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作为通向韧性的路径:来自中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准实验证据

《Sustainability》:Urban Renewal as a Pathway to Resilience: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s Old Residential Community Renovation Program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30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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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城市韧性已成为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然而关于城市更新能否有效促进该目标的信息仍较为有限。本研究以中国2017年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城市更新是否提升了城市韧性。基于2010至2021年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员采用双

  
提升城市韧性已成为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然而关于城市更新能否有效促进该目标的信息仍较为有限。本研究以中国2017年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城市更新是否提升了城市韧性。基于2010至2021年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员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估计了城市更新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城市更新显著提升了城市韧性,尽管总体效应幅度较为温和。机制分析表明,该效应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渠道实现:升级物理基础设施、增强地方政府关注度以及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韧性效应在中国东部地区、较大城市、财政实力较强城市以及位于城市群内的城市中更为显著。这些发现表明,城市更新可以作为增强韧性的有意义路径,但其有效性取决于地方制度与资源条件。总体而言,该研究提供了城市层面实证证据,说明空间治理干预如何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 11)的实现并促进更具韧性的城市发展。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快速且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深刻改变了其经济结构、空间组织与社会形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至2023年的66.2%,而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从不足8000平方公里扩展至超过62000平方公里。这一人口集中与空间扩张的双重过程伴随着人口、资本与基础设施在城市内部的加速集聚,从根本上重塑了城市系统的规模、复杂性与功能性。尽管这种大规模转型对推动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同时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可持续性挑战。快速城市扩张对基础设施系统施加了日益增加的压力,而集约化土地利用与工业活动导致了环境退化。与此同时,城市地区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自然灾害与经济社会风险的冲击。随着城市系统变得更加密集互联且功能相互依赖,其对干扰的脆弱性也随之增加。在此背景下,增强城市承受、适应和从内部扰动与外部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已成为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核心关切。

作为回应,城市韧性概念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日益突出。城市韧性的概念源于生态学与系统思维,强调城市系统吸收扰动、适应变化条件并长期维持基本功能的能力。从可持续性视角看,韧性超越了短期复苏,涵盖了城市系统中的长期适应性、灵活性与学习能力。它正日益被认定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维度,特别是在与气候变化、经济波动和公共卫生风险相关的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的背景下。(nonatomic)这一导向在全球政策议程中得到体现,最显著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 11),该目标将韧性确定为可持续城市的关键维度。

与城市更新相关的政策需求

与城市韧性日益增长的关注并行,识别可将韧性目标付诸实践的具体政策工具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在这方面,城市更新已成为促进韧性城市转型的主要政策工具。与早期依赖外向扩张和新土地开发的扩张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同,城市更新聚焦于现有建成环境的升级、再生与优化。其主要目标是促进现有城市环境的升级和更好利用,同时弥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不足。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韧性目标纳入其城市更新战略,将更新定位为提升城市安全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路径。中国亦不例外,近期国家政策文件已明确将城市更新作为建设韧性城市的战略工具。

尽管城市更新与城市韧性在政策话语中趋于融合,但两者之间的学术理解仍不充分。既有研究往往将城市更新与城市韧性作为相对分离的领域加以考察。城市更新研究主要关注其驱动因素、实施过程和相应结果,通常从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维度进行评估;城市韧性研究则倾向于强调概念框架、测度方法和适应策略,韧性主要被框定为风险管理问题。虽有研究开始探索这两个领域的交叉点,但大多依赖案例研究方法,聚焦于韧性目标如何在具体城市更新项目中纳入和实现。这些研究虽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但其发现常受限于项目特定和地方性条件,限制了其向解释城市更新如何影响城市韧性这一普遍规律的推广。

研究问题与核心发现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关键研究问题:城市更新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城市韧性?这种影响通过什么机制传导?这些效应如何在不同资源禀赋和空间条件的城市间变化?分析基于将城市更新概念化为通过物理、制度和资源路径塑造韧性的空间干预的整合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利用2010—2021年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中国2017年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研究基线回归结果显示,城市更新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reactive。尽管最终估计效应在绝对值上较为温和,但对应于城市韧性样本均值的约20.3%和约0.18个标准差。这些幅度表明,在控制了城市间既有差异和更广泛的时间趋势后,城市更新与城市韧性的适度改善相关。六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缩尾处理、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以及纳入额外政策控制——均验证了基线结果的可靠性。

机制分析识别了三个核心传导渠道。第一,物理环境升级是重要路径:通过综合升级供水、排水、电力和燃气等关键公用系统,改造项目提升了结构稳健性与功能冗余度,建筑安全性和公共空间配置的改善降低了单点故障风险并增强了对外部扰动的适应性。第二,地方政府关注度构成治理渠道:由于改造项目仍以政府主导为主,地方政府在将中央政策指令转化为实践、制定情境化改造策略、协调碎片化行政部门以及构建居民参与渠道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过程增强了治理响应性和协调能力。第三,技术创新渠道通过嵌入新技术实现:部分项目纳入实时监控和能源管理系统等智能升级措施,或强调节能材料和资源回收设施等绿色技术,这类技术的整合强化了社区的适应能力并累积性地提升了更广泛城市系统的韧性。

