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地表沉降意义:政策集合体中的转导性意义建构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Land subsidence meanings on the move: Transductive sensemaking in policy assemblag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2日 来源: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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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鹿特丹的地表沉降政策制定建立在“认知”地表沉降的基础之上,其中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SAR)技术是决策证据的关键来源。然而,inSAR数据在成为政策制定者可用的信息之前,其生产、解释以及向政策相关性洞见的转化,要求在不同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

  
荷兰鹿特丹的地表沉降政策制定建立在“认知”地表沉降的基础之上,其中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SAR)技术是决策证据的关键来源。然而,inSAR数据在成为政策制定者可用的信息之前,其生产、解释以及向政策相关性洞见的转化,要求在不同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之间移动和转化关于沉降的意义,这些共同体包括卫星传感器、工程师、政策顾问与政治家。关于意义究竟如何在异质共同体之间移动和转化,从而促成诸如政策之类的共享一致性形式的集合,学界关注甚少。研究人员将此过程概念化为政策集合体(policy assemblages)中的转导性意义建构(transductive sensemaking),即不同认识共同体交叉处的意义建构如何在行动者与实践网络中生成一条意义链条。基于对公务员的访谈、参与观察以及对其实践产物的分析,研究人员追踪了意义在三个交叉处的移动:卫星—工程师、工程师—顾问以及顾问—政治家。研究表明,转导性意义建构涉及众多受制度约束调节和引导的过程;认识共同体的形成是持续的、关系性的,并依赖于通过转导性意义建构同时维系与跨越角色边界;政策集合体中的转导性意义建构链条最终会与其他链条及集合体耦合,并被其吸纳。通过此项分析,并展示沉降意义如何在政策过程中被持续转化,研究人员为转导性意义建构理论奠定了基础,并提升了对意义流动如何塑造环境治理的伦理敏感性。
地表沉降治理高度依赖遥感监测数据,其中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SAR)技术已成为政策决策的重要证据来源。然而,inSAR原始信号必须经由卫星传感器、商业数据公司、市政工程师、政策顾问和政治家等多个行动者的处理、解释与沟通,方能转化为政策可用的洞见。这些行动者围绕沉降问题形成不同的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而意义在政策过程中并非线性传递,而是在异质主体之间不断移动、变形与再组合。尽管政策流动性和政策集合体(policy assemblage)研究已关注政策如何跨越网络与物质—虚拟领域移动,但对“意义如何在异质共同体之间移动并促成政策集合”仍缺乏理论工具。为此,发表于《Environmental Science》的该研究以荷兰鹿特丹地表沉降政策过程为案例,提出“转导性意义建构”(transductive sensemaking)概念,旨在揭示意义在政策集合体中的生成、流通与转化机制,为理解环境治理中的认知政治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为质性案例研究。数据收集时间为2024年9月至2025年5月,包括14次半结构化情境访谈、2次公共活动观察、个人通信,以及8份报告、2份手册和1份演示文稿等二手资料;受访者/观察对象涵盖SkyGeo等inSAR数据服务商、鹿特丹市政工程局工程师、政策顾问和市议员等。研究人员采用ATLAS.ti软件对资料进行编码,首先按职务与实践将参与者归入不同认识共同体,随后通过往复比较各共同体的输入、输出与相遇过程,归纳出转导性意义建构的三个核心特征。

一、调制(modulation):从卫星到市政工程师。研究将卫星—工程师交叉处的意义塑形界定为“调制”。TerraSAR-X卫星以雷达脉冲记录地表回波,形成合成孔径雷达(SAR)影像;但如资料所言,单幅SAR影像的相位本身并不具备可解释意义。SkyGeo公司通过“组合”(combining)多期Level-1 SAR影像生成时序产品,再与市政工程师协作“验证”(validating),将相对运动转换为以海平面等基准为参照的“绝对”沉降量,并借助其他地理空间数据进行地面实况校验。市政工程师进而把inSAR结果用于“证实”(substantiating)其对本地问题的既有判断,使地方性知识获得科学合法性。该过程显示,转导性意义建构受项目目标、合同关系与制度安排的引导:卫星数据蕴含多种解释可能,唯有在项目共享目的下,才会被暂时稳定为“沉降”这一政策相关现象。

二、共同生成(co-becoming):从市政工程师到政策顾问。第二个转导过程关注工程师与政策顾问交叉处的意义共创。工程师为满足具体项目需求,对inSAR数据进行“量身定制”(tailoring),包括选取参考点、剔除或过滤测量点、结合施工前后数据等,使原本通用的遥感产品转化为与管线、建筑等市政资产相关的项目信息。政策顾问则通过“注入”(infusing)将沉降问题融入更广泛的住房、水务、成本和选民关切之中,往往使沉降成为事后才被考虑的背景变量。此过程表明,认识共同体的身份并非预先固定,而是在互动中持续分化与重构:工程师与顾问既维持各自专业边界,又通过转导性意义建构不断跨越边界,彼此作为意义建构主体与客体的角色同时发生变化。

三、耦合(coupling):从政策顾问到市议会政治家。第三个转导过程揭示顾问—政治家交叉处的意义归属。政策顾问通过“背景化”(backgrounding)将沉降描述为城市排水系统管理中的众多因素之一,以简洁均值掩盖空间差异与不确定性;通过“拓展”(broadening)将其与住房质量、基础设施更新等政治议题相连;最终通过“遮蔽”(obscuring)将“沉降”重新框架为“地基问题”或“住房短缺问题”。在Bloemhof社区案例中,市议会决定通过抬高地面高程(uitgiftepeil)来“面向2050”改造社区,其实质是将沉降治理与住房建设和下水道更新绑定。该过程揭示了决策层拥有的不对称权力:其他行动者生成的意义链条最终被纳入更宏大的战略链条,沉降在政策议程中虽被征用,却可能失去其原有的认知与政治可见性。

讨论部分进一步发展了三个概念。调制强调制度安排并不压制意义,而是通过共享目标暂时捕获与引导意义流;由此政策不应被视为稳定文本,而是持续生成中的临时秩序。共同生成强调政策集合体不断生产差异而非消弭差异,行动者边界在交叉处被同时维系与跨越,权力、能动性与身份始终处于流动之中。耦合则深化了政策研究中的多源流框架,指出意义耦合不仅是问题、方案与政治时机的对接,更是一种本体论转换与权力主导的吸纳过程,最终使“沉降”被改写为“住房/地基”议题。该研究因此超越了以话语和修辞为中心的意义框架理论,突出物质安排、制度条件与关系性实践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

研究结论指出,异质行动者与实践通过转导性意义建构形成临时性的意义链条;调制、共同生成与耦合三个特征表明,政策意义与行动者身份是分布式的、流动的,并在不同认识共同体的交叉处持续协商。揭示这些意义流动的方式与质量,有助于研究者与治理者关注那些被遮蔽的认知政治,从而理解环境治理中技术与政策的深层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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