外部人员准入。萨潘巴托则面临私人开发商土地掠夺和国家撤销土地使用权的外部压力,皮纳图博火山(Mt. Pinatubo)喷发后的移民涌入加剧了土地权属不安全。尽管2008年CADT部分正式化了土地所有权,但DENR、NCIP与已定居移民之间的管辖权重叠仍持续存在。FPIC要求虽强化了原住民权利,但也使获取海外发展援助更为复杂。
**让渡权利(Alienation)**:CADC–CBFM下让渡权利阙如,土地归国家所有,协议有时限且可续签。CADT承认祖先领地为集体所有且不可让渡,内部转让限于社群治理,不可向非成员出售。两种安排中,让渡均受法律限制或文化约束,CADT虽改善了所有权确认,但未形成可转让的市场化财产权利。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将研究发现置于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分析:有效控制权、正式制度与习惯制度的互动、以及制度碎片化。就有效控制权而言,正式认可并不必然产生运作权威。基安甘的CADC–CBFM未实质改变现有治理,习惯制度继续调节准入、管理和排他;萨潘巴托的CADC–CBFM提供有限且不安全的控制,而CADT虽改善权属安全,但受部分覆盖、生态限制和高价值资源获取不足等因素制约而不尽完善。就正式与习惯制度的互动而言,产权改革既可强化也可削弱原住民治理体系。基安甘的CADC–CBFM未被社区完全内化,有时削弱了习惯权威而未提供有效的制度替代;萨潘巴托的CADT则更紧密地对齐了原住民治理结构,但正式认可未带来生计结果的实质性改善。就制度碎片化而言,DENR与NCIP之间的重叠授权显著制约了权利实施,冲突性权威解释、模糊管辖权和有限协调降低了两种框架的有效性。
研究人员将菲律宾经验置于全球权利让渡辩论中考察,指出拉丁美洲的社区土地确权与更慢的毁林速度相关,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清晰的财产权利则阻碍了可持续森林管理。菲律宾案例呈现了一种混合现实:法律认可的原住民森林权利在实践中参差不齐,即便获得正式地权,有效地方控制和实际收益仍受官僚程序和重叠机构授权的约束。研究指出,改善协调、明确单一主导机构或强化多机构协作,是减少制度模糊性的可能路径。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该研究回应了关于森林资源有效控制权、正式权属制度与习惯制度互动、以及重叠机构授权在菲律宾森林治理中作用的三个研究问题。第一,关于有效控制权,研究发现正式法律确认并不自动转化为运作权威;基安甘的习惯制度在有限正式让渡下维持了强大的事实治理,而萨潘巴托在CADC–CBFM下控制力受限、在CADT下有所增强。第二,关于正式与习惯制度的互动,结果表明产权改革既可强化也可削弱原住民治理体系;CADT更紧密地对齐了习惯治理并增强了原住民自主权,而CADC–CBFM引入了外部驱动的制度安排,在某些情况下削弱了传统权威而未提供有效的长期治理替代方案。第三,关于制度碎片化,研究发现DENR与NCIP之间的重叠授权显著制约了权利的运作化,冲突性权威、模糊管辖权和有限机构间协调降低了两种产权框架的有效性。
菲律宾经验凸显了与全球森林产权改革辩论相关的更广泛结构性动态。研究表明,若社群缺乏对资源管理、排他和生计机会的有效权威,仅凭法律确认不足以产生有意义的让渡。实践中,缺乏实质性决策权转移的去中心化有产生"纸面权利"的风险——正式认可的权利仍运作乏力。研究进一步证明,强大的习惯制度即便在不完整的正式认可下也可能维持相当程度的事实自主性,而仅凭正式所有权并不必然保证有效的治理成果。因此,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社区林业需要从部分去中心化走向真正的权利让渡,以协调的制度安排、长期能力建设和正式治理系统与习惯制度之间的更强对齐为支撑。改善DENR与NCIP之间的协调、承认原住民治理实践、并促进获取更高价值森林资源的渠道,可能同时加强地方生计和森林管护。这些发现为比较讨论原住民土地权利、森林让渡和制度改革的议题提供了分析性基础,旨在协调国家林业制度与地方嵌入的治理结构。尽管实证分析反映的是2012–2013年的状况,后续政策发展表明,制度碎片化和权利运作化不均衡仍是持续的森林治理辩论中的核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