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logia》:Systematic Baikal seal hunting and exploitation at a single site since the Neoli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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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尔湖严格的季节性、以长期封冻为主的湖盆环境,在西伯利亚原住民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地社区并将其视为神圣空间。该湖复杂的人类占居历史,主要见于其西岸地区(前贝加尔地区,Cis-Baikal),其形成过程受到人类—动物—环境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塑造,其中包括
贝加尔湖严格的季节性、以长期封冻为主的湖盆环境,在西伯利亚原住民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地社区并将其视为神圣空间。该湖复杂的人类占居历史,主要见于其西岸地区(前贝加尔地区,Cis-Baikal),其形成过程受到人类—动物—环境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塑造,其中包括与世界上唯一完全淡水生鳍足类(pinniped)物种——贝加尔海豹(Pusa sibirica Gmelin, 1788)之间的关系。然而,湖盆其他区域,尤其是通贝加尔地区(Trans-Baikal)此类过程发生的时间与性质,迄今仍缺乏清晰认识。来自通基乌什卡尼岛(Tonkij Ushkany,“死海豹岛”)的埋藏学(taphonomy)、古生物学(palaeontology)、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及考古学证据——包括陶器、金属制品以及可识别燃烧温度的针叶树木炭——揭示出目前已知最早的、在海豹上岸栖息地(haul-outs)内反复实施的近距离成熟个体猎捕行为。遗址中可见频繁出现的病理痕迹、烧灼痕与切割痕,甚至分布于最小型骨骼构件之上,表明猎人对海豹形态结构具有全面认识,并对尸体进行了系统性开发利用;该行为经放射测年可追溯至约5,100年前。牙本质年轮(dentine annuli)分析及其同位素分析(isotopically analysed),结合骨骺愈合(epiphyseal fusion)特征,指示该地存在冬季与夏季屠宰活动,这一点不同于前贝加尔地区的既有模式。此外,研究结果提示狗可能参与了新石器时代的狩猎策略,同时记录了铁器时代及其后时期对熊、鹿、马、鸭和牛的零星利用。对动物生态、文化及精神联结的深刻理解,共同塑造了当地族群持续更替的人类社区、海豹种群及贝加尔湖之间的关系。
该文发表于《Biologia》,围绕贝加尔湖中部乌什卡尼群岛通基乌什卡尼岛一处遗址,系统讨论了通贝加尔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对贝加尔海豹(Pusa sibirica)的持续性猎捕与综合利用问题。研究背景在于,贝加尔湖是北亚环极地环境中极具代表性的季节性生态系统,其湖冰周期、岸线空间和动物迁移规律深刻影响古代人群的生计适应方式。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贝加尔湖西岸的前贝加尔地区,对海豹资源利用的时段、强度和季节性已有较多认识,普遍认为早全新世以来海豹开发较为突出,而后期逐渐转向渔猎结合及牧业经济。然而,湖盆东侧尤其通贝加尔地区相关资料长期稀少,且缺乏针对单一海豹栖息点的细致动物考古学与埋藏学研究,因此尚不能准确说明东岸古代群体如何把握海豹生态、如何在不同季节实施捕猎,以及海豹上岸群集地在资源获取中究竟具有何种核心地位。基于这一学术空缺,研究人员选择通基乌什卡尼岛遗址,从人—动物—环境互动角度重建最早贝加尔海豹猎人的生业环境与行为模式。
