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Perceived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Bamboo Product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Field Investiga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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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推进城市可持续转型,需要理解居民如何感知和响应政策。尽管感知政策有效性(perceived policy effectiveness, PPE)已在废弃物管理和回收项目中被广泛研究,但其在塑造生物基材料需求方面的作用仍有待探索。本研究基于扩展
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推进城市可持续转型,需要理解居民如何感知和响应政策。尽管感知政策有效性(perceived policy effectiveness, PPE)已在废弃物管理和回收项目中被广泛研究,但其在塑造生物基材料需求方面的作用仍有待探索。本研究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框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估计量,检验了PPE与浙江省1121名城市居民竹制品实际消费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和交互效应。结果表明,PPE与竹制品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交互分析揭示了异质性效应:PPE与环境知识呈弱正交互作用,但与环境价值观呈负交互作用。这表明政策信号可能补充认知准备,同时部分补偿较低的价值动机。补充分析表明,这种条件作用延伸至经济资源,该关联集中于低收入、价格敏感度更高的消费者群体。本研究将PPE研究从消费后管理拓展至可持续产品的购买阶段,凸显了政策感知在塑造低影响材料需求侧采纳中的作用,对城市可持续转型和城市层面促进生物基替代品的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本研究聚焦于感知政策有效性(PPE)对竹制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发表于《Sustainability》期刊。研究背景源于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屡创新高、碳中和目标紧迫的宏观语境。绿色消费被视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涵盖产品购买、使用和处置三个阶段。竹材因其快速生长和卓越的碳封存能力,被视为有前景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中国拥有853万公顷竹林资源,占全球70%的亚洲竹资源的重要份额,且具备世界一流的竹加工技术和成熟的竹制品市场。2022年11月,中国与国际竹藤组织(INBAR)联合发起"以竹代塑"(Bamboo as a Substitute for Plastic, BASP)倡议,2024年BASP专项标准体系发布,为竹基替代品的推广提供了供给侧基础,但居民在日常消费中如何采纳此类产品的需求侧问题仍有待解答。
当前学术研究呈现明显失衡:既有文献过度集中于材料科学、制造技术和生命周期评估等技术视角,虽确立了竹材的生态合法性,但对居民实际竹制品消费行为的驱动因素认识不足。现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的研究主要关注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心理变量,虽引入环境知识和环境价值观作为远端动机,却忽视了消费行为嵌入的治理情境。价格溢价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特征使得外部政策干预尤为重要,而政策效果最终通过PPE这一滤镜发挥作用。现有PPE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研究领域过度集中于废弃物管理和回收等消费后阶段,对购买阶段尤其是生物基产品的研究不足;PPE与心理驱动因素的交互机制结论不一致;多数研究测量行为意向而非实际消费,存在"态度-行为鸿沟"导致的政策效应高估风险。
为此,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台州、丽水三个代表性城市的1121名城市居民为样本,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结合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OLS估计量,分析PPE与竹制品消费行为(包括日用品、家具、工艺品拥有量及购买频率等多维指标)的直接关联,以及PPE与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的交互效应。
研究运用的核心技术方法包括:多阶段分层抽样设计(五阶段:城市—行政区—街道—社区—配额招募);基于BASP专项标准体系的四维度竹制品消费行为复合测量;涵盖信息型、激励型和约束型三类政策工具的PPE量表;扩展TPB框架下环境知识与价值观的整合;以及交互效应模型(含标准化处理和边际效应分析)与收入分组补充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直接效应方面,PPE与竹制品消费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β = 0.097, p < 0.01),假设H1得到支持。主观规范(β = 0.082, p < 0.01)和感知行为控制(β = 0.078, p < 0.01)同样呈显著正相关,环境价值观呈边际显著的负相关(β = ?0.054, p < 0.10),而环境知识和态度未达显著水平。
在交互效应方面,假设H2获得部分支持。PPE与环境知识的交互项呈边际显著正相关(β = 0.032, p < 0.10),边际效应显示:高环境知识群体中PPE显著促进消费(dy/dx = 0.091, p < 0.01),低环境知识群体则不显著。PPE与环境价值观的交互项显著为负(β = ?0.038, p < 0.05),边际效应显示:低环境价值观群体中PPE效应强烈(dy/dx = 0.096, p < 0.01),高环境价值观群体则不显著。PPE与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的交互项均未达显著水平。
补充分析表明,收入条件化了PPE的效应:PPE对低收入消费者(月收入≤10,000元)的促进作用显著(dy/dx = 0.085, p < 0.01),对高收入消费者则不显著。按政策工具细分后,该收入差异集中于激励型政策工具(奖励积分抵扣,交互β = ?0.109, p < 0.05),信息型政策工具(碳标签)虽整体效应最强(β = 0.092, p < 0.01)但不受收入调节,约束型政策工具(塑料袋收费)未显示收入异质性。
讨论部分的核心结论是:PPE的作用机制呈现"互补认知资源、补偿动机资源"的双重逻辑。环境知识赋予消费者解读政策信号的能力,形成协同效应;而强环境价值观消费者依赖内在动机,使PPE呈现替代效应。收入分析进一步表明,经济资源的充裕同样会产生类似替代效应。这一发现呼应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对自主动机与控制动机的区分,也与动机挤出(motivation crowding)研究相一致——外部激励在内在动机最弱时行为权重最大。
研究结论总结如下:本研究考察了感知政策有效性与浙江省城市居民竹制品消费的关联。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分析了1121名受访者的调查数据。结果表明,感知政策有效性与竹制品消费行为呈正相关,但该关联具有条件性:环境知识与之呈边际显著的正交互作用,环境价值观呈显著负交互作用。补充分析进一步显示,收入调节了这一关联——感知政策有效性对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促进作用,但对高收入消费者无显著影响。这些发现表明,政策感知在绿色产品购买阶段具有市场信号功能,政策设计应考虑消费者认知储备、价值动机和经济资源的差异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