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绩效与企业创新:来自韩国ESG快速制度化的证据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Korea's Rapid ESG Institutionaliza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2日 来源: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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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监管机构强制要求披露、投资者筛选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承诺以及消费者奖励可持续实践,环境绩效已成为战略关键。然而,环境绩效是增强还是制约了企业创新能力,仍存在争议。本研究利用韩国上市公司在ESG快速制度化期间的面板数据,调查了这一关系。研究人员采

  
摘要:随着监管机构强制要求披露、投资者筛选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承诺以及消费者奖励可持续实践,环境绩效已成为战略关键。然而,环境绩效是增强还是制约了企业创新能力,仍存在争议。本研究利用韩国上市公司在ESG快速制度化期间的面板数据,调查了这一关系。研究人员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检验环境绩效是否能预测研发(R&D)投资和知识资本积累。结果表明,环境绩效与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正向关联。这种关联在制度改革后得到加强,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制造业、金融业)而非运营密集型行业(零售业、批发业),并且关键取决于资源可用性。大型企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获益显著,而小型企业和国内导向型企业则显示出最小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只要存在支持性的制度基础设施和组织资源,环境承诺就作为一种战略能力而非合规成本发挥作用。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加强制度支持机制可以放大环境与创新的互补性,特别是对于资源受限的企业。
**论文解读:环境绩效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基于韩国ESG快速制度化的实证分析**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已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监管机构强制要求ESG披露,投资者日益将其作为筛选标准,消费者也青睐可持续品牌。然而,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仍未解决:环境承诺是增强还是削弱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或者,它是否会挤占本可用于创新的资源?答案至关重要,因为创新是竞争优势和长期企业价值的驱动力。如果环境绩效与创新是互补的,企业应积极追求两者;如果它们是替代关系,企业则面临艰难的资源分配抉择。

现有文献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证据。一些研究表明,环境管理体系能构建转化为创新的组织能力,新兴市场的近期研究也揭示了环境绩效如何通过绿色供应链管理和可持续动态能力驱动创新。另一些研究则发现,环境合规成本会挤占资源受限企业的研发投资。2020-2024年的系统性综述记录了ESG-绩效关系中持续存在的矛盾,效应大小在不同行业和制度背景下差异显著。这种不一致性表明,该关系可能取决于当前研究尚未系统考察的特定情境因素。

当前理解存在三个关键缺口。首先,大多数ESG-创新研究假设了稳定的监管环境,但许多新兴市场正经历快速的ESG制度化。尽管近期证据表明ESG评级能促进技术创新,但这种互补性是立即出现还是需要制度成熟(例如ESG关联融资、标准化披露)尚不明确。其次,ESG-创新互补性在不同行业间的普遍性存在争议。拥有专门研发基础设施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企业,与运营导向型企业的获益方式可能不同。第三,资源可用性很可能决定了谁能从中获益。拥有冗余资源的大型企业可以同时追求环境和创新目标,而资本受限的小型企业则可能面临权衡取舍。

韩国的ESG“压缩式”制度化进程(2013-2021年)为解决这些缺口提供了理想情境。与西方市场ESG实践历经数十年逐步演变不同,韩国在短短5年内建立了全面的ESG基础设施:强制采用《尽责管理守则》(2016年)、ESG披露要求(2019年)、通过《绿色新政》(2020年)提供大量政策支持,以及包括绿色债券和ESG关联贷款在内的可持续金融机制,这些机制降低了环境责任企业的资本成本。这种压缩的时间线创造了独特条件,可用于分离在其他地方需要数代才能观察到的制度效应。此外,韩国的企业格局为检验边界条件提供了理想的差异:资源丰富的财团与资本受限的中小企业、研发密集的制造商与运营导向的零售商、全球整合的出口商与国内企业。

本研究通过三方面贡献推进了战略管理文献。首先,它证明了随着制度基础设施的成熟,ESG-创新关系会加强,揭示了先前横截面研究中所没有的时间性权变因素。其次,它识别了解释行业异质性的理论机制:ESG-创新互补性需要现有的创新基础设施和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关系,这解释了在制造业的强效应和在零售业的微弱效应。第三,它确立了基于资源的边界条件,表明ESG-创新互补性集中在大型、出口导向型企业,而资源受限的企业则面临权衡。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为检验上述论点,研究人员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于2013-2021年间319家韩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环境绩效使用韩国公司治理服务(KCGS)的ESG评级进行衡量,这是韩国公司主要的ESG评估体系。创新通过两个互补维度捕捉:研发强度(创新投入)和通过无形资产衡量的知识资本积累(创新产出)。这种双重测量方法同时捕捉了资源分配决策和能力发展结果。

研究设计为纵向面板,样本涵盖韩国交易所(KRX)KOSPI市场上市、且有KCGS ESG评级的公司。最终分析样本包含1385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代表来自制造业、金融业、零售业等多个行业的319家独特公司。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总资产自然对数)、公司年龄、净资产收益率(ROE)、托宾Q值、资产负债率以及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

为应对内生性问题,研究采用了多种互补策略:使用滞后一期的ESG评分作为自变量以确保时间顺序;利用2016年《尽责管理守则》及后续强制性ESG披露(2017年及以后)作为准实验,检验ESG-创新关联是否在此改革前后出现结构性断裂;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行业与年度交互固定效应以吸收行业内随时间变化的共同冲击;并采用多种标准误聚类方式(如公司层面、Driscoll-Kraay标准误)以确保推断稳健。

