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城市近邻阈值(NCD)的全球分异与空间策略

《Ecological Indicators》:Global divergence and spatial strategies in national park-City proximity threshold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2日 来源:Ecological Indicator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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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园应选址于荒野还是城市近郊,长期以来是生态保育与社会福祉争论的核心。以往研究多关注城市扩张对公园及物种的影响,而对主动的国家公园选址如何塑造国家公园–城市距离(NCD)以及协调保育与利用所需的定量阈值关注不足。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构建了1872–20

  
国家公园应选址于荒野还是城市近郊,长期以来是生态保育与社会福祉争论的核心。以往研究多关注城市扩张对公园及物种的影响,而对主动的国家公园选址如何塑造国家公园–城市距离(NCD)以及协调保育与利用所需的定量阈值关注不足。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构建了1872–2024年间覆盖233个国家和地区共3129个国家公园(NP)的首个全球地理空间数据库。基于人–自然耦合系统理论,研究人员提出了“国家公园–城市协同发展阈值”模型。通过整合地理空间分析、随机森林(RF)建模与复杂回归,并结合国家公园发展历程与地理禀赋,研究人员识别了NCD在生态–社会系统耦合中的动态作用,以及连接物种保育与公共休闲福祉(PLW)的阈值。结果表明:(1)全球NCD平均值从开创阶段的169.77 km下降22.4%至全球化重写阶段的131.75 km,显示出由生态隔离向人与自然协调的转变;(2)构建了NCD–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NSD)–PLW框架,全球转折点为467.29 km。热带地区需维持NCD ≥ 600 km以保障原生生态系统完整性,而温带地区在NCD < 100 km即可实现NSD与PLW的高度兼容;(3)提出了“功能兼容性服务–效率曲线”,显示在中等NCD区间开展适应性管理可提升保育与利用的兼容性。本研究从主动选址视角揭示了NCD对全球NSD保育的阈值效应,为生物地理适应性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30×30”目标提供了空间决策框架。
随着全球城市化 accelerated,国家公园(NP)与城市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审视。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国家公园究竟应选址于偏远荒野还是城市近郊,长期以来在生态保护与社会福祉之间形成张力。传统观念认为,将国家公园设于偏远地区可减少人类活动对物种栖息地的威胁,但这也会削弱城市居民接近自然、获取公共休闲福祉(PLW)的机会。与此同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城市扩张对保护地及物种的被动影响,而忽视了主动选址行为对国家公囍–城市距离(NCD)的塑造作用,也缺乏协调物种保育与游憩利用的定量阈值研究。这些空白制约了全球尺度上可持续空间规划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30×30”目标的有效落实。

为回应该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1872–2024年间覆盖233个国家和地区、共3129个国家公园的首个全球地理空间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公园–城市协同发展阈值”模型。研究以人–自然耦合系统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分析、随机森林模型(RF)、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与约束线模型等方法,揭示了NCD在全球、大洲和国家尺度上的历史演化轨迹,识别了连接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NSD)与PLW的关键NCD阈值,为全球保护地的空间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定量依据。该研究成果发表于《Ecological Indicators》。

研究所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可概括如下:数据来源包括世界保护地数据库(WDPA)、维基百科、各国国家公园官方信息、Google Earth Engine全球城市范围数据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物种分布数据以及Natural Earth底图;方法上采用测地线缓冲界定国家公园边界,以最近邻空间分析方法计算各国家公园建立年份到最近城市建成区的距离(NCD),利用Logistic模型划分国家公园发展阶段,并运用随机森林与GLMM探讨影响机制,最后以约束线模型识别NCD的关键阈值。

研究结果按以下层次展开:

全球尺度:国家公园网络呈现显著近城化。1872–2024年间,全球NCD呈显著非线性下降趋势,平均值由开创阶段(1872–1953年)的169.77 km略升至复制扩张阶段(1954–1971年)的188.20 km,随后显著下降至全球化重写阶段(1972–2024年)的131.75 km;2024年全球NCD中位数已降至19.17 km,较1872年减少约85%,表明国家公园选址整体向城市靠拢。

开创阶段(1872–1953年):北美与大洋洲率先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全球年均新增约4处,平均NCD为169.77 km。此时期以保护原始景观为主,黄石、班夫等大型荒野公园远离城市,而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也出现距离城市30–50 km的公园,兼具资源主权宣示与城市游憩功能。

复制扩张阶段(1954–1971年):战后去殖民化推动国家公园网络快速扩展,年均新增22处,平均NCD达到188.20 km的峰值。澳大利亚等国在偏远荒野大规模设园,而欧洲和亚洲受国土空间与人口密度约束,多形成靠近城市的紧凑型国家公园,IUCN的国家公园分类与管理标准也在此阶段逐步建立。

全球化重写阶段(1972–2024年):现代环保运动兴起,全球年均新增国家公园数量跃升至44处,平均NCD降至131.75 km。加拿大北极地区仍有极端偏远公园,而欧亚国家则积极发展近城公园。1982年IUCN巴厘宣言将国家公园与休闲旅游联系起来,进一步加速了城市近郊型国家公园的发展。

大陆尺度:NCD变化的洲际差异显著。北美与大洋洲作为 pioneer continents,NCD呈现波动型变化:北美因国土辽阔形成“荒野–城市连续体”双重模式,大洋洲则因后期纳入偏远岛国国家公园而出现统计波动。欧洲、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属于后发大陆,通过制度创新系统性地推进国家公园近城化,平均NCD分别从早期的88.62 km、114.72 km、71.12 km和175.84 km压缩至13.31 km、41.48 km、18.57 km和25.43 km,体现出城市–自然协同范式的转变。

