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城市社区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一项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
《PLOS One》:Cultural capital and health literacy among urban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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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HL)是健康结局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现有多数研究仍偏重个体认知技能,对社会文化资源如何塑造个体接触及处理健康信息的方式关注有限。本研究探讨马来西亚城市社区中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各维度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HL)是健康结局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现有多数研究仍偏重个体认知技能,对社会文化资源如何塑造个体接触及处理健康信息的方式关注有限。本研究探讨马来西亚城市社区中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各维度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之间的关联。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cross-sectional study),对霹雳州怡保市(selected urban communities in Ipoh, Perak)325名成年居民进行调查,以整群抽样确定研究地点并在选定整群内采用社区便利招募(convenience recruitment)。文化资本从内化(embodied)、客观化(objectified)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三个维度测评;健康素养采用经验证有效的马来西亚版健康素养调查简表HLS-M-Q18测评,涵盖健康信息的获取(access)、理解(understanding)、评估(evaluation)及应用(application)。所有构念均具良好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0.822~0.931)。因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双变量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估算各类文化资本对各健康素养领域的独立贡献。结果显示文化资本与所有健康素养维度均显著相关(p<0.001)。制度化文化资本是获取(β=0.298, p<0.001)与理解(β=0.305, p<0.001)的最强预测因子;内化文化资本是评估(β=0.537, p<0.001)的唯一显著预测因子,也是应用(β=0.359, p<0.001)的最强预测因子。文化资本可解释各结局28.2%~41.9%的变异。不同教育及收入水平者也观察到差异。结果表明健康素养不仅取决于信息可及性,还受更广泛社会文化资源塑造。公共卫生干预应超越单纯提供信息,着力强化使个体能在日常生活中评估及应用健康信息的经验性与情境性能力。
本文对发表于《PLOS One》的论文《马来西亚城市社区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一项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进行解读与总结。
研究背景
传统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HL)概念强调功能性读写与理解能力,认为具备基本认知技能即可有效获取及运用健康信息。然而在信息环境日趋复杂且充斥矛盾内容的当下,仅有读写能力难以解释个体在甄别信息可信度、结合生活情境加以应用方面存在的差异。布迪厄(Bourdieu)提出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包含内化(embodied,指内化的气质、知识、自信与经验)、客观化(objectified,指文化物品与物质信息资源)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指正式学历资格)三种形态,已被用于解释健康知识、行为及社会健康不平等。既有研究较少系统检验三种文化资本形态分别与健康素养四项领域——获取(access)、理解(understanding)、评估(evaluation)、应用(application)——的具体关联,尤其在马来西亚城市社区中缺乏实证依据。鉴于马来西亚城市地区信息可及性提升但健康素养仍存在分层现象,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以明确不同形式文化资本对不同健康素养领域的差异化影响。
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于2025年2月至8月在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市(Ipoh, Perak)混合社会经济特征的城市场所,以整群抽样(cluster-based approach)选取研究地点,在选定整群内对≥18岁常住居民行社区便利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最终纳入325人。文化资本按Bourdieu框架操作化:内化文化资本测健康信息相关的自信、沟通实践及经验性知识;客观化文化资本测健康相关材料、数字设备及信息资源可及性;制度化文化资本以正规教育程度代表。健康素养采用马来语版欧洲健康素养调查简表HLS-M-Q18测评获取、理解、评估、应用四个域。量表内部一致性以Cronbach α检验(α=0.822~0.931)。因变量非正态,双变量关联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别以三个文化资本维度为自变量、四个健康素养域为因变量建立四组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报告未标准化系数(B)、标准化β、95%CI及决定系数(R2);人口学差异用Mann–Whitney U及Kruskal–Wallis检验,显著性水准p<0.05。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Sample characteristics)
有效样本325人,女性59.4%,男性40.6%;18~35岁占56.0%,36~50岁占31.1%,≥51岁占12.9%。族裔分布为马来人61.8%、印度人21.2%、华人13.8%、其他3.1%。学历含中学(SPM)16.4%、大学预科/文凭(STPM/STAM/Diploma)35.1%、学士学位35.1%、研究生8.9%。就业与月收入呈多元分布,表明样本具混合教育及社会经济背景。
量表信度(Reliability of measures)
所有研究构念Cronbach α介于0.822~0.931,达良好至优秀标准,无条目被删除。
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Spearman相关显示三类文化资本与四项健康素养域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内化文化资本与评估(ρ=0.598)及应用(ρ=0.605)相关性最强,与获取(ρ=0.425)及理解(ρ=0.481)中度相关;制度化文化资本与理解(ρ=0.573)、应用(ρ=0.566)、获取(ρ=0.503)相关性依次递减;客观化文化资本各域均为中度相关。
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四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均显著(p<0.001),R2为28.2%(获取)~41.9%(应用)。获取域最强预测为制度化文化资本(β=0.298, p<0.001),次为内化(β=0.167, p=0.011)与客观化(β=0.144, p=0.047);理解域亦以制度化最强(β=0.305, p<0.001),次为内化(β=0.214, p<0.001)与客观化(β=0.183, p=0.007)。评估域仅内化文化资本显著(β=0.537, p<0.001),制度化与客观化无显著性;应用域内化文化资本最强(β=0.359, p<0.001),制度化(β=0.194, p<0.001)与客观化(β=0.188, p=0.004)亦显著。表明制度化文化资本更关联功能性健康素养(获取、理解),内化文化资本更关联高阶健康素养(评估、应用)。
人口学特征差异(Differences across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性别在各健康素养域无显著差异(p>0.05)。年龄组在评估与应用有显著差异(p<0.05),获取与理解无差异。教育程度与所有健康素养域显著相关(p<0.001),收入水平亦然(p<0.01),提示健康素养差异更多由教育与经济社会地位形塑。
讨论与结论翻译
本研究表明健康素养并非由单一资源决定的统一能力,获取与理解更多关联制度化文化资本(正规教育),而评估与应用更多关联内化文化资本(内化的经验、自信与实践判断)。正式教育有助于查找和理解书面及官方健康信息,但不足以解释对信息可信度的批判性评估能力,后者依赖经验性知识与日常实践。客观化文化资本(物质与信息资源)在回归中作用较弱。收入与所有健康素养域相关,反映物质条件亦可制约信息应用。无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可能反映经验积累。公共卫生干预若仅提供信息无法消除健康素养不平等,应强化社区情境下的经验学习、信任沟通与情境支持,以提升批判性健康素养(critical health literacy)。局限含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便利抽样潜在选择偏倚、文化资本量表未做验证性因子分析及样本量略低于初始估算。综上所述,健康素养受制度化、客观化、内化文化资本及经济资源共同塑造;正规教育更强预测获取与理解,内化文化资本更强预测评估与应用;公共卫生策略应超越信息发布,培育使个体能诠释、评估及运用健康信息的社会与经验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