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y and Evolution》:Understanding Barriers to Human-Wildlife Coexistence: Evidence From Southern Sri Lanka
编辑推荐: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Human-wildlife coexistence, HW-coexistence)是保护的核心目标。然而,实现共存的相关努力主要集中在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上,而忽视了促进共存的根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Human-wildlife coexistence, HW-coexistence)是保护的核心目标。然而,实现共存的相关努力主要集中在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上,而忽视了促进共存的根本障碍。研究人员旨在通过聚焦斯里兰卡与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maximus)互动的农业社区,来理解人与野生动物共存(HW-coexistence)的障碍。研究人员在斯里兰卡南部的 Walsapugala 村采用混合方法民族志研究,包括参与式观察、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和样带步行(transect walks)。在本研究中,社会政治驱动因素、制度与结构性挑战以及权力与腐败被确定为共存障碍的主题。研究结果表明,冲突不仅局限于农民与大象的互动,还延伸至其他野生动物物种以及野生动物管理机构。尽管这些冲突对影响共存障碍至关重要,但在人与野生动物互动(human-wildlife interaction, HWI)文献中受到的关注有限。研究人员认为,未来的研究必须超越对冲突缓解的孤立技术解决方案的专门关注。相反,应优先理解隐藏的共存障碍,包括由社会政治驱动因素、制度与结构性挑战以及权力与腐败问题驱动的缓解策略实施不当。
研究背景与意义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Human-wildlife coexistence, HW-coexistence)被定义为一种动态但可持续的状态,即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同适应共享景观。传统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与共存(Human-wildlife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HWCC)领域往往将冲突视为二元对立,侧重于缓解人类利益受损的威胁,随后转向保护受重视的物种免受人类侵害。然而,全球保护区边界内外的人类活动加剧,导致人与大型哺乳动物(如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的冲突频发。现有研究多记录冲突现象,却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治理相关的深层障碍。本研究发表于《Ecology and Evolution》,以斯里兰卡南部 Walsapugala 村的农业社区为案例,探讨人与亚洲象互动中的共存障碍,旨在揭示单纯依赖技术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强调社会政治与制度因素的关键作用。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于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2 月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区 Walsapugala 村开展了混合方法民族志研究。具体技术方法包括:
- 1.
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在 Mayurapura Mahaweli 区块的 8 个单元中进行,共涉及 113 名参与者,探讨共存障碍。
- 2.
样带步行(Transect Walks):通过农田和居民区受损区域进行实地走访,结合非正式讨论和观察收集数据,并利用 GAIA GPS 轨迹地图和 ArcGIS 绘制地图。
- 3.
参与式观察:记录社区与野生动物的日常互动及风险感知。
- 4.
编码分析:采用 NVIVO 14 软件对转录后的音频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和轴向编码,提炼主题。样本来源于当地农民协会推荐的、年满 18 岁、居住超 10 年且具备大象互动经验的农户。
研究结果
3.1 社会政治驱动因素
研究指出,农作物种植是农民的主要生计,但作物种类单一、市场匮乏以及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如豚尾猕猴)的频繁袭击构成主要障碍。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如汉班托塔开发项目)被批评为非包容性和短视的,导致栖息地丧失和人类被迫迁入大象活动区。农民缺乏正式土地所有权文件,难以获得补偿。此外,拟建的管理大象保护区(Managed Elephant Reserve, MER)被太阳能项目占用,进一步加剧了人象冲突(Human-Elephant Conflict, HEC)。
3.2 制度与结构性挑战
农民在寻求人象冲突支持时面临多重制度障碍,尤其是损失补偿流程繁琐且不透明。野生动物保护部门(Department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DWC)响应迟缓,官员缺乏交通工具和夜间出勤资源。补偿申请因土地所有权证明缺失常被拒,且官僚程序增加了贫困农民的负担。现有驱象策略(如使用爆竹)被认为效果有限且可能伤害大象,官员的临时驱逐行为仅将问题转移至邻近村庄,未根本解决冲突。
3.3 权力与腐败
拟建管理大象保护区内的非法活动(如岩石采石场和单一种植)与官员受贿文化密切相关。大型非法农场主通过高压电围栏保护作物,却未受法律制裁,甚至导致大象死亡。社区成员因进入保护区拾柴而被捕,形成权力不平衡。官员对非法活动的默许和对大象死因的虚假报告(如将电线缠绕致死归因于高血压)凸显了治理失效。
讨论与结论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共存障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权力问题的综合体现。冲突实质上是农民与野生动物管理机构之间的“人与人”矛盾,而非单纯的人兽对立。基础设施开发和不合理的保护规划加剧了生态与社会脆弱性。补偿机制虽必要,但其有效性受制于腐败、程序障碍和资源分配不均。社区重置政策未能保障民生,反而加深了冲突。技术解决方案(如驱逐大象)仅转移矛盾,无法提升社区容忍度。因此,未来研究需超越技术层面,深入剖析隐藏的治理缺陷。
结论
本民族志研究揭示了斯里兰卡 Walsapugala 村人与大象共存的障碍,归纳为三大主题:社会政治驱动因素、制度与结构性挑战以及权力与腐败。这些障碍相互交织,表明冲突已超越农民与大象的直接互动,延伸至与其他野生动物及管理机构的矛盾。农民长期缺乏土地权利等问题持续数十年未解。研究人员强调,未来共存研究必须摒弃单一的技术缓解方案,转而关注隐藏障碍(如腐败和制度缺陷),并通过适应性管理和社区参与,确保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与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