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工作中的未受质疑欺骗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Unchallenged deception in performance sports work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30日 来源: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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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对竞技体育执教情境中未受质疑欺骗(unchallenged deception)的创新性探究,在体育工作社会学领域开辟了新方向。研究人员对来自29名体育工作者——包括教练、表现分析师、运动科学家、医生、1名运动心理学家、物理治疗师和球探——的Jisc在

  
本文通过对竞技体育执教情境中未受质疑欺骗(unchallenged deception)的创新性探究,在体育工作社会学领域开辟了新方向。研究人员对来自29名体育工作者——包括教练、表现分析师、运动科学家、医生、1名运动心理学家、物理治疗师和球探——的Jisc在线定性调查数据进行了迭代分析。研究结果讨论了参与者如何识别同事实施的多样化欺骗尝试,以及他们为何会隐瞒自己已察觉谎言并且不对其提出质疑。对这些发现的理论阐释建立在Goffman和Hochschild的理论基础之上,并推动了Shulman关于未受质疑欺骗的理论化发展。研究人员通过对参与者叙述的迭代分析,提出了战略性轻信(strategic gullibility)这一新启发式概念,用以理解工作者如何在隐瞒自己已识别他人谎言的同时,管理这些谎言所带来的影响。借此,本研究回应了关于考察未受质疑欺骗现象的学术呼吁,为不断发展的体育工作批判性社会(戏剧论)分析提供了新的洞见,并对体育从业队伍的培养与持续专业发展提出了重要问题。
本文发表于《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聚焦竞技体育工作场域中一种长期被忽视但具有重要社会学意义的互动现象——“未受质疑的欺骗”。研究背景在于,既有关于体育工作、教练实践与组织政治的研究,已揭示竞技体育工作环境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强关系网络、显著等级差异与浓厚的绩效压力,但对于体育工作者在明知他人试图欺骗自己时,为何不公开质疑、又如何在互动中维持“仿佛相信”的表演性实践,相关研究仍相对不足。正因如此,开展此项研究具有必要性:它不仅有助于揭示竞技体育工作中的微观权力运作机制,也有助于解释从业者如何在脆弱就业结构与组织政治中进行情绪管理、关系维护和职业自保。

研究人员以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研究范式为基础,采用戏剧论(dramaturgy)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将工作场所中的欺骗理解为一种表演性、社会性和关系性的活动。文章在Shulman关于未受质疑欺骗的理论基础上,结合Goffman关于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与策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的论述,以及Hochschild关于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ur)特别是表层表演(surface acting)的理论,提出“战略性轻信”这一新概念。该概念指工作者在明知某一说法为虚假时,仍持续向说谎者表现出相信该说法的样态,以避免直接对质所可能带来的职业、关系和声誉成本。研究结论表明,这种行为并非单纯的软弱、迟疑或判断失误,而是一种具有能动性(agentic)、代价性(costly)和社会后果性(socially consequential)的互动表演。其发生依赖于特定结构条件,尤其是短期或脆弱就业、权力集中、小世界式劳动力市场以及限制异议表达的职业文化。

就研究为何值得开展而言,文章指出,竞技体育工作场域中的组织决策通常高度人格化,续约、薪酬、岗位稳定性、资源配置与职业晋升常受少数资深人物支配。与此同时,体育行业内部网络紧密,名誉与关系影响可跨越单一组织而延伸至整个职业生涯。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面对来自上级、同部门同事或跨部门成员的欺骗,工作者往往并非缺乏识别能力,而是因为对抗成本过高而选择不揭穿。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理解体育工作中的沉默、配合、表面顺从与隐性抵抗提供了更精确的分析工具,也对职业教育、组织治理与劳动保护提出了批判性反思。

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Jisc在线定性问卷收集资料,样本为29名当时在英国竞技体育领域工作或近期工作过的从业者,主要来自英格兰竞技体育,且以足球项目为主。纳入标准要求参与者能够回忆并详细描述一段自己已识别但未质疑他人欺骗企图的具体事件。问卷问题依据Shulman的戏剧论分析构成部分设计,围绕事件发生时间地点、欺骗者身份与目的、识别方式、不质疑原因、隐瞒识别的方式及是否向第三方披露等展开。数据分析采用Tracy提出的迭代方法,包含主位(emic)与客位(etic)两个阶段:先在个体叙事层面识别共性与差异,再借助Shulman、Goffman、Hochschild、McGoey、Mercier及Venz和Nesher Shoshan等理论资源进行解释性建构。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论文核心概念的建构展开,保留原文小标题如下。

Detecting without disclosing: the observer’s position
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参与者如何在不暴露自己已识别的前提下察觉欺骗。研究发现,参与者所遭遇的欺骗涉及组织重组、预算分配、裁员风险、合同状态、薪酬水平以及工作任务是否完成等多个方面,欺骗者通常是资深同事、直线经理或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参与者识别欺骗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其一,是感知表达不一致(expressive incongruence),即言语内容与身体语言、目光接触、说话方式或行为细节之间的不匹配。其二,是通过第三方信息进行验证,包括同事证实、组织内部传闻与跨部门信息流通。研究据此指出,欺骗识别并非纯粹个人化的观察结果,而是一种协作性成就,依赖小规模、高密度职业网络中的信息交换。借助Goffman的策略互动理论,文章进一步指出,一旦观察者成功识别出他人的“被守护信息”,便往往需要隐藏自己已经知情这一事实,以免对方修正策略、破坏未来信息获取的可能。由此,识别本身反而生成了一种新的隐瞒义务。