研究人员综合运用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古生物学、埋藏学、牙本质年轮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灰分反射率分析等手段,对遗址中动物骨骼、陶片、金属器与木炭进行了多层面研究。研究表明,该遗址至少在约5,100年前已被用作针对成熟海豹的专业化猎场,并且这种利用不是偶发行为,而是在海豹上岸休憩地反复发生的近距离捕猎活动。骨骼表面的高频切割痕、烧灼痕和病理性改变,显示猎人不仅能成功捕获目标个体,而且熟悉尸体分解、剥皮、肢解和取肉流程,甚至连小型跖骨和趾骨等低经济价值部位也得到处理与利用。文章进一步指出,这一遗址呈现出冬季与夏季双季节性猎杀迹象,与前贝加尔地区更偏向春季幼体猎捕的模式形成鲜明对照,说明通贝加尔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群形成了不同于西岸的地方性适应策略。研究还记录到铁器时代及更晚阶段对熊、鹿、马、鸭和牛等动物的零星开发,反映该地点在更长时段内兼具复合利用属性。
方法上,研究基于1997年至2007年AMBA UNESCO项目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乌什卡尼群岛通基乌什卡尼岛的发掘材料展开,样本来自同一文化层中的两个遗物集中区。研究人员对骨骼进行种属鉴定、NISP(可鉴定标本数)、MNE(最小骨骼单元数)、MNI(最小个体数)和%MAU(最小动物单位百分比)统计,记录切割痕、啮咬痕、风化、烧灼等埋藏学信息;对两件海豹骨样品实施AMS-
14C测年并校正淡水库效应;对犬齿进行显微CT与牙本质年轮观察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对骨内木炭和烧骨实施反射率和FTIR分析;对陶器采用器形学分析,对金属遗物进行EDS与BSE检测。
以下结合论文结果部分各小标题进行概括。
Archaeology
考古学结果表明,通基乌什卡尼岛遗址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营地属性。两个海豹样品的放射性碳测年分别落在3711–2342 calBCE和2031–836 calBCE区间,说明该地点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间反复被使用。遗址内发现陶片、纯铜遗物以及海豹骨骼,其中部分陶器类型具有晚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贝加尔湖北岸、西岸对比材料,金属制品则显示区域冶金知识发展背景。结合动物骨骼与灶火痕迹,研究人员认为岛上发生过烹饪、猎物处理和短期驻留活动,因此该地点并非单纯自然海豹死亡堆积,而是具有人类明确干预的猎场兼营地。
Zooarchaeology
动物考古学分析显示,遗址动物群以贝加尔海豹绝对占优。954件骨片中,93.82%可鉴定到分类单元,海豹骨在NISP中占84.80%,远高于其他动物。除海豹外,仅见少量熊科、犬科、牛科、马科、鹿科及少数鸟类。海豹最小个体数为17,说明该地点并非单次狩猎遗留,而是累积形成的专业化海豹利用遗存。骨骼部位构成及切割痕分布,支持对尸体进行系统性分割和利用的判断。
Ancient seal population dynamics
海豹种群结构分析是本文核心之一。结果显示,遗址中的海豹以青年成体和老年成体为主,其比例显著不同于自然海豹种群中幼体通常占多数的结构。这种偏离说明遗址样本反映的是选择性捕猎而非自然死亡。两枚海豹犬齿的牙本质年轮分别指示个体年龄为9岁和21岁,且两者最可能死于夏季。综合牙齿生长层、骨骺愈合与有限性别特征,研究人员提出猎捕对象可能偏向亚成体与壮年雌性海豹。这一点对于理解猎人如何根据海豹季节性聚集规律实施选择性捕捉具有重要意义。
Pathologies
