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Smartphone dependence and sport particip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chain mediation by self-control and health beliefs and direct-path moderation by interpersonal support
编辑推荐:
目的:这项横断面研究考察了中国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Smartphone Dependence, SPD)与体育参与(Sport Participation, SPT)之间的关联,并评估了自我控制(Self-Control, SCT)、健康信念(Health B
目的:这项横断面研究考察了中国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Smartphone Dependence, SPD)与体育参与(Sport Participation, SPT)之间的关联,并评估了自我控制(Self-Control, SCT)、健康信念(Health Beliefs, HLB)和人际支持(Interpersonal Support, IPS)是否与此关联存在统计学上的关系。方法:共有1610名5至9年级的学生完成了关于智能手机依赖、体育参与、自我控制、健康信念和人际支持的自我报告测量。研究采用带自举法(Bootstrapping)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来检验一个涉及自我控制和健康信念的理论指定链式中介模型。同时,使用PROCESS宏的模型1进行了一项单独的简单调节分析,以检验人际支持是否调节了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之间的直接关联。结果: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呈负相关。自举法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了三个显著的横断面间接关联:通过自我控制、通过健康信念,以及通过理论指定的自我控制与健康信念序列。在单独的调节分析中,人际支持调节了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之间的直接关联。这种负相关在报告较高人际支持的青少年中更为明显,这表明一般的感知支持可能不一定能起到体育特定支持的作用。结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智能手机依赖背景下,体育参与的自我调节、健康认知和社会情境相关因素。鉴于横断面设计,结果应被解释为统计关联,而非因果或时间过程。这些发现可能为未来的纵向和干预研究提供信息,以探讨自我调节技能、体育相关健康信念和行动导向的支持是否能促进青少年的体育参与。
**论文解读:中国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的心理社会机制研究**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青少年定期参与体育活动被广泛认为对其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全球范围内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数据显示,全球81%的11至17岁青少年未达到推荐的身体活动水平。在中国,基于2020年收集的133,006名学龄儿童全国代表性样本的《2022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报告卡》将总体身体活动评级为“C”,将组织性体育参与评级为“F”,结论是中国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仍然较低。同时,数字媒体使用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重要行为背景。基于屏幕的久坐行为可能与积极休闲活动并存或竞争。智能手机的普及及其潜在的依赖风险,引发了人们对其与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尤其是体育参与)之间关系的日益关注。智能手机依赖(SPD)被概念化为一种以失控、戒断症状、回避和功能减退为特征的行为倾向。
现有研究已发现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降低之间存在关联,但存在以下研究空白:首先,多数研究聚焦于两者间的直接关联,对可能解释这一关系的心理因素关注不足,特别是自我控制(SCT)和健康信念(HLB)是否作为并行或序列的心理中介共同起作用。其次,尽管社会支持与青少年健康行为广泛相关,但人际支持(IPS)是否调节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之间的直接关联尚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整合意志、认知和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一个链式中介与直接路径调节模型,以更全面地理解在智能手机依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心理社会相关因素。本研究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期刊上。
**二、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样本来源于中国山东省济南、淄博、青岛和临沂四市约40所普通中小学的5至9年级学生。通过结合分层和便利招募的学校抽样程序,最终获得1610份有效问卷(男生799人,女生811人;农村学生803人,城市学生807人)。研究使用自我报告问卷测量了五个核心构念:采用Leung(2008)开发的17项手机依赖量表测量智能手机依赖(SPD);采用改编自Liang(1994)的3项量表测量体育参与(SPT);采用谭树华与郭永玉(2008)修订的中文自我控制量表测量自我控制(SCT);参考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和中国先前研究开发的18项量表测量健康信念(HLB);采用姜乾金(1999)修订的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测量人际支持(IPS),为保持一致性将原7点计分改为5点计分。数据分析使用SPSS 27.0、AMOS 26.0和PROCESS宏(4.0版)进行,包括描述性统计、信效度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用于检验链式中介)以及使用PROCESS Model 1进行的简单调节分析。
**三、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平均水平相对较低至中等,而体育参与、自我控制和健康信念的平均分均高于5点量表中点。所有研究变量均显示出可接受的信度和测量质量。