国家尺度:NCD变化受国土特征与政策驱动。研究筛选了63个代表性国家,将其NCD变化趋势分为上升型(12国)、下降型(47国)和稳定型(4国)。下降型国家多为面积较小、人口密度较高、国家公园分布相对集中的国家,出于弥补自然服务赤字、保护残存栖息地和满足游憩需求的考虑,将新公园布局于城市边缘,如菲律宾。上升型国家多为幅员辽阔、经济欠发达且人地矛盾突出的国家,倾向于在偏远地区设园以降低开发冲突和土地成本,如俄罗斯。稳定型国家具备较大的国土面积和较为均衡的国家公园网络,能够同时布局近城与偏远公园,如智利。随机森林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17.10%)、国家公园建立年份(16.30%)和国家公园总面积(15.10%)是驱动NCD变化的关键因素,模型AUC达0.948,预测性能良好。

关键阈值:国家公园与城市空间关系存在显著阈值效应。GLMM分析表明,NCD对NSD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各大洲均呈现一致规律。约束线模型显示,全球NCD–NSD关系存在明显拐点,位于467.29 km。当NCD < 467.29 km时,NSD随NCD增加而上升,主要因为城市–自然过渡带的边缘效应提升了栖息地异质性,同时便于管理覆盖;当NCD > 467.29 km时,NSD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原因包括特化物种密度较低以及极端偏远导致管理力量薄弱。各大洲阈值差异明显:欧洲和北美呈现“城市近郊高效型”模式,NCD阈值低于100 km;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则呈现“远程保育型”模式,NSD峰值对应的NCD阈值在400–700 km之间,热带区域需维持NCD ≥ 600 km以保护原生生态系统完整性。

讨论部分指出,国家公园不仅是生态保护单元,更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载体。不同阶段的国家公园选址反映了不同的政治经济逻辑:开创阶段的空间隔离具有生态殖民主义色彩;复制扩张阶段体现制度扩散与后殖民国家主权建构;全球化重写阶段则反映了资本与城市化对生态空间的再整合。各大洲的差异折射出制度嵌入性的行为修正:高城市化地区呈现先近城后回调的U型轨迹,低城市化地区则呈现先隔离后融入的倒U型轨迹。

研究进一步指出,NCD下降通过降低时间经济成本、扩大自然可达性显著提升了PLW,尤其对低收入城市人群具有重要意义;但NCD与NSD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最优,而是存在阶段性波动和显著区域异质性。近城绿地网络、适度干扰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可在一定条件下支撑NSD,但过度近城仍可能对NSD构成限制。因此,只有在生态可行范围内优化NCD,并结合针对性管理措施,才能实现PLW与NSD的功能协同。

基于关键阈值,研究提出了空间差异化的国家公园选址优化路径:传统基于岛屿生物地理学的隔离保护范式已难以应对快速城市化挑战;467.29 km的全球拐点为空间去耦提供了关键参数。在NCD < 467.29 km的近城区,尽管可达性高,但人为干扰可能导致栖息地破碎和敏感物种丧失;300–600 km的中等距离区间可在减少人类干扰的同时维持管理覆盖,形成保育与利用的协同;超过极端距离的遥远公园则可能因特化物种稀少、管理薄弱而降低整体NSD。因此,高人类影响区应通过植被恢复、人工湿地等措施主动提升生态韧性;高生态脆弱区则应采取被动式原生保护。城市群可采用100–300–600 km的梯度嵌套分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则应设定严格的NCD下限以排除人为干扰。

研究也承认存在以下局限:NCD采用欧氏距离,未充分纳入地形阻力、交通网络可达性和社会经济 barriers;PLW需求主要依赖GDP和人口密度等国家尺度代理变量,难以捕捉个体层面的福祉差异;PLW尚未直接纳入心理健康或社交媒体情感等实测指标。未来研究可结合等时圈模型、复杂网络方法、多源地理空间大数据以及高分辨率案例验证,进一步完善NCD阈值的应用。

研究结论:本研究突破了以往主要关注城市扩张与保护地关系的分析框架,从绿色基础设施发展视角揭示了国家公园选址的近城化趋势。通过构建1872–2024年全球国家公园地理空间数据库,填补了全球保护地动态演化研究的数据空白。本研究量化的NCD阈值策略表明,全球国家公园正由“生态飞地”向“人地复合体”转变,为全球国家公园的可持续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定量基准。主要结论包括:(1)全球NCD平均值从早期工业阶段的169.77 km降至当下的131.75 km,降幅达22.43%;这一过程经历了1872–1953年的殖民扩张下被动隔离、1954–1971年的加速城市化期快速调整以及1972年以来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动态平衡三个阶段,并表现出显著的大洲分异,欧洲(98.3 km)与非洲(162.4 km)形成明显两极格局。(2)NSD与PLW的动态博弈是驱动NCD空间异质性的关键机制。GDP水平(17.1%)、建园历史(16.3%)和国家公园总面积(15.1%)构成核心驱动三角;高收入经济体可将近城型国家公园(<100 km)占比提升至61.37%,而发展中国家仍以中远距离公园为主,占比达50.2%。(3)NCD与NSD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阈值响应机制。全球尺度上,NSD在NCD = 467.29 km处达到峰值,表明300–600 km区间可在生物多样性保育与游憩可达性之间取得最优平衡;热带地区需维持NCD ≥ 600 km以保护原生栖息地完整性,而温带地区由于生态环境韧性较高,在NCD < 100 km时即可实现NSD最大化。这种空间异质性要求IUCN在全球国家公园治理中采取差异化空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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