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 Research X》:Microalgae and associated ecological risks in the coastal plasti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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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际相关微生物为塑料污染影响增添了微生物学维度。然而,尽管微藻在海岸生产力、生物多样性以及有害藻华动态中具有核心作用,其在塑料际中的特征仍缺乏系统刻画。研究人员在此利用92组漂浮塑料碎片及其周围海水的配对样本,旨在揭示塑料际相关微藻的生态格局及其在海岸生态系
塑料际相关微生物为塑料污染影响增添了微生物学维度。然而,尽管微藻在海岸生产力、生物多样性以及有害藻华动态中具有核心作用,其在塑料际中的特征仍缺乏系统刻画。研究人员在此利用92组漂浮塑料碎片及其周围海水的配对样本,旨在揭示塑料际相关微藻的生态格局及其在海岸生态系统中的潜在影响。塑料际群落与周围海水群落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更高的α多样性(alpha-diversity)。硅藻(diatoms),尤其是具有底栖或附着生态特征的类群,如Navicula spp.,在塑料际中富集。塑料际还容纳了通常报道于淡水或陆地生境中的微藻类群,如Mallomonas insignis。与海水群落相比,塑料际微藻群落与已测定理化因子的关联较弱,这提示塑料可能提供了相对缓冲的微生境。研究人员利用自建的有害与有毒微藻数据库,鉴定出373个潜在有害/有毒扩增子序列变体(ASVs,amplicon sequence variants),其中14个仅在塑料际中检出。若干归属于知名有害/有毒硅藻的ASVs,例如Pseudo-nitzschia cuspidata和Skeletonema marinoi,在塑料际中富集。上述发现表明,塑料碎片能够选择性组装并容纳微藻群落,可能影响海洋微藻的生态学与生物地理学格局,并为海岸生态系统功能带来额外不确定性。
该文发表于《Water Research X》,聚焦海岸带塑料际(plastisphere)中微藻群落的组成特征、群落构建机制及其潜在生态风险。研究背景在于,海洋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海岸与近海生态系统中最普遍的人为干扰之一。大量漂浮塑料进入海洋后,为微生物附着和生长提供了持久的人造界面,形成由塑料颗粒及其附生微生物构成的“塑料际”。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塑料际细菌群落、病原菌及抗生素抗性菌等风险,而对真核微生物尤其是微藻的认识明显不足。这一缺口具有重要生态学意义,因为微藻是海洋初级生产和食物网维持的基础组成,在营养盐循环、生物多样性维系以及有害藻华发生中发挥核心作用。尤其是硅藻等表面附着型微藻可通过胞外聚合物(EPS,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参与生物膜结构建立,因此塑料表面极可能成为其重要栖息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以阐明塑料碎片是否会选择性塑造微藻群落,并进一步评估其是否会富集潜在有害或有毒类群,从而加深对塑料污染生态后果的理解。
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其一,塑料际微藻群落是否与周围海水群落显著不同,尚缺乏系统的大样本配对证据;其二,塑料际是否为某些附着型、底栖型甚至异源生境来源微藻提供了独特定殖平台,尚不清楚;其三,塑料际微藻群落的组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环境理化因子、周围海水“种源池”或塑料表面微环境共同驱动,仍未明确;其四,塑料际是否会成为潜在有害/有毒微藻的储库和传播载体,也缺少针对性评估。研究人员开展该研究,正是为了回应这些基础而关键的生态学问题。
在研究设计上,研究人员于中国青岛和香港海岸区域,在2021年8月和2022年2月采集了92组漂浮塑料碎片与周围表层海水配对样本。结果表明,塑料际微藻群落在组成上显著区别于周围海水群落,具有更高α多样性、更低群落异质性,并富集多种底栖或附着生态型硅藻以及部分潜在有害/有毒类群。研究还发现,塑料际群落与已测理化因子的耦合弱于海水群落,暗示塑料表面及其生物膜能够形成相对缓冲的微生境。总体结论是,漂浮塑料不只是被动基质,而是具有选择性组装、容纳和扩散微藻的生态载体,可能改变海洋微藻的群落结构、生物地理分布和生态风险格局。其重要意义在于,该研究将塑料污染风险评价从细菌层面进一步拓展到微藻层面,为认识海岸生态系统中塑料污染与初级生产者、藻华风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
