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话到规约:危地马拉玛雅Q’eqchi’农业合作社的参与式生物文化治理路径

《Ecosystems and People》:From dialogue to protocol: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to biocultural governance in Maya Q’eqchi’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Guatemal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30日 来源:Ecosystems and Peopl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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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档记录了研究人员与危地马拉北部Alta Verapaz地区十个玛雅Q’eqchi’农业合作社协作制定生物文化协议(Biocultural Protocols, BPs)的过程,着重探讨了共同设计社区自定义治理工具的方法论、伦理和政治维度。该协议以《联合国土

  
本文档记录了研究人员与危地马拉北部Alta Verapaz地区十个玛雅Q’eqchi’农业合作社协作制定生物文化协议(Biocultural Protocols, BPs)的过程,着重探讨了共同设计社区自定义治理工具的方法论、伦理和政治维度。该协议以《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UNDRIP)和"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FPIC)原则等土著人民权利框架为指导,阐明了关于土地、传统知识和惠益分享的本地化规范与主张。研究人员采用参与式和去殖民化方法论,使非土著与玛雅Q’eqchi’研究人员共同投身反思性对话,应对语言、内部多样性和机构疑虑等挑战。该论文通过提供一个评估生物文化协议开发过程的框架,为有关伦理研究与土著人民主权的持续争论做出贡献;研究成果表明,生物文化协议不仅能够支持社区治理和表达集体权利,还可作为文化价值、关系性 accountability 和领土关怀的鲜活体现。结语反思了在共同创造协议的同时避免同化声音意味着什么,主张在环境治理和研究合作中,对认识论多元性、信任和社区所有权作出更深入的承诺。
该论文发表于《Ecosystems and People》,聚焦生物文化协议(BPs)这一新兴治理工具在土著社区中的实践应用,旨在回应全球范围内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与传统知识权利维护的紧迫需求。研究背景源于一个核心张力:尽管国际社会已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名古屋议定书》等法律文件承认土著人民对其生物文化资源的主权,但现有生物文化协议多停留在试点阶段,面临方法整合不足、法律认可不一致、包容性欠缺、资源受限以及影响力评估匮乏等多重困境。更关键的是,许多协议沦为技术性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工具,忽视了其本应保护的整体性生物文化语境,使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 TK)被商品化而非视为社区生活、习俗和领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危地马拉作为生物超多样性国家,却面临森林砍伐、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挑战,其Alta Verapaz地区的玛雅Q’eqchi'农业合作社虽通过农林复合经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态韧性,但在全球商业化与地方粮食主权之间仍存在张力。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研究,以探索如何使生物文化协议真正成为反映和强化土著人民生物文化价值的活体工具,而非服务于外部合规或市场导向的被动文件。

研究人员与FEDECOVERA R.L.联合会下属的十个玛雅Q’eqchi'农业合作社合作,共同开发了危地马拉首批生物文化协议。FEDECOVERA R.L.成立于1976年,涵盖42个一级合作社和超过120个协会,代表约33,000个生产者家庭。这些合作社的成员于2009年至2013年间在Alta Verapaz地区成立,主要种植咖啡和小豆蔻等出口作物,同时保留玉米和豆类等基本口粮作物的传统耕作方式。研究人员团队由非土著研究者和玛雅Q’eqchi'研究者共同组成,后者作为FEDECOVERA R.L.的 field staff,兼具文化中介者、协调者和知识持有者身份。研究严格遵循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原则,通过六个阶段推进协议制定:向合作社行政理事会和监察理事会介绍协议提案;由各合作社自行选定十人工作组(涵盖不同性别、年龄和治理角色的代表);通过参与式绘图、引导式焦点小组讨论、时间轴、愿景练习、"蛛网图"能力评估和SWOT分析等参与性活动收集和系统化协议内容;由玛雅Q’eqchi'研究人员起草协议草案;经由各合作社年度大会讨论、审查、验证和批准;最后向相关政府机构传播协议的存在及其开发过程。

为评估这一创新机制,研究团队构建了四个核心标准:包容性(Inclusivity)——考察社区成员跨性别、年龄、亲属关系和治理角色在议程设置、审议和决策中的实质参与;文化与语言身份(Identity)——衡量协议条款是否以反映本地世界观的概念框架表达;集体所有权与控制(Ownership)——关注社区对协议内容、批准、存储、访问和披露的集体权威;伦理参与(Engagement)——审视外部行动者与土著集体之间关系的尊重性与协作性。

研究结果部分,研究人员首先描述了协议的格式、内容与结构。十个合作社的协议在总体目标上高度一致:使合作社拥有管理其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工具;加强本地治理能力以防止对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非法获取;认可合作社基于传统知识和实践进行生物多样性管理的角色。协议涵盖以下共同主题:群体自我界定及其领导与决策过程;习惯法、生物文化生活方式与自然精神理解之间的关联;由合作社编制的生物文化登记册,记录本地生物和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知识状况;原地保护本地植物、土著畜禽品种和/或野生动植物的现状与措施;环境、社会经济、人口和文化等各类本地挑战;传统知识分享方式及代际知识传递的动态与挑战;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的定义及其与合作社规范的交叉;国家法与国际法下的权利;对各利益相关方尊重其习惯法和合作社协议的呼吁,以及所需各类援助的声明。在格式上,尽管研究人员原本设想开发海报、流程图等口述和视觉形式,但合作社要求将协议制定为简洁的书面手册,目前正在推进西班牙语至玛雅Q’eqchi'语的翻译工作。

