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Students’ climate change emotions, attitudes, and self-efficacy in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Hungary
编辑推荐:
与气候相关的情绪、态度和自我效能感越来越被认为是青少年亲环境行为的相互关联的驱动因素,然而关于它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共同作用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探讨了来自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中学生的气候相关情绪、态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基于先前关注各国学
与气候相关的情绪、态度和自我效能感越来越被认为是青少年亲环境行为的相互关联的驱动因素,然而关于它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共同作用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探讨了来自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中学生的气候相关情绪、态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基于先前关注各国学生的生态焦虑(eco-anxiety)、生态内疚(eco-guilt)和环境希望(environmental hope)的研究,以及探究影响人类亲环境行为因素的研究。研究人员于2022年10月收集了17岁学生的数据(N?=?6,477),分析了气候相关情绪在塑造学生行为和行动中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虽然生态焦虑和气候变化态度与习惯性亲环境行为(如回收、节能)相关联,但它们对有意亲环境行动的影响是间接的,由环境自我效能感(environmental self-efficacy)和生态内疚中介。环境自我效能感成为亲环境行为的最强预测因子。虽然女孩在几乎所有情绪上都表现出比男孩更高的水平,但国家差异没有实际意义。基于这些发现,该研究强调了培养学生环境自我效能感以及让他们掌握应对气候相关情绪策略的重要性。
**论文解读:中欧三国青少年气候情绪、态度与自我效能感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气候变化引发的心理影响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凸显,全球超过50%的青年在思考气候变化时会感到悲伤、无助、焦虑、绝望、内疚或自责。情绪被认为是驱动青年参与环境行动的关键动机,然而生态焦虑(eco-anxiety,指对生态危机的特定压力和担忧)和生态内疚(eco-guilt,因未达到个人或社会环境标准而产生的内疚感)等气候情绪对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的性质仍存在争议:它们既可激发行动,也可能导致瘫痪和回避。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国家,缺乏跨文化比较,且对不同类型亲环境行为——习惯性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habitual, PBH,如日常回收、节能)与有意行动(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al actions, PBA,如改变消费模式、参与环境倡议)——的差异化影响认识不足。此外,环境希望(environmental hope)和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在情绪与行为转化中的具体作用路径尚不清晰。本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于《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发表,旨在填补跨文化视角下气候情绪、态度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空白,聚焦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三国中学生,为气候变化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技术方法概要**
研究人员采用多国定量调查设计。参与者为来自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6,477名17岁学生,匈牙利和捷克通过两阶段分层随机抽样选取学校,斯洛伐克因缺乏全国数据库改由地方教育部门协助联系学校。数据于2022年10月通过在线问卷匿名收集。问卷工具包括:改编自Christensen和Knezek的气候变化态度量表(CCA,8题),改编自ágoston等人的生态焦虑量表(EA,4题)和生态内疚量表(EG,4题),以及改编自Kerret等人的环境希望量表(10题),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提取了环境自我效能感(ESE)因子(5题);亲环境行为量表(14题)经EFA确定PBH和PBA两个子维度。所有量表均经确认性因子分析(CFA)验证结构效度,并进行了跨国测量不变性检验。主要分析采用R语言lavaan包,使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MLR)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处理缺失数据,构建观测变量路径模型检验假设关系。国家间差异比较采用方差分析(ANOVA)及Bonferroni校正事后检验,性别差异通过Cohen’s d计算效应量。
**研究结果分析**
**气候变化态度、生态焦虑、生态内疚与环境自我效能感:国家样本差异**
单因素ANOVA显示,三国学生的气候变化态度(CCA)无显著差异(p=0.209,ηp
2≈0),表明中欧青少年对气候保护的紧迫性认知高度相似。生态焦虑(EA)得分在国家间存在统计显著性(p=0.004,ηp
2=0.002),但效应量极小,仅匈牙利学生显著高于捷克学生。生态内疚(EG)也呈现显著但微弱的国家效应(p<0.001,ηp
2=0.003),斯洛伐克学生内疚感强于匈牙利和捷克学生。鉴于EG和EA量表达到部分标量不变性,这些均值差异可解释为真实的跨国差异,但实际意义有限。
**气候变化态度、生态焦虑、生态内疚与希望:性别差异**
三国均表现出性别差异,女生普遍报告更高水平的气候相关情绪与态度。匈牙利样本中,气候焦虑和内疚的性别差异效应量为中等,亲环境行为差异较小;捷克样本中,生态焦虑的性别差异效应量最强(d值较大),但环境自我效能感(ESE)无显著性别差异;斯洛伐克样本中ESE和PBA的性别差异亦不显著。总体而言,女生更易体验负性气候情绪,这与此前研究一致,但情绪介入并非自动转化为更高的行为参与度,尤其是有意行动。
**环境自我效能感、气候变化态度、生态焦虑、生态内疚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
通过在总样本及三国子样本中拟合观测变量路径模型(结构模型拟合指数良好,如CFI=0.986,RMSEA=0.061),研究人员验证了情绪-态度-行为路径。结果显示:
- 生态焦虑与气候变化态度呈显著正相关(标准路径系数β≈0.64-0.68),并主要通过态度间接影响习惯性亲环境行为(PBH),对有意行为(PBA)无直接影响。
- 气候变化态度仅显著预测PBH(β≈0.33),未直接联系PBA,说明持积极态度者易践行低成本的日常环保习惯,却不一定转化为有意识的社会行动。
- 环境自我效能感是亲环境行为的最强预测因子,对PBA的直接影响(β≈0.52-0.53)大于对PBH的影响(β≈0.27)。
- 生态内疚对PBA具有直接但较温和的预测作用(β≈0.16-0.26),并无中介路径。
- 生态焦虑、生态内疚与环境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正向共变关系,表明经历更强负性情绪的学生往往也拥有更高的效能信念。
**讨论与结论**
研究主要结论可归纳如下:其一,三国青少年气候情绪及态度差异微小,文化背景影响有限,但捷克学生稍显淡漠,与Leiserowitz等人的全球调查相呼应。其二,生态焦虑不直接驱动行为,而是通过态度影响习惯性环保行为,这与Clayton和Karazsia的观点一致;生态内疚亦对亲环境行为仅有温和的间接效用。其三,环境自我效能感扮演核心角色,是联结情绪与行为(尤其是有意行动)的关键枢纽。这意味着,即便学生深感焦虑或内疚,若缺乏“我能带来改变”的效能信念,情绪便难以转化为有意识的环保行动。因此,气候变化教育必须同时兼顾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真实项目参与、成功案例分享等方式积极建构学生的环境自我效能感和建设性希望;二是提供意义聚焦或问题聚焦的应对策略,帮助学生管理负面情绪,避免心理麻木或习得性无助。教师培训应加强情绪识别与应对能力,并提升教师自身的环境效能感。研究局限包括部分量表内部一致性偏低、国家选择基于便利性而非理论抽样,以及2022年的数据时效性可能受近年政策语境变化影响。论文最终结论强调,在中欧三国,培养学生环境自我效能感和气候应对策略是气候变化教育的核心任务,情绪回应与效能建构应成为课程与教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未来的研究需扩跨国检验此模型,并探索不同应对策略如何调节情绪对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