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农业生态学种植措施与多种生态系统功能及经济投入利用强度相联系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Linking agroecological cropping practices to multiple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economic input use intensit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2日 来源: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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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措施影响多种生态系统功能(ecosystem functions)的供给,而生态系统功能是作物生产和经济投入利用强度(economic input use intensity)的基础。然而,单项及组合农业措施对生态系统功能和投入利用强度的影响仍不清楚。研究

  
种植措施影响多种生态系统功能(ecosystem functions)的供给,而生态系统功能是作物生产和经济投入利用强度(economic input use intensity)的基础。然而,单项及组合农业措施对生态系统功能和投入利用强度的影响仍不清楚。研究人员在瑞典南部24个谷物农场的50块冬季小麦田中,探究了农业生态学种植措施(agroecological farming practices)——即非禾谷类前作、轮作中纳入多年生草地(ley)、施用有机肥料以及降低耕作强度——与生态系统功能代理指标及投入利用强度的关系。研究采集了地上和地下节肢动物、杂草种子丰度与多样性、土壤性质、籽粒产量与品质以及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入利用率等数据。结果表明,上述措施与生态系统功能、投入利用强度及产量呈现复杂的正负关系。非禾谷类前作与更高的籽粒产量及隐翅甲类(staphylinid beetles)数量相关;轮作中纳入多年生草地与蜘蛛数量增加、螨类数量降低相关;施用有机肥料与蚜虫数量降低、籽粒粗蛋白含量提高相关,但同时增加了劳动力和能源投入;降低耕作强度与隐翅甲类数量下降、蜘蛛数量增加、土壤有机质(soil organic matter, SOM)和团聚体水稳性(wet aggregate stability, WAS)提高相关,但也增加了劳动力和能源使用。综合多种措施后,预测对土壤性质呈正效应,对有益节肢动物类群效应不一,对害虫及杂草压力、籽粒产量和投入利用强度基本呈中性。研究认为,可根据短期产量、地上或地下生态系统功能、生态与投入平衡等不同目标来选择措施组合;包含非禾谷类作物和降低耕作强度的组合在兼顾农场生态与经济方面最具潜力。
本研究发表于《Agriculture, Ecosystems》。当前大面积的商业化禾谷类单作系统依赖高投入农药、化肥及高强度耕作,虽可短期维持产量,却常削弱生物多样性以及害虫天敌调节、养分循环等生态系统功能,并加剧对化石能源和劳动力等经济投入的依赖。如何在保障粮食产出的同时,通过管理措施增强生态功能并控制投入强度,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难题。农业生态学措施被认为能够以生态过程替代部分外部投入,但既有研究多关注单一措施或单一功能,对多种措施单独及组合作用下生态与经济的综合效应认识仍然不足。因此,研究人员在2023年选取瑞典南部斯科纳省这一集约谷物主产区,在24个常规农场的50块冬季小麦田中,沿前作类型、多年生草地(ley)纳入情况、有机肥料施用及耕作强度四个梯度,系统测定了地上和地下功能代理指标,并同步核算劳动力、资本(以能源近似)及中间投入的使用强度,假设更单一、更集约的种植模式会削弱生态系统功能,并与较高的投入需求和产量稳定性形成权衡。

研究方法上,该研究于2023年在瑞典南部斯科纳省24个常规农场的50块冬小麦田中进行,在每块田的24 m × 50 m采样区内采用陷阱、扫网、土壤钻取及收割样方等技术,分别采集节肢动物、杂草种子库、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及籽粒产量品质数据,并通过结构化访谈将施肥、植保、耕作和收获等操作折算为每公顷劳动力、柴油能耗和农药化肥等中间投入,以STIR(Soil Tillage Intensity Rating,土壤耕作强度等级)量化耕作扰动强度,以投入利用强度并列分析环境与经济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农业生态学措施对不同功能代理指标呈现差异化效应。前作类型方面,相对于禾谷类前作,非禾谷类前作使冬小麦籽粒产量提高约17%,同时隐翅甲类个体数增加约45%,表明天敌节肢动物数量与短期产量可同时受益。轮作中纳入多年生草地对节肢动物群落影响明显:蜘蛛个体数提高约57%,螨类个体数却降低约40%,原因可能与多年生植被提供了更稳定的栖息地和猎物资源,并通过捕食关系引起食物网内部响应有关。施用有机肥料对土壤生物和营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弹尾虫(Collembola)数量翻倍,蚜虫数量降低约37%,籽粒粗蛋白含量提高约6%;但同时单位面积的劳动力投入与能源消耗约增加一倍,体现了生态收益与经济投入之间的直接权衡。耕作强度方面,以STIR表示的土壤扰动每降低一个标准差,蜘蛛数量增加约19%,土壤有机质(SOM)提高约12%,团聚体水稳性(WAS)提高约8%,而隐翅甲类数量降低约43%,劳动力与能源投入分别降低约30%和约27%,说明减耕有利于土壤结构和部分捕食者,但对不同天敌类群的影响并不一致,且在劳动力与能源投入方面也节约了资源。

在综合措施情景中,研究将所有农业生态学措施同时实施与全部高投入传统措施进行对比,发现土壤功能代理指标的改善最为明确:SOM预计提高约89%,WAS提高约35%,不确定性区间较窄;而有益节肢动物类群反应差异显著,蜘蛛数量预计增加至原来的约3.7倍,隐翅甲类和螨类则分别下降约70%和约66%,变异性较大。产量、籽粒粗蛋白、杂草种子库及投入利用强度在两种情景间基本无显著差异,表明短期内同时采取多种生态学措施既不会以牺牲产量为代价,也未必立即减少总投入。

讨论部分指出,生态系统功能对管理措施的反应具有高度功能分异,不能简单通过单一指数概括。非禾谷类前作和多年生草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境异质性和猎物资源,因而支持了蜘蛛和隐翅甲类等天敌;但这些捕食者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等同于更强的害虫控制效应,尚需结合功能特征和直接捕食观测进一步验证。有机肥料通过促进土壤食物网和植物防御反应,在降低蚜虫压力、提高籽粒蛋白方面表现出优势,但依赖更高的劳动力和能源投入;减耕则通过减少土壤扰动,改善SOM和WAS等土壤物理指标,同时降低机械能耗,却对不同节肢动物类群产生相反影响。组合分析进一步说明,不同措施之间并非完全协同,有机肥料带来的投入增量可被减耕节约的投入所抵消,因此多种措施并用不一定会导致总投入上升。研究强调,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目标的“万能”组合,农业生态系统多功能性无法在所有维度上同时最大化,管理方案应根据农场具体目标进行定制。

研究结论指出:鉴于农业生态学措施与作物系统多个组成单元存在多重正向关联,逐步调整而非全面转型可作为实现可持续种植系统的可行路径。全面推行农业生态管理需要大量资本、劳动力并承担较高风险,对许多农场并不现实,而小规模、渐进式干预更易被接受并具有一定灵活性。该研究的结果显示,不同措施在功能维度上具有互补性,单一措施促进系统某一方面的表现,而合理组合可同时增强多种功能。因此,多功能性并非自动产生,而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和搭配具体措施。例如,减耕与有机肥料组合更有利于土壤相关功能,非禾谷类作物与减耕组合则有助于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取得平衡。管理者应依据产量优先、地上或地下功能优先,抑或生态—投入平衡等具体目标,设计差异化的作物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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