**三、 主要研究结果**

**1. 环境绩效与创新的主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环境绩效与研发强度及知识资本积累均存在稳健的正向关联。在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后,环境绩效每提高1分,研发强度相对增加约8%,知识资本(无形资产自然对数)增加约4.9%。这种关联在采用滞后ESG模型后依然显著,降低了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知识资本积累的效应在统计上更强,表明环境绩效可能不仅影响创新投入,还提升了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有价值知识资产的效率。

**2. 行业异质性分析**
ESG-创新关系在不同行业间存在系统性差异,验证了假设3。制造业表现出最强的正向关联(β = 0.655, p < 0.001),这与该行业拥有专门研发基础设施以吸收利益相关者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技术创新的理论预期一致。金融服务业显示出显著但较弱的关联(β = 0.199, p = 0.006)。而零售/批发业则显示出不显著的影响(β = -0.003, p = 0.834)。这种异质性表明,ESG-创新互补性在拥有正式创新基础设施的行业最为有效,而在运营导向型行业则难以通过研发投入或无形资产积累等传统指标体现。

**3. 边界条件:公司规模与出口导向**
资源可得性是关键边界条件。按总资产四分位数分组分析显示,ESG-创新关联随公司规模增大而单调增强。最小规模企业(Q1)的关联微弱且不显著(β = -0.098, p = 0.557),而最大规模企业(Q4)则表现出强显著的正向关联(β = 0.341, p < 0.001)。这支持了假设4a,表明拥有冗余资源的大型企业能同时追求环境和创新目标,而资源受限的小型企业则面临权衡。
出口导向也起到调节作用。出口强度高(≥30%海外销售)的企业,其ESG-创新关联(β = 0.289, p = 0.015)显著强于出口强度低的企业(β = 0.134, p = 0.189),支持了假设4b。这表明国际企业面临来自全球客户更强烈的环境压力,从而创造了更强的环境-创新联动战略回报。

**4. 时间动态与制度成熟效应**
一个核心发现是ESG-创新关系随着制度基础设施的成熟而加强,验证了假设2。将样本分为早期采纳期(2013-2016)和制度成熟期(2017-2021)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早期阶段环境绩效与创新的关联微弱且不显著(β = 0.112, p = 0.551),而在《尽责管理守则》和扩展披露要求实施后的成熟期,关联几乎翻倍且变得高度显著(β = 0.259, p = 0.005)。交互项分析确认了这种结构性断裂。时间序列图进一步揭示了一个两阶段制度过程:2017年强制性披露最初带来了调整成本,而2020年《绿色新政》等资源动员政策则创造了利用已建立的环境能力的机会,导致创新加速。

**5. 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定,包括:排除金融业样本、仅使用制造业样本、采用不同的创新衡量指标(如专利数量)、对极端值进行缩尾处理、使用动态面板(Arellano-Bond)估计以及纳入行业与年度交互固定效应。这些检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旨在解决关于环境绩效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矛盾证据。通过分析韩国ESG“压缩式”制度化,明确了环境承诺在何时、对谁能够增强创新能力。
主要发现支持了资源基础观(RBV)的“能力构建”视角。与“权衡”观点(认为ESG合规会挤占研发资源)相反,结果表明环境管理体系发展出的组织能力(如跨部门问题解决、利益相关者参与)会溢出到创新活动中。
至关重要的是,研究通过识别制度成熟度作为关键权变因素,调和了先前矛盾的结果。在早期采纳期,ESG-创新关联不显著,这与在早期市场中发现“无效应”或“成本负担”的研究相似。然而,在成熟期,该关系变得稳健正向。这表明文献中的矛盾发现可能常常反映了制度支持结构的时间性差异,而非根本的理论分歧。
异质性分析从根本上限定了“波特假说”。环境-创新互补性并非普遍存在,而是高度集中在大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中。对于小型企业,环境合规可能与研发预算形成竞争;对于零售业,环境能力需要“创新基础设施”才能货币化。
研究结论指出,对韩国ESG快速制度化(2013-2021年)的分析表明,环境承诺能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仅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环境绩效作为一种动态战略能力而非静态合规成本发挥作用,其效应随着制度基础设施的成熟而显现,并集中在拥有足够资源和市场暴露的企业中。
分析得出三个明确结论:第一,制度至关重要。ESG-创新关系从早期不显著到2017年后稳健正向的转变证实,企业层面的环境努力需要支持性的制度基础设施才能结出硕果。第二,情境是关键。制造业(强正向效应)与零售业(无效应)之间的鲜明对比警示,不能将ESG视为普遍战略;其价值高度依赖于企业现有的创新基础设施。第三,资源是先决条件。资源基础观成立:大型、出口导向型企业可以利用环境能力促进创新,而小型、资源受限企业则面临真正的权衡。
对于研究人员,本研究将辩论从“ESG是否有回报?”转向“ESG在何时、对谁有回报?”。对于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环境绩效是创新的强大驱动力,但前提是与制度成熟度保持一致,并得到足够组织资源的支持。随着全球市场持续强制要求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将属于那些不将环境绩效视为合规清单,而是将其作为组织学习和技术革新催化剂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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