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基础设施可达性作为脱碳交通先决条件: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例

《Sustainability》:Assessing Infrastructure Accessibility as a Prerequisite for Decarbonized Mobility: A Case Study of a Coastal Port Cit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2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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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交通转型日益依赖于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配置和性能。在沿海和港口城市,由于空间限制、遗产保护要求以及货运与客运流共存,交通脱碳尤为复杂。在此类环境中,可达性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性能的关键指标,反映了交通系统如何有效地支持低碳和多模式出行选择。格丁尼亚(Gdyni

  
可持续交通转型日益依赖于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配置和性能。在沿海和港口城市,由于空间限制、遗产保护要求以及货运与客运流共存,交通脱碳尤为复杂。在此类环境中,可达性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性能的关键指标,反映了交通系统如何有效地支持低碳和多模式出行选择。格丁尼亚(Gdynia)是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的主要港口城市,代表了基础设施限制与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相交汇的背景。港口相关交通的集中、紧凑的城市形态以及网络扩展机会的有限性,共同创造了可能加剧汽车依赖性的结构性条件。本研究在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航海学院的微观尺度上考察了基础设施和可达性挑战,该校区位于中心位置,但与公共交通和主动交通系统的整合有限。基于对342名受访者(包括学生和员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出行方式结构、出行时间以及感知到的可持续出行障碍。研究结果揭示了公共交通连通性、自行车网络整合以及停车政策方面的基础设施差距,这些差距共同影响着交通行为,并限制了向低碳出行的转变。本研究强调了基础设施协调、多式联运整合以及基于可达性的规划作为沿海地区智能和可持续交通系统先决条件的重要性。
**论文解读:评估基础设施可达性作为沿海港口城市脱碳交通的先决条件**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可持续城市交通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核心挑战之一。在沿海和港口城市,这一挑战尤为复杂,因为它们不仅需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还需应对海运贸易、港口物流以及旅游业季节性波动带来的压力。可达性(Accessibility)在此类环境中成为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它决定了居民、工作者和访客能否有效使用同时高效、环境友好且社会包容的交通网络。然而,现有研究表明,即使在这些城市中,交通基础设施的配置与整合往往不足,导致汽车依赖、交通拥堵和碳排放问题。特别是在空间受限、土地资源紧张且需保护历史遗产的港口城市(如波兰的格丁尼亚),大规模新建交通走廊的可行性低,可持续交通战略更依赖于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整合。尽管已有如格丁尼亚可持续城市交通计划(Sustainable Urban Mobility Plan, SUMP)等战略框架,但其成功取决于能否转化为局部可达性的切实改善和基础设施性能的提升。因此,理解微观尺度下基础设施可达性如何影响出行行为,对于推动这些城市的交通脱碳至关重要。本研究以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航海学院为案例,旨在评估影响其师生出行行为的基础设施和可达性条件,以识别阻碍可持续交通实践的障碍,并为机构及城市层面的规划提供见解。该研究发表于《Sustainability》期刊。

**二、 主要研究方法**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于2025年5月在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航海学院进行了一项调查。目标群体包括学生和教职员工,共计342名受访者(学生289人,员工53人),确保了能全面评估学院社区内的出行行为。数据收集采用通过Microsoft Forms分发的在线问卷,内容涵盖通勤模式、出行方式选择、可达性条件以及使用可持续交通方式的障碍,特别关注公共交通连通性、步行距离、自行车基础设施整合和停车可用性等基础设施相关因素。
数据分析采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重点分析出行方式结构(Modal Split)和可达性指标。针对收集到的名义和顺序数据(包括李克特量表响应),应用了非参数统计方法:使用卡方独立性检验(Chi-square test of independence)分析分类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出行方式选择与受访者身份);使用克莱姆V系数(Cramer’s V contingency coefficient)评估关系的强度;使用曼-惠特尼U检验(Mann–Whitney U test)比较员工和学生两个独立群体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评价;在适用情况下,使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评估变量间关系。所有统计分析均在显著性水平α = 0.05下进行。可达性主要通过受访者报告的出行时间、感知到的基础设施障碍以及对当地交通设施的评价来评估。统计计算在StatSoft/Tibco Statistica 13.3 PL软件中完成。