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在青岛和香港海岸采集92组塑料碎片—周围海水配对样本,利用中红外光热显微镜(MIP microscopy)/光学光热红外光谱(O-PTIR spectroscopy)验证塑料类型;提取塑料附生与海水过滤膜上的DNA,扩增18S rDNA的V9区并进行DNBSEQ-G400双端测序;通过EasyAmplicon流程生成扩增子序列变体(ASVs),基于SILVA数据库进行分类注释;自建有害与有毒微藻数据库(HTMaDB)识别风险类群;结合主坐标分析(PCoA)、PERMANOVA、MST模型、冗余分析(RDA)、变异分解分析(VPA)、Mantel检验及线性回归等方法解析群落差异、组装机制和环境驱动因素。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在“3.1.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algal communities in the plastisphere”中比较了塑料际与周围海水微藻群落的总体结构。通过主坐标分析(PCoA)和置换多元方差分析(PERMANOVA),研究人员证实两类群落在组成上显著分离,说明塑料表面可形成不同于周围水体的微藻生态位。门水平上,两种生境均以Ochrophyta、Dinoflagellata和Chlorophyta为主,但塑料际中Chlorophyta显著升高,Dinoflagellata显著降低。进一步的差异丰度分析表明,在1270个ASVs中,有423个在两生境间显著不同,其中170个在塑料际富集。该结果说明塑料际并非简单复制海水微藻组成,而是通过表面选择作用偏向附着生活史和特定生态性状的类群。
同一部分还显示,塑料际微藻群落具有更高的丰富度和Shannon指数,说明塑料表面可容纳更丰富的分类单元。塑料际中还存在更多仅在塑料上检出的独有ASVs,且在种水平检出Bracteacoccus sp. UT23-4-4、Mallomonas insignis和Lotharella vacuolata三种仅存在于塑料际的藻类。其中Mallomonas insignis主要见于淡水环境,Bracteacoccus sp. UT23-4-4多与陆地和淡水生境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漂浮塑料不仅提供附着表面,还可能作为跨生态系统迁移的传播载体,将异源微藻带入海洋环境。研究人员据此指出,塑料碎片可被视为远洋环境中的“拟底栖岛屿”,使原本偏向表面附着或底栖的微藻获得新的悬浮栖息机会。
关于群落异质性,研究发现塑料际群落的β多样性显著低于周围海水群落,意味着不同塑料样本之间的群落组成更趋相似。通过这一结果,研究人员认为塑料际生物膜可能构成较稳定、较缓冲的微环境,降低外界盐度、温度、扰动和营养波动对微藻附着群落的即时影响,从而促进某些适应附着生长的类群持续存在并重复定殖。
随后,研究在同一节中进一步分析塑料际微藻群落的构建机制。基于修正随机性比值(MST,modified stochasticity ratio)模型,研究人员发现塑料际和海水微藻群落组装均以确定性过程为主,但塑料际受随机过程影响程度显著更高。这说明塑料际虽仍受生态筛选支配,但其环境过滤作用弱于海水。生境生态位宽度分析进一步显示,塑料际群落具有更高的平均生态位宽度,提示微藻在塑料际可利用更广的资源范围并承受较弱环境限制。Procrustes分析表明,塑料际群落与周围海水群落仍显著相关,说明海水是塑料际定殖的重要种源,但塑料表面的后续筛选使其重塑为独特群落。冗余分析(RDA)显示,海水微藻群落与全部已测理化因子显著相关,而塑料际仅与pH、盐度、温度和磷酸盐显著相关,硝酸盐和溶解性有机碳(DOC,dissolved organic carbon)不显著。变异分解分析(VPA)进一步表明,塑料际群落变异中仅25%得到解释,其中6%归因于周围海水群落,2%归因于环境因子,17%为二者共享效应,仍有75%未解释。该结果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塑料际群落塑造除受到种源池与环境因子影响外,还可能与塑料表面风化裂隙、表面拓扑、吸附有机质、生物膜结构及与细菌、病毒和其他真核生物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在“3.2. Potentially harmful/toxic microalgal taxa harbored in the plastisphere”中,研究重点转向塑料际中潜在风险微藻。借助自建的HTMaDB数据库,研究人员在全部1270个ASVs中鉴定出373个潜在有害/有毒ASVs,占观测总丰富度的29%。其中14个ASVs仅在塑料际出现,而在对应海水样本中未检出。这一结果具有重要风险指向意义,提示塑料碎片可能成为海水常规监测未能覆盖的有害或有毒微藻储库,并可能在生态系统间迁移传播。