The calculus of non-confrontation
这一部分分析参与者为何在识别欺骗后仍选择不对质。研究显示,最常见原因是对报复的担忧,尤其在欺骗者掌握续约、用人或日常工作安排权力时,参与者会将对抗成本与岗位安全进行权衡。部分参与者认为,对质不会带来建设性结果,反而会使自己日后处境更困难。还有一些参与者担心,一旦揭穿谎言,就必须解释自己如何得知真相,从而暴露那些提供线索或协助验证的同事,进而破坏维系识别网络所需的信任关系。因此,不对质不仅是自我保护,也是对第三方信息提供者的保护。文章在这一部分对Shulman框架作出推进:竞技体育中的未质疑欺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顺从,而是扎根于短合同、个性化续约、权力集中和小规模劳动力市场等结构条件中的策略计算。研究还借用Scott关于公共文本(public transcripts)与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的论述,指出参与者虽不公开挑战,但常会在后台向可信同事、上级或正式举报渠道传播另一种解释,因此“不对质”不等于“沉默接受”,而是一种具有策略性的后台行动。

该部分还呈现了少量边界性案例,说明不对质并不总是出于自我防御。有些欺骗被参与者理解为善意保护,例如同事在其高度压力状态下出于照护目的而说谎;也有参与者因为对方是新人或初级成员,担心公开揭穿会过度损害其职业发展,因此选择支持和监测而非直接暴露。研究据此指出,尽管动机存在差异,但这些案例与前述情况在互动形式上仍一致,即都是对已知虚假说法进行不公开质疑并表演性接纳。

Performing belief: strategic gullibility as emotional labour
这一部分是全文的理论核心,着重分析“不对质”之后仍需持续进行的互动劳动。研究表明,参与者在决定不揭穿欺骗后,并非只是保持沉默,而是必须在后续互动中持续“表现得像相信了一样”。参与者使用了“照常行事”“顺着谈话走”“假装不知道”“陪着演下去”等表述,反映出他们并非被动承受,而是在主动生产一种“可信的轻信外观”。研究将这一过程理论化为Hochschild意义上的情绪劳动,尤其是表层表演:即外显的情绪与内在真实感受并不一致。参与者实际上已经认定自己被欺骗,但仍需在面部表情、语气、行为与互动方式上维持“未察觉”的样态。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表演所遵守的是一种隐性的“轻信同事展示规则”,即在竞技体育工作环境中,面对资深同事或权力人物的说法,应表现出善意接受与职业化克制,而非即时怀疑或公开反驳。由于英格兰男子足球等环境强调坚忍的职业气质(stoic professionalism),工作者可供使用的异议表达形式更加受限,使得这种表层表演几乎成为剩余选择。研究还指出,这类持续性表层表演会带来情感残余(affective residue),参与者叙述中已可见信任丧失、关系紧张、职业抽离以及离职决定等后果。这说明“战略性轻信”不是简单策略,而是一种伴随明显情绪成本的持续劳动。

Consolidating strategic gullibility
在这一整合部分,研究明确界定“战略性轻信”的概念,并将其与相邻概念区分开来。文章指出,该概念不同于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轻信(gullibility),因为其核心不是真正相信,而是明知不真却表演相信;它也不同于战略性无知(strategic ignorance),因为这里并非主动维持不知道,而是已经知道却隐藏知道;它亦区别于知识隐藏(knowledge hiding)或装傻(playing dumb),因为其对象不是向他人隐匿信息,而是向欺骗者本人展示一种已接受其说法的姿态。文章强调,战略性轻信依赖特定工作条件:脆弱就业、集中裁量权、小世界劳动力市场以及压缩异议表达空间的文化规范。尽管这一现象在竞技体育尤其鲜明,但其分析适用性并不限于体育,还可能拓展到其他短合同、高竞争与关系密集的职业领域。研究人员还指出,战略性轻信具有三个关键特征:其一,它是能动性的表演,而非工作者能力不足;其二,它代价高昂,会积累情绪劳动负担;其三,它具有社会后果,会通过隐藏文本的流通重塑工作场所的信息和关系结构。

讨论部分综合表明,本文通过对29名竞技体育工作者叙事资料的迭代分析,扩展了关于未受质疑欺骗的社会学理解。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将识别欺骗之后的“继续表演相信”从一个未被命名的日常实践,提炼为“战略性轻信”这一概念。该概念将Goffman的印象管理与策略互动、Hochschild的情绪劳动以及Shulman的未受质疑欺骗理论有机连接起来,展示了体育工作者如何在高风险、高依赖和高不稳定性的组织中,以表面上的轻信来换取更可承受的未来成本。文章同时指出,这并不是应被职业教育用来训练的技巧,而是应成为提高从业者批判意识的分析资源。对于体育工作者培养和持续专业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帮助其识别何种结构性条件使“战略性轻信”变得理性,以及如何评估由此积累的职业与情绪代价。对组织治理而言,研究提示应通过提升用工保障、改善决策透明度、建立有效申诉渠道、降低对上级叙事表达怀疑的声誉代价等措施,减少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与强度。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
本文通过对29名竞技体育工作者叙述材料的迭代分析,提出了“战略性轻信(strategic gullibility)”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工作者在明知某项说法为虚假时,仍对说谎者持续表现出相信该说法的样态,以在不承担直接对质成本的情况下管理谎言带来的影响。研究在Goffman关于印象管理与策略互动的论述、Hochschild关于情绪劳动的理论,以及Shulman关于未受质疑欺骗的框架基础上推进了相关理论发展。研究表明,战略性轻信是一种具有能动性、代价性和社会后果性的互动表演,其产生回应了竞技体育工作场所中可识别的结构性条件,并要求工作者承担类似Hochschild所说由持续表层表演所遗留的情绪劳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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