**三、 研究结果与发现**

**3.1 出行方式结构与出行行为**
结果显示,员工和学生群体的出行方式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在员工中,私家车使用(无论是作为单一模式还是多模式出行链的一部分)明显占主导地位,这反映了前往南码头(Southern Pier)区域时出行时间、灵活性以及公共交通可达性有限的重要性。尽管有部分员工使用公共交通,但步行或骑行等主动出行方式作为独立选择仍然边缘化。相比之下,学生的出行结构更多样化。步行在学生出行中占很大比例,这可能与居住在格丁尼亚及邻近城市以及较短的出行距离有关。公共交通在学生出行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学生中多模式出行(Multimodal Trips)的比例相对较高,表明他们在日常通勤中更愿意组合不同交通方式。主动出行方式(包括骑行和微出行Micromobility)在两个群体中均有限。统计检验证实了受访者身份与出行方式选择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3.2 出行时间与可达性**
在出行时长方面,员工和学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学生的出行时间大多集中在1-20分钟和21-40分钟区间,表明相当一部分学生居住地距离较近。同时,也有部分学生报告出行时间超过60分钟,反映了从大都市区更远部分通勤的情况。相比之下,员工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大部分出行落在21-40分钟和41-60分钟区间。这与许多员工居住在格丁尼亚以外、公共交通连通性较弱的郊区或农村地区有关。可达性条件分析进一步证实,尽管学院位于中心位置,但交通可达性仍然有限。最近的公交站步行约需10分钟,而市郊铁路(SKM)车站步行约需20分钟。这样的距离降低了公共交通和铁路出行的便利性,尤其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并导致感知出行时间更长。统计结果显示,出行时间与出行方式选择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较长的出行时间与更高的私家车使用概率相关,而较短的出行时间则更常与步行和公共交通相关。

**3.3 交通基础设施评价**
受访者使用五级李克特量表(从“非常好”到“非常差”)评价了航海学院周边交通基础设施的各个要素。结果显示,对基础设施质量的感知存在差异。步行可达性和交通安全获得了最积极的评价。相比之下,停车可用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受到的批评最多。停车基础设施获得了最高比例的“差”和“非常差”评价,反映了停车容量有限以及限制性停车规定对学生和访客的影响。公共交通可达性(主要理解为到车站的距离)也受到负面评价。公共交通服务的评价则较为混合,“一般”和“好”的评价占主导,表明其主要限制在于与校园的空间整合,而非服务质量本身。自行车基础设施和Mevo共享单车站的可用性普遍被评为“一般”到“好”,表明有基本供给但明显有改进潜力。统计比较显示,员工和学生在对停车可用性和汽车相关基础设施的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员工评价更积极;而在公共交通可达性、自行车基础设施和步行条件等其他方面则无显著差异。

**3.4 可持续出行的障碍**
对开放式回答的分析识别出限制航海学院师生采用可持续出行方式的几个反复出现的障碍。最常报告的障碍涉及公共交通可达性和停车条件。缺乏直达学院建筑的公共交通连接是最常见的障碍,尤其是在学生中。其次是到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远,这进一步削弱了公交和铁路出行的吸引力。周边市政区域的高停车费用也是一个显著障碍,主要影响学生,而员工更常提及交通拥堵和出行时间可靠性。与自行车基础设施和共享出行系统相关的障碍(如共享单车站数量有限、位置欠佳)报告频率较低,但对于改善“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连通性仍然相关。天气条件也被认为是影响日常出行选择的额外因素,尤其会阻碍主动出行方式的使用。

**3.5 研究发现总结**
空间布局图清晰显示,尽管航海学院位于城市中心位置,但其与最近的公共交通节点之间被步行距离隔开,这降低了集体和铁路出行方式的吸引力。结果表明,可达性限制并非源于边缘位置,而是源于有限的多式联运整合。到公交和铁路服务的距离、南码头地区缺乏直达公共交通、自行车基础设施连续性不足以及校园停车受限,共同塑造了一个在结构上有利于私家车使用的出行环境,尤其是对于从格丁尼亚以外通勤的员工。调查结果还显示,员工和学生体验到的可达性挑战不同,突显了差异化政策回应的必要性。

