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企业成长是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与此同时,数字化的全球普及趋势日益显著,众多企业通过实施数字化以实现其多元目标。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数字化是否真正促进了企业成长?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以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
企业成长是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与此同时,数字化的全球普及趋势日益显著,众多企业通过实施数字化以实现其多元目标。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数字化是否真正促进了企业成长?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以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实证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数字化对企业成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负向效应在大型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在数字化负向影响企业成长的过程中,组织惰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和战略持续性(strategic persistence)是关键的情境调节因素。具体而言,组织惰性的增强会加剧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而战略持续性的提升则会缓解这一不利影响。该研究深化了对数字化的理解,阐明了影响其对企业成长作用的情境因素。从理论角度看,研究人员解释了企业成长层面存在的"数字化悖论"(digitalization paradox),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研究结论也为管理者实施数字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该研究聚焦于数字化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发表于《Sustainability》期刊。研究背景源于当前学术界对数字化效应的普遍乐观预期与现实观察之间的显著落差。现有文献多认为数字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运营风险、促进技术创新等途径推动企业成长,但诸多案例研究却发现企业数字化投资往往未能实现预期收入增长,即存在"数字化悖论"现象。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促使研究人员重新审视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实际效应。此外,数字化作为组织变革过程,需要企业调整组织结构并重新设计基于数字逻辑的惯例、流程与系统,而组织惰性会阻碍这种调整,战略持续性则影响数字化与企业战略的匹配程度,但既有研究对这两种情境因素关注不足。基于此,研究人员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旨在验证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及上述调节机制,从而纠正理论偏差并为企业实践提供指导。
该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队列来源,使用CSMAR数据库中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衡量数字化水平,以营业收入增长率度量企业成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为处理内生性问题,选取企业所在城市移动用户数量和所在省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回归(2SLS)进行检验,同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通过分组回归考察企业规模与行业异质性;基于交互项检验组织惰性和战略持续性的调节效应;最后通过替换因变量测量方式、剔除信息行业、调整样本期间、变更回归模型、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的"基准回归"部分表明,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滞后一期的数字化水平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证实了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即假设H1成立。这意味着数字化总体上抑制了企业成长,而非既有文献所预期的促进作用。
"内生性检验"部分显示,2SLS第一阶段中工具变量与数字化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二阶段数字化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支持了基准结论。PSM样本的回归结果同样显示数字化显著负向影响企业成长,缓解了样本选择偏误的担忧。
"异质性分析"部分揭示,按企业规模分组后,大型企业子样本中数字化系数显著为负,而小型企业子样本不显著;按行业分组后,制造业子样本中数字化系数显著为负,而其他行业子样本不显著。这表明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负向效应在大型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为突出。
"调节效应检验"部分发现,数字化与组织惰性的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组织惰性增强了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假设H2成立;数字化与战略持续性的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战略持续性缓解了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假设H3成立。
"稳健性检验"部分通过五种方式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将因变量替换为总资产增长率、剔除信息行业企业、剔除2020—2022年样本、控制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使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上述检验中核心结论均保持稳健。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首先指出该研究与多数既有文献结论的差异可能源于数字化测量方法的不同。该研究使用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涵盖了企业数字化投资、成果、应用及环境支持等多维信息,包括数字化管理岗位设立、人员招聘等行动信息,更能反映数字化带来的管理变革;而仅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的测量则可能忽略这些实际行动,导致结果偏差。研究人员强调,并非否认数字化的潜在积极效应,而是指出在不成熟阶段,数字化引发的战略错配、结构冲突与逻辑转换等负向效应占据主导,从而呈现"数字化悖论";随着数字化深入和组织变革推进,正向效应有望逐步显现。该研究揭示了组织惰性和战略持续性两个重要边界条件,强调了组织变革与战略匹配在数字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拓展了数字化研究的理论视野。研究结论还提示管理者应全面认识数字化的双重效应,在数字化实施中保持与战略的动态一致,积极推进组织结构调整与业务流程再造,以促进企业可持续成长。未来研究可采用多维指标测量数字化,考察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效应差异,并直接检验战略错配、结构冲突等潜在中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