相关分析显示,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自我控制、健康信念和人际支持均呈显著负相关;体育参与与自我控制、健康信念和人际支持均呈显著正相关。
**3.2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良好拟合。所有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显著。智能手机依赖对自我控制、健康信念和体育参与均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自我控制对健康信念和体育参与有正向预测作用;健康信念对体育参与有正向预测作用。
自举法中介分析结果表明: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之间存在显著负向总关联。直接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18.55%。此外,存在三个显著的特定间接效应:通过自我控制的单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1.77%);通过健康信念的单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34.03%);通过自我控制经健康信念的序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5.65%)。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1.45%。这些发现表明,自我控制和健康信念在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的横断面关联中起到了显著的统计中介作用。
**3.3 直接路径调节分析**
简单调节分析结果显示,人际支持(IPS)对智能手机依赖(SPD)与体育参与(SPT)之间的直接关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交互项(SPD × IPS)系数显著为负。具体而言,智能手机依赖对体育参与的负向预测作用在人际支持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中更强。这表明,在感知到较高人际支持的青少年中,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之间的负相关更为明显。这一模式提示,一般性的人际感知支持在智能手机依赖的背景下,可能不一定起到体育特定支持的作用。
**3.4 人口学变量差异**
性别差异分析显示,与女生相比,男生报告了显著较低的智能手机依赖、较高的自我控制、较低的健康信念和较低的人际支持。在体育参与上无显著性别差异。年级差异分析显示,智能手机依赖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五年级学生报告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级,九年级学生则显著低于六、七、八年级。体育参与、自我控制和人机支持也存在一定的年级差异,但事后比较显示这些差异仅限于特定年级对之间。学校所在地(城乡)和体育类型(个人、双人、团队)在所有关键变量上均未发现显著差异。
**四、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首先分析了人口学差异,指出观察到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反映了青少年在智能手机使用和体育参与方面的行为和心理模式,但需谨慎解释,因为效应量较小且为横断面数据。
其次,重点讨论了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之间的间接心理关联。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控制和健康信念是这一关联中显著的统计中介变量。自我控制作为中介,与双系统自我调节模型一致,强调了抑制控制、持续注意和目标维持能力在管理即时满足与长期目标冲突中的重要性。健康信念作为中介且效应量最大,提示青少年的健康相关认知(如对健康风险、行为益处和自我效能的感知)对于理解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的关系尤为关键。而通过自我控制经健康信念的序列中介效应显著,则表明自我调节能力与健康相关认知可能在统计上相互关联,共同解释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的关系。但研究人员强调,由于横断面设计,此序列应被视为理论指定的统计模型,而非时间顺序的证据。
第三,深入探讨了人际支持的调节作用。尽管人际支持总体与体育参与正相关,但其对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直接关联的调节模式是“强化”而非“缓冲”。这揭示了社会情境因素的复杂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的人际支持可能与更广泛的、部分通过数字渠道(如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体)维持的社会联系相关。当感知支持与智能手机社交紧密相连时,支持性社交网络也可能与更频繁的数字互动相关。另一种解释是“资源错配”视角,即一般性的心理社会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可能并不等同于行动导向或体育特定的支持。除非支持明确与体育活动情境相关联,否则它可能不足以抵消高智能手机依赖伴随的较低体育参与。研究人员特别指出,本研究使用的IPS测量评估的是一般性感知支持,并未区分教师支持、体育特定支持、在线/离线支持或工具性支持等形式,因此需谨慎解释该调节结果。
研究结论部分总结道:这项横断面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的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呈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统计学上通过涉及自我控制、健康信念及其理论指定序列的间接关联得以体现。报告较高智能手机依赖的青少年倾向于报告较低的自我控制和较弱的体育相关健康信念,而这又与较低的体育参与相关。人际支持显示出更复杂的直接路径调节模式:尽管其总体与体育参与呈正相关,但智能手机依赖与体育参与之间的负向关联在感知到较高人际支持的青少年中更为明显。这一发现不应被解释为人际支持有害的证据;相反,它表明在智能手机依赖的背景下,一般的感知支持可能不一定起到体育特定或行动导向支持的作用。综上所述,研究结果强调了在理解青少年在数字饱和的学校和社会背景下的体育参与时,自我调节能力、体育相关健康认知以及社会支持具体性质的相关性。鉴于横断面设计,这些结果应被解释为理论指导下的统计关联,而非因果或时间过程。它们可能为未来的纵向和干预研究提供初步指导,以探讨智能手机使用意识、自我控制能力培养、体育相关健康信念教育以及行动导向的社会支持是否与青少年体育参与存在前瞻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