**四、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交通可达性应被理解为塑造城市交通系统性能和转型潜力的结构性条件,而不仅仅是个人便利问题。在智能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的背景下,可达性决定了低排放和共享出行模式能否有效与私家车竞争。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航海学院的案例表明,即使位于中心位置的设施,如果“第一和最后一公里”可达性不足,也可能在功能上与可持续出行系统脱节。已识别的可达性限制凸显了基础设施差距如何削弱原本发展良好的交通系统的有效性。尽管更广泛的城区存在公共交通服务和共享出行解决方案,但它们与南码头有限的空间整合降低了其可用性和整体吸引力。这种情况加剧了汽车依赖。从交通脱碳的角度来看,这种由基础设施引发的行为模式构成了一个关键障碍。
研究结果进一步强调了“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连通性作为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关键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ITS)、数字出行平台和共享出行服务依赖于物理可达性来发挥系统级效益。在步行路线、自行车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接入点连接不畅的地方,智能解决方案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大学,特别是位于港口城市的大学,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占据独特地位。作为主要的交通产生源,它们显著影响日常出行模式,同时也作为可以试点智能、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创新中心。格丁尼亚海事大学的案例说明了学术机构如何可以作为识别系统性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的诊断场所。观察到的员工和学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表明,可达性挑战并非均质的,这强化了在出行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中采用用户敏感方法的必要性。
从规划角度看,结果强调需要将局部可达性评估纳入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如SUMP)。虽然格丁尼亚及更广泛的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大都市区(OMGGS)已采纳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战略出行目标,但其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微观尺度的实施。本研究还强调了行为和感知数据作为智能基础设施规划输入的价值。
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基于单一学术机构自我报告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能限制结果向其他城市背景的直接可移植性;研究主要关注感知可达性和出行行为,而非实时出行数据。未来研究可通过整合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可达性建模、实时出行数据集或情景模拟来扩展分析。

**研究结论(Conclusion)部分翻译如下:**
本研究证明,交通可达性是发展智能和可持续交通基础设施的基本促成条件,特别是在以空间限制和竞争性土地利用功能为特征的沿海和港口城市。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航海学院的案例证实,仅靠城市中心位置并不能保证有效的可达性,并且“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连通性的不足会显著削弱公共交通和共享出行系统的性能。
实证研究结果(得到统计分析的支持)强调,基础设施和组织障碍——例如缺乏直达公共交通连接、到主要交通节点的步行距离长、自行车基础设施连续性有限以及限制性停车条件——塑造了日常出行行为并加剧了私家车依赖。重要的是,员工和学生对这些障碍的体验不同,这表明统一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可达性政策必须考虑多样化的用户需求和出行模式。
从智能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结果强调,如果没有连贯的物理整合,数字工具、智能交通系统和共享出行解决方案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微观尺度上的可达性差距破坏了系统级效率,并阻碍了向低排放交通模式的转变,即使在拥有先进战略规划框架的城市中也是如此。因此,基础设施连续性和多式联运整合应被视为脱碳交通系统的优先组成部分。
本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大学作为主要交通产生源和潜在出行创新实验室的战略作用。位于港口和滨水区的大学校园为测试符合可持续城市交通计划(SUMP)的综合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出行管理措施和数据驱动规划方法提供了宝贵机会。在此背景下,局部可达性评估可以为使机构倡议与全市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供重要输入。
总体而言,本案例研究通过展示局部可达性挑战如何反映向可持续出行转型的更广泛系统性障碍,为关于智能和可持续交通基础设施的广泛辩论做出了贡献。解决“第一和最后一公里”差距、加强多式联运整合以及使基础设施供给与用户需求相匹配,是创建能够支持脱碳目标的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交通系统的关键步骤。研究结果还强调了将以可达性为导向的基础设施规划纳入更广泛的智能出行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从更广泛的政策视角来看,本研究结果支持了《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和《联合国2030年议程》(UN 2030 Agenda)的目标,强调了综合、低碳和以可达性为导向的交通系统的作用。因此,改善沿海和港口城市的“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连通性,可能是实现更具韧性、包容性和气候中性的城市出行系统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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