这些有害/有毒ASVs被归入30种有毒微藻和44种有害微藻,主要属于Diatomea、Dinophyceae和Chlorophyceae,其中硅藻占比最高。进一步的配对比较显示,五种在塑料际显著富集的有害/有毒藻类分别为Cylindrotheca closterium、Halamphora coffeiformis、Skeletonema marinoi、Pseudo-nitzschia cuspidata和Thalassiosira allenii,且全部为硅藻。这一发现与前文塑料际对附着或表面相关型硅藻具有较强筛选作用的结论相互印证。研究人员指出,典型底栖种H. coffeiformis和兼具底栖—浮游生活型的C. closterium富集于塑料表面并不意外,更值得关注的是通常被视为浮游型的P. cuspidata、S. marinoi和T. allenii同样在塑料际显著富集,说明塑料际这一特化微环境甚至可扩展部分浮游硅藻的实现生态位。
研究同时总结了硅藻易于成功定殖塑料际的可能生态学基础,但整体论述仍严格基于文中内容:硅藻具有具纳米孔结构的硅质壳,可促进其黏附于多种基底;许多硅藻能够分泌胞外聚合物(EPS),形成黏性基质并稳定生物膜;塑料相关生物膜可富集环境中的有机质并形成局部资源热点;硅藻通常生长和繁殖较快,能迅速占据可利用生态位,并可能在与细菌形成的混合生物膜中进一步获益。因此,塑料际对潜在有害/有毒硅藻的选择性富集,具有明确的生态机制基础。
在风险意义上,文中指出Pseudo-nitzschia cuspidata与软骨藻酸(domoic acid)产生相关,其富集提示塑料污染可能与神经毒素相关风险传播相联系。除硅藻外,研究还检测到Margalefidinium polykrikoides、Prymnesium parvum以及Alexandrium、Dinophysis、Prorocentrum、Azadinium、Karenia等与鱼类毒性或贝类中毒相关的甲藻类群。虽然本文的扩增子测序结果不能直接证明这些类群处于活跃产毒或成华状态,但其在塑料际中的存在支持塑料碎片可能参与潜在有害藻类的滞留和扩散,从而增加海岸生态与公共健康评估的复杂性。
最后,研究通过Mantel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环境因子与微藻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塑料际和海水中的有害/有毒微藻群落均与温度、pH和盐度显著相关,其中温度相关性最强;总有害/有毒微藻丰度随温度升高和pH降低而增加。该结果提示,在海洋增温、酸化与塑料污染并发加剧的未来情景下,微藻相关生态风险可能被进一步放大。
讨论部分的核心在于:塑料际并非海水微藻的被动采样器,而是一个具有选择性过滤、相对环境缓冲和跨生态系统传播能力的新型人为生境。其对附着型和底栖型微藻,尤其是硅藻,具有明显的生态筛选作用;同时,它也可容纳部分淡水或陆源相关藻类及潜在有害/有毒类群。由于塑料际群落与环境因子的直接耦合较弱,塑料表面微环境、生物膜相互作用及塑料理化性质很可能是重要而尚未完全解析的决定因素。研究还强调,当前结果基于18S rDNA扩增子测序,因此反映的是相对序列丰度,而非绝对细胞丰度、生物量或实际产毒活性;检出的ASVs也不必然代表活细胞、代谢活跃细胞或一定形成藻华的群体。因此,对风险的解释应限定为“与潜在有害/有毒微藻相关的序列证据”。尽管研究纳入了两个地理区域、多个站位和两个季节,但空间与时间尺度仍有限,尚不足以代表全球塑料际动态,未来仍需扩大地理覆盖、开展实验验证,并进一步解析聚合物化学性质、表面结构及微环境条件的选择压力。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表明,塑料际微藻群落在分类组成上不同于周围海水群落,具有更高多样性,并容纳通常报道于淡水或陆地生境中的藻类类群以及多种推定有害和有毒硅藻。这些发现提示,塑料污染可通过对微藻的选择性组装、容纳与扩散,影响海洋微藻群落的生态学与生物地理格局,并可能对初级生产力及海岸生态系统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减少和管理塑料污染将有助于缓解塑料际相关微藻带来的生态影响。由于本研究基于扩增子测序,丰度估计代表相对序列丰度,而非绝对细胞丰度或生物量,所检出的ASVs也不必然对应活的、代谢活跃的、产毒的或成华的细胞,因此本文结果应被解释为与潜在有害或有毒微藻相关的序列归属。为获得对塑料际微藻生态这一新型人为生境的更普遍认识,未来仍需结合更广泛的地理采样、实验验证,以及对塑料特异性选择压力的评估,包括聚合物化学、表面结构和相关微环境条件,从而进一步完善对塑料际微藻生态意义及其群落组装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