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Heterogeneous Executiv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ubstantive and Symbolic Gre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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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源和环境约束持续收紧,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微观基础。本研究利用2001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高管环境认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高管环境认知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这一发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
随着资源和环境约束持续收紧,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微观基础。本研究利用2001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高管环境认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高管环境认知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这一发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创新是高管环境认知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该渠道主要通过象征性绿色创新发挥作用,而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压力导向型环境认知对绿色转型的积极影响强于发展导向型环境认知,这表明在当前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绿色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外部压力的响应。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高管环境认知的积极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高管认知视角揭示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认知机制,并为环境认知如何转化为绿色转型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环境认知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创新中介路径的实证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环境约束加剧、低碳转型加速推进的宏观背景下,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关键微观基础。相较于产业转型、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等宏观议题,企业绿色转型更直接地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模式、创新活动、资源配置决策与环境治理实践中。然而,即使在面临相似外部制度环境的情况下,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意愿和能力也存在显著异质性。部分企业积极将环境目标纳入战略决策与创新投资,而另一些企业则相对被动,仅满足于应对外部合规要求。这种差异表明,企业绿色转型无法完全由外部制度压力解释,有必要审视内部决策者如何感知、解读并应对环境问题。
现有研究主要从外部驱动因素,如环境规制、绿色信贷政策、政府干预及市场压力等视角解释企业绿色转型。尽管这些研究极大增进了我们对绿色转型制度决定因素的理解,但仍存在若干重要空白。首先,现有文献对高管如何认知环境挑战、识别绿色发展机遇并将其纳入战略决策的内部认知机制关注相对有限。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者认知在塑造战略选择和资源配置决策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高管环境认知可能是理解企业绿色转型差异的重要微观基础。其次,先前研究通常将高管环境认知视为同质构念,对其异质性来源与动机关注不足。实践中,高管环境认知可能源于监管要求、合规压力与外部问责机制,也可能源于对发展机遇、竞争优势和长期价值创造潜力的认知,这两种形式分别对应压力导向型环境认知和发展导向型环境认知,它们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有效性及内在机制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再者,尽管绿色创新被广泛认为是驱动绿色转型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对绿色创新本身的异质性关注不足。实质性绿色创新通常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长期技术积累和真正的技术突破;而象征性绿色创新一般投资成本较低、实施周期较短、外部可见性更高,是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市场预期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更易得手段。因此,高管环境认知究竟是通过实质性还是象征性绿色创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三个核心问题:第一,高管环境认知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第二,压力导向型与发展导向型环境认知是否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异质性影响?第三,高管环境认知通过何种类型的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绿色转型?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基于2001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文本构建了高管环境认知与企业绿色转型的测度,并进一步结合绿色专利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2001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股票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库)和CNRDS(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核心变量构建如下:企业绿色转型(GT)通过年报中绿色转型相关关键词的词频进行测度,关键词词典基于包含倡导与倡议、战略导向、技术创新、污染控制、环境管理/治理五个维度的113个术语框架构建。高管环境认知(ECA)同样基于年报文本分析构建,并进一步区分为压力导向型(PEA)和发展导向型(DEA)两个维度。绿色创新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GREEN_H,以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和象征性绿色创新(GREEN_I,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研究控制了企业规模、年龄、杠杆率、董事会规模、营收增长率、现金流比率、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EO两职合一、固定资产比率和托宾Q值等变量。主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运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等多种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高管环境认知(ECA)对企业绿色转型(GT)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支持了研究假设H1。此外,企业规模、年龄、盈利能力和固定资产比率等也对绿色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
**2. 机制检验:绿色创新渠道**
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管环境认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象征性绿色创新(GREEN_I)这一中介路径实现,而通过实质性绿色创新(GREEN_H)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具体而言:
- **高管环境认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高管环境认知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且实质性绿色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假设H2a未得到支持。
- **高管环境认知与象征性绿色创新**:高管环境认知对象征性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象征性绿色创新对绿色转型也有显著正向影响。Bootstrap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该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支持了假设H2b。
- **中介效应差异比较**:Bootstrap检验显示,象征性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支持了假设H2c。这表明,在当前情境下,高管环境认知更倾向于通过投资成本较低、实施更快、外部可见性更高的象征性绿色创新来响应绿色转型要求,而非立即转化为需要长期投入和高技术门槛的实质性绿色创新。
**3.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采用了工具变量法(以同行业其他企业高管环境认知的滞后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结果均支持基准结论。此外,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排除特殊时期(如新冠疫情)影响、替换为Tobit和Poisson模型、将样本限制在制造业企业、排除直辖市样本、使用滞后解释变量、对高管环境认知进行长度标准化处理、从绿色转型指标中剔除战略导向维度关键词、以及使用ESG环境支柱得分作为替代因变量等。所有检验结果均表明,高管环境认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4. 异质性分析**
- **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高管环境认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但在非国有企业中效应更强。这表明,非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更紧密地依赖于高管的个体认知与战略判断。
- **基于区域的异质性**:高管环境认知的积极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在中部地区不显著,在西部地区效应较弱。这表明,市场化程度更高、绿色金融更发达、技术与人力资本资源更丰富的东部地区,为高管环境认知转化为绿色转型实践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
**5. 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认知的影响**
进一步区分高管环境认知的类型发现,压力导向型环境认知(PEA)和发展导向型环境认知(DEA)均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前者的效应更强。这暗示在当前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绿色转型仍表现出明显的对外部压力的响应模式。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从高管认知这一内部视角,拓展了主要关注外部制度驱动的企业绿色转型文献。通过区分压力导向型与发展导向型环境认知,揭示了不同认知动机对绿色转型的异质性影响,丰富了高管环境认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区分实质性绿色创新与象征性绿色创新,本研究识别了高管环境认知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具体创新路径。研究发现,高管环境认知主要通过象征性绿色创新而非实质性绿色创新促进绿色转型。这表明,环境认知转化为绿色转型并不必然通过深度的技术突破实现,也可能通过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压力与合法性需求的战略响应来运作,这深化了我们对绿色创新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异质性角色的理解。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转化效应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在区域制度环境的调节,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说明其有效性需要市场化制度支持、资源可得性与组织自主性的配合。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利用2001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高管环境认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高管环境认知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这一发现在应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替代模型设定和样本调整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认知并非仅停留在管理者认知层面,而是通过绿色创新转化为绿色转型实践。然而,这种传导主要依赖于象征性绿色创新,而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环境认知发现,压力导向型环境认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强于发展导向型环境认知。这表明,在当前制度背景下,企业绿色转型仍表现出明显的外部压力响应模式。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显示,高管环境认知的积极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产权结构和区域制度环境影响了环境认知转化为绿色转型实践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