病理学观察表明,不少海豹长骨存在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或骨髓炎(myelitis)等病理改变,相关标本NISP为68,占7.597%。部分个体病变程度很高,提示其为高龄海豹,并可能伴随行动灵活性下降。研究人员据此指出,这类行动受限个体在夏季海豹上岸群集时更易被近距离猎捕。这一证据与成熟海豹选择性猎杀模式相互印证,也使“利用上岸栖息地实施低技术门槛近距离捕猎”的解释更具可信度。
Taphonomy
埋藏学证据明确支持人类加工行为。共144件骨片出现切割痕,其中103件属于海豹;此外,鸬鹚、犬科、熊科、马科与鹿科样本上也见屠宰痕迹。切割痕分布于四肢骨骨干、近远端及中轴骨骼关键附着点,表明发生了剥皮、肢解、关节分离与剔肉等流程。尤为关键的是,最小骨骼构件上也存在加工痕迹,说明猎人对海豹解剖结构有细致认识,并尽可能提高尸体利用率。另一些骨骼上的穿刺痕可能与犬类或其他食肉动物啃咬有关,结合民族志材料,研究人员认为不排除狗参与冬春季猎捕、运输或食物残余处理的可能,但也谨慎指出尚无法完全排除狼等野生食肉动物作用。
Burning
烧灼现象在遗址中极其普遍,91%的骨骼具有不同程度热改造;其中45.11%为炭化,42.02%为煅烧。骨内木炭反射率分析推定燃烧温度约为380–422 ℃,与露天营火烹饪温度范围高度接近。FTIR结果进一步表明,多数骨骼经历了约350–550 ℃的持续低温燃烧,少数可能接近900 ℃。这说明遗址中的火作用既可能与肉类烹饪有关,也可能涉及食后弃骨投入余烬、以骨助燃等行为。骨骼表层与内部不同热变形模式支持短时暴露于明火或炭火环境,而非单纯长时间水煮。由此可见,火不仅是处理海豹资源的重要技术环节,也为判断营地活动性质提供了信息。
Stable isotopes
稳定同位素分析针对海豹牙本质生长序列展开。碳、氧同位素在最早增量层中表现为较高值,随后下降,这种早期富集效应通常与哺乳期营养来源有关,在海豹等哺乳动物中较为常见。该结果不仅验证了牙本质年轮与年龄判断的可靠性,也为重建个体发育史和死亡季节提供了辅助依据。结合年轮最后一圈特征,研究人员认为至少两只成体海豹死于夏季,从而与骨骺愈合等证据共同支持该遗址存在夏季猎捕活动。
讨论部分强调,通基乌什卡尼岛遗址对理解贝加尔湖东岸新石器时代适应模式具有关键意义。贝加尔海豹在冬春与夏季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冬春季成体雌性与新生个体更多见于中部深水区附近,夏季则在中央贝加尔湖岩岸与岛屿形成大规模上岸群集。乌什卡尼群岛正是现代贝加尔海豹最重要的夏季群集地之一,因此该地点具备实施近距离猎捕的生态条件。文章认为,遗址中成体海豹占优势、存在病理个体、牙本质年轮指向夏季死亡,以及少量新生个体和雌性偏向等现象,说明这里既可能存在以夏季上岸猎捕为主的活动,也可能兼有冬春季沿冰面开展的补充性猎杀。与前贝加尔地区常见的春季幼体海豹利用模式不同,该遗址体现出更明显的成熟个体、尤其是成年雌性定向开发特征。
讨论还指出,该遗址的高频烧骨与切割痕,说明海豹不仅被捕获,而且被深入加工用于肉食、皮张获取及可能的其他用途。其他动物遗存则表明该地点并非完全孤立于更广泛生计体系之外,熊、鹿、鸟类以及少量家畜遗存提示岛上或周边人群在不同历史时期还从事多样化资源利用。犬类遗存及啮咬痕为探讨人犬协作提供了线索。总体而言,研究人员认为,通基乌什卡尼岛反映出一种建立在深刻生态知识、动物行为认知和季节性景观把握基础上的专业化海豹猎捕传统,这一传统至少延续了5,100年。
结论部分可译述为:通基乌什卡尼岛的发现为理解新石器时代通贝加尔地区人类—动物—环境关系提供了关键证据。约5,100年前即已出现对成熟贝加尔海豹在上岸栖息地实施近距离猎捕的行为,显示出早期社区高度成熟的生计策略,以及对海豹生态与形态学特征的深入掌握。不同于前贝加尔地区以春季猎捕为主的模式,该地以冬季和夏季海豹利用为特征,体现出资源开发上的地方性适应。相较其他环极地海豹猎场常常针对整体种群的情况,通基乌什卡尼岛更突出对成年个体、尤其可能是雌性的优先猎捕,反映出精细的生态认知。工具、狗及群体协作可能共同构成了这种狩猎体系。该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新石器时代西伯利亚适应策略的认识,也提示传统生态知识在人类—动物—环境关系及当代保护议题中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