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care》:Why Older Adults Resist Mobile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A Conceptual Model Based on the Technology–Personal–Environment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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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关键的健康信息通信技术,移动健康信息服务(mobile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MHISs)在传递健康信息、实现远程监测和支持患者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老年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抵制行为阻碍了他们获取这些信息服务,
作为一种关键的健康信息通信技术,移动健康信息服务(mobile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MHISs)在传递健康信息、实现远程监测和支持患者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老年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抵制行为阻碍了他们获取这些信息服务,削弱了上述潜在益处。本研究采用技术—个人—环境(Technology–Personal–Environment, TPE)框架,构建并验证了一个综合性模型,以解释老年人对移动健康信息服务使用的抵制行为。研究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了中国430名65岁及以上参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健康体检项目老年人的定量数据。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获取障碍(technology access barriers)、技术使用障碍(technology usage barriers)、生理机能衰退(declining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和变革抗拒(resistance to change)与技术焦虑(technology anxiety)呈正相关;生理机能衰退、变革抗拒、社会合法性权力(social legitimacy power)和感知机构努力(perceived institutional effort)与感知自主性(perceived autonomy)呈负相关。此外,技术焦虑与移动健康信息服务使用抵制行为呈正相关,而感知自主性与移动健康信息服务使用抵制行为呈负相关。研究结论表明,上述发现阐明了技术障碍、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与老年人移动健康信息服务使用抵制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因此,相关健康信息服务提供者应采取系统性行动,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和支持性培训缓解技术焦虑,同时尊重老年人选择并促使其有意义的参与以培养感知自主性。这些发现为医疗健康信息系统设计者和提供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洞见,有助于减少老年人群体被数字健康信息生态系统排斥的现象,从而提升老龄化人群的患者福祉。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及慢性病 prevalence(患病率)上升,医疗卫生需求快速增长,部分欧洲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已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甚至15%。移动健康信息服务(MHIS)作为一种新兴的健康信息通信技术,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信息通信技术设备,突破了传统医疗服务在时空上的局限,与电子健康档案(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s)、健康信息交换(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 HIE)系统共同构成了改善健康信息流动、增强患者参与和支持临床决策的重要技术体系。然而,老年用户对MHIS的抵制不仅意味着技术采纳的失败,更构成了健康信息获取和患者福祉的关键障碍。
现有研究虽已考察了技术促进因素、个人属性及外部影响等多维度因素对老年人MHIS采纳的影响,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接受度和使用率,对抵制行为背后复杂内部机制关注有限,未能充分认识到采纳与抵制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其二,既有研究往往视角狭窄,缺乏同时涵盖技术、个人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其三,在东亚或儒家文化背景下,老年人所享有的社会合法性权力如何影响其数字健康服务参与尚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以技术—个人—环境(TPE)理论框架为指导,系统探究技术障碍、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如何通过技术焦虑和感知自主性这两个核心中介变量影响老年人对MHIS的抵制行为。研究样本来源于中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65岁及以上参与免费健康体检的老年人群体,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通过走访中国城乡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对接触过MHIS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430份。为确保研究工具科学性,研究前期进行了预测试,各构念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测量工具具有良好信效度。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AMOS(Version 28)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评估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检验多重共线性,并以Harman单因子检验排除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问题。
研究模型拟合结果显示:χ
2/df = 1.302,RMSEA = 0.027,GFI = 0.919,AGFI = 0.904,CFI = 0.984,NFI = 0.929,IFI = 0.984,TLI = 0.984,各项指标均达到推荐标准,模型拟合良好。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获取障碍(β = 0.170, p < 0.05)、技术使用障碍(β = 0.308, p < 0.001)、生理机能衰退(β = 0.173, p < 0.01)和变革抗拒(β = 0.193, p < 0.01)均与技术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生理机能衰退(β = ?0.177, p < 0.05)、变革抗拒(β = ?0.208, p < 0.01)、社会合法性权力(β = ?0.135, p < 0.05)和感知机构努力(β = ?0.216, p < 0.01)均与感知自主性呈显著负相关。技术焦虑(β = 0.249, p < 0.001)与MHIS使用抵制行为呈正相关,感知自主性(β = ?0.292, p < 0.001)与MHIS使用抵制行为呈负相关。在控制变量方面,教育水平与MHIS使用抵制行为呈负相关(β = ?0.470, p < 0.001),而性别、年龄、居住地、月收入和职业与抵制行为无显著关联。
中介效应检验采用Bootstrapping算法,在95%置信水平下进行。结果显示,技术焦虑和感知自主性在个人因素、环境因素与老年人MHIS使用抵制行为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就技术因素而言,技术焦虑在技术获取障碍与抵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较弱,在技术使用障碍与抵制行为之间未显示出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揭示了受访老年群体的队列特征:多数集中于65至84岁年龄段,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高达90.2%,农村居民占58.1%,农民职业占比57.4%,月收入低于500元人民币者占比最大。教育水平与抵制行为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较高教育程度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理解健康信息、遵循数字服务流程和适应陌生界面的能力,从而降低抵制倾向。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拓展了TPE框架在老年用户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边界,整合了技术焦虑与感知自主性作为正负向心理机制的双重中介角色,并揭示了社会合法性权力和机构努力的特殊作用路径,为理解老年人数字健康服务抵制行为提供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理论框架。
在实践启示方面,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针对技术获取障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提供基础数字接入支持,如MHIS相关信息、工作人员协助首次使用、智能设备和互联网服务获取指导等;针对技术使用障碍,移动健康应用设计应注重简洁易用,开发适合老年人日常需求的模块,如健康教育、养生指导和社交互动等,以创建有吸引力的在线社区环境。对于生理机能衰退和变革抗拒问题,应提供个性化培训辅导服务,建立专业耐心的客服团队。值得注意的是,机构努力并非总能产生预期积极效果,服务提供者需审慎评估其努力是否真正契合老年人需求偏好,避免过度干预,尊重老年人的自主选择权。产品设计应赋予老年人更多选择和控制权,如允许自定义界面布局和设置提醒通知等。
研究结论指出,基于TPE理论框架所构建的概念模型证实了以下核心机制:(1)技术获取障碍、技术使用障碍、生理机能衰退和变革抗拒正向影响技术焦虑;(2)生理机能衰退、变革抗拒、社会合法性权力和感知机构努力负向影响感知自主性;(3)感知自主性负向影响MHIS使用抵制行为,而技术焦虑正向影响抵制行为。该研究为老年人MHIS使用抵制行为的相关因素提供了新的实证见解,拓展了TPE框架在数字健康采纳研究中的应用范围。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限于中国老年人群体且规模相对有限;未进一步区分抵制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采用横截面调查设计限制因果推断。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国际多元化老年群体,纳入数字素养和既有技术经验等更多个体特征,并采用纵向设计追踪抵制行为的动态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