异质性分析揭示效应的显著分化。区域维度上,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均观察到显著正向效应,而东北城市的估计系数较小且统计不显著。城市规模维度上,所有规模类别均产生韧性增益,但效应幅度随城市规模增大而显著上升。财政能力维度上,正向效应仅在财政自给率较高的城市中统计显著。城市群整合维度上,城市群内与非城市群城市均存在正向效应,但城市群内城市的估计效应明显更大。这些结果表明,城市更新的有效性系统性地受到城市层面结构特征的调节,而非仅由政策干预本身驱动。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核心技术方法包括:基于2010—2021年286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法(DID)准自然实验设计,以2017年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政策为外生冲击,比较试点城市(处理组)与非试点城市(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韧性变化;城市韧性测度采用基于熵权TOPSIS法的多维度评价系统,涵盖经济、社会、生态、基础设施和人口五个维度共28项指标;机制检验中的地方政府关注度通过基于种子词引导的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对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测度;技术创新采用复旦大学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院提供的基于专利续展模型估计价值的发明专利数据;稳健性检验采用了事件研究法、安慰剂检验、PSM-DID等多种方法。

研究结果

基线回归分析:通过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发现城市更新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具有统计显著的正向效应,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后系数保持稳定,证实了政策的因果效应。

稳健性检验:通过平行趋势检验验证了DID识别假设的合理性;通过500次随机分配的处理组随机化安慰剂检验排除了偶然因素;替换熵值法重新测度被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并缩尾处理、PSM-DID匹配以及纳入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竞争性政策控制后,结果均保持稳健。

机制分析:分别对物理升级、地方政府关注度和技术创新三个中介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双重差分项系数均为正且统计显著,表明试点政策与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强的地方政府关注度和提升的技术创新相关联。

异质性分析:从区域、城市规模、财政能力和城市群整合四个维度展开,发现政策效应在东部城市、较大城市、财政自给率较高城市和城市群内城市中更为显著,而在东北城市和财政能力较弱城市中效应不明显或较弱。

讨论与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城市更新与韧性关系的本质。研究发现挑战了将韧性视为城市物理转型直接产物的倾向。城市更新常通过工程导向逻辑得以正当化——将衰败空间视为脆弱性来源,并期望物理升级产生韧性增益。虽然结果确认了物质环境改善的重要性,但也表明城市更新通过为制度、行动者和技术创造重新组织其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方式的机会来促进韧性。在此意义上,韧性更少是建筑的产物,更多是治理的结果。这一发现与韧性理论从关注稳定性和恢复的工程概念向强调适应、学习和转型的治理导向视角的广泛转变相呼应。

这种解释也有助于说明为何城市更新与韧性的关系仍是情境依赖的而非普遍的。城市更新并非单一政策工具,而是在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下推进的多样化实践集合。在许多情境中,更新主要面向经济增长、土地再开发、财产增值或城市竞争力。在此类情况下,韧性可能被援引为政策诉求,却未根本塑造更新的实施方式。相比之下,本研究考察的老旧小区改造与日常城市风险管理密切相关,包括基础设施老化、环境风险和公共服务不足。其韧性效应因此不仅源于"更新了什么",也源于"以何种治理逻辑推进更新"。这表明,当更新以减少脆弱性、增强适应能力和提升城市系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为取向时,韧性才会显现。其他形式的更新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包括 displacement、社会空间排斥或新形式的脆弱性,即便物理条件得到改善。

研究进一步指出,韧性是城市更新与既有地方制度环境互动中涌现的属性,而非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意味着城市更新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项目投入的资源,还取决于整个更新过程中协调、学习和适应的制度能力。因此,韧性导向的城市更新应被理解为涉及空间干预、制度能力和地方发展条件互动的治理挑战,而非简单的物理转型过程。

研究结论部分明确指出:城市更新对城市韧性具有正向统计显著效应,该效应通过物理升级、治理过程和技术适应的联合影响发挥作用,并在不同经济、财政和区域特征的城市间存在差异。城市更新与韧性之间的关系既非单一也非均质,而是由多重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地方条件所塑造。这些发现对政策具有重要意涵:城市差异显著,其经济基础、治理安排和财政资源影响着将更新投资转化为韧性增益的能力;韧性不应被视为物质升级的自动副产品,而应贯穿更新治理的全过程;需要差异化的支持机制使欠发达和财政受限城市能够从韧性导向的更新战略中获益;最大化城市更新的韧性效益需要基于地方的方法,使更新战略与地方制度和发展情境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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