在协议开发过程方面,研究人员揭示了若干关键发现。知识保护成为参与者,尤其是长者的核心关切。药用植物和传统仪式等祖先知识具有神圣性,面临被误表、误读或外部行为者滥用的风险,加之数字风险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促使合作社决定将协议仅以物理形式持有并严格保密。这一动态将社区所有权与控制(assessment criterion 3)确认为核心标准:保密性并非限制,而是主权和伦理管治的表达。同时,协议制定过程本身成为青年参与和未来领导力发展的空间——尽管年轻成员中部分人对祖先实践或一无所知,或虽知晓却不践行,这一现象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流失密切相关。

研究人员还应对了合作社内部优先事项异质性和权力不对称的挑战。年轻第三代成员有时质疑或拒绝既存规范,使协议过程不仅是共享原则的编纂场所,更是代际协商的空间。语言方面,尽管全部咨询和信息收集均以玛雅Q’eqchi'语进行,但"领土""自然""土地""集体责任"等核心概念在玛雅Q’eqchi'语与西班牙语之间缺乏直接对应,需要研究者与合作社成员之间进行充分的讨论、情境化和意义协商。机构层面的挑战尤为突出:协议内容的保密性和合作社控制权遭遇国际资助方和国家行为者的疑虑与不信任,这揭示了机构问责框架与土著人民治理模式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将研究结果置于更广泛的生物文化协议文献中进行审视。在概念化层面,Alta Verapaz的生物文化协议体现了知识共同生产的实践,其中多元认识论不仅被承认更被结构性整合。互惠性和关系性成为关键指导原则,所有十个协议均纳入了"Mayejak"仪式——这与农业生产周期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对自然元素表达感恩、祈雨、止旱或建筑前请求土地使用许可的仪式。"Tzuultaq'a"(山-谷)作为神圣的超人类存在,是土地及其丰饶的神圣守护者和所有者,这一概念在所有协议中均有体现。然而,研究人员也警惕将土著人民主要刻画为"守护者"或"托管人"的风险,认为这可能将其身份本质化、降低为环境功能,或为其与土地的关系披上外部保护目标的外衣。协议将玛雅Q’eqchi'的土地管理框定为 ongoing care 和管辖权的表达,而非对全球公共物品的服务。

在实施层面,协议明确了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与本地 grounded 规范和决策程序之间的关联,要求所有外部行为者(包括政府机构)承认这些社区自定义的FPIC实践。部分合作社提议将协议纳入行政理事会和教育委员会的职责,用于内部和外部协议的信息开发、传播和推广。然而,能力建设差距依然存在,合作社缺乏应对复杂国际法律框架的专业知识和资源。研究人员特别指出需警惕"非政府组织化"(NGOisation)风险,即社区过度依赖外部非政府组织和法律倡导者而未能发展内部能力。

在影响层面,协议为更好理解合作社的生计和世界观开辟了空间。基于对权利法律和政治背景认识的深化,讨论兴起于强化已丧失的内部规范和法规、保护生物多样性(尤其是水源、山丘和森林)以惠及未来世代。领导者自愿表现出对文化实践推广的兴趣,并对保存传统医学和玛雅仪式的成员表示尊重。这一过程还促进了合作社的赋权,激发了青年对抢救因代际传递中断、无知或缺乏兴趣而遗弃的祖先知识或实践的兴趣。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协议开发被既定领导结构主导或被地方精英俘获的案例形成对比。

关于协议的国家政策认可,研究人员指出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显著的政治意愿。文献显示,尽管部分协议已实现重要法律认可并促进政治赋权,但结果因政治背景和社区组织能力而异。将"法律多元主义"转化为实践的意愿缺失,是可能侵蚀生物文化协议变革潜力的挑战。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与十个玛雅Q’eqchi'农业合作社协作开发生物文化协议的工作,为重新构想伦理研究、维护土著人民主权和践行法律多元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社区自定义工具,协议不仅阐发了关于土地、知识和同意的权利与责任,更以跨文化、法律和机构情境均可理解的方式,正式化了本地 grounded 的决策过程。协议体现了扎根于玛雅Q’eqchi'世界观、与领土的精神关系以及代际对话的、基于价值的、关系性的治理路径。同时,该过程揭示了必须审慎应对的认识论、机构和语言张力,以确保协议真正反映社区优先事项而非外部议程。四项评估标准为识别和应对这些张力、确保协议合法性提供了简洁框架。

对于未来从事生物文化协议设计的研究,研究结论提出了若干启示:首先,协议必须被视为活的、适应性的过程而非静态工具,其诞生于信任建设、集体审议和反思性实践之中;其次,方法论灵活性至关重要,协议必须容纳内部多样性、代际转变以及对权威和价值的多元理解;第三,共同设计过程本身必须根植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不仅是需要编纂的原则,更是持续协商的实践;最后,包括资助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机构行为者,必须愿意接受和支持社区自定义的保密性和主权条件,即使这些条件与主流的可见性、文件化和控制规范相偏离。归根结底,共同创造协议而不同化声音,需要根本转变协作的概念化方式:这意味着放弃控制、彰显土著人民的认识论,并为不对称性的显现而非遮蔽创造空间;这意味着认识到协议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赋予其意义的集体表达、争议和确认过程。在此意义上,与玛雅Q’eqchi'合作社共同开发的生物文化协议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管辖权、记忆和未来创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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