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目标不足够:时空修复与政策走廊如何将减缓威慑嵌入瑞典净零政治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Separated targets are not enough: How spatiotemporal fixes and policy corridors embedded mitigation deterrence in Swedish net-zero politic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2日 来源: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5.5

编辑推荐:

  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提出了将减排目标与二氧化碳去除目标分开的建议,以防止减缓威慑——即预期未来去除会推迟脱碳的风险。2017年,瑞典成为第一个采用分离目标的国家,规定其2045年净零目标必须通过至少85%的国内减排实现,其余15%可通过碳去除实现。研究人员基于对

  
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提出了将减排目标与二氧化碳去除目标分开的建议,以防止减缓威慑——即预期未来去除会推迟脱碳的风险。2017年,瑞典成为第一个采用分离目标的国家,规定其2045年净零目标必须通过至少85%的国内减排实现,其余15%可通过碳去除实现。研究人员基于对十七位参与决策的政策制定者、利益相关者和专家的访谈,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政策分析(HMPA)重建了导致分离净零框架的政策过程。分析表明,国家知识机构,特别是气候情景,预先构建了政策走廊,使碳去除在技术上显得不可避免,而非政治选择。目标的分离并非防止减缓威慑的保障;一些参与者将去除目标的量化视为潜在的拖延许可。此外,这种分离作为一种时空修复发挥作用,转移了倡导快速脱碳的行动者与寻求保护瑞典工业竞争力的联盟之间的冲突。15%的去除目标是达成2045年净零日期协议所必需的让步,是关于85%减排妥协的遗留物,而非对任何可持续去除潜力或社会必要或全球公正的残余排放水平的评估。瑞典案例表明,如果没有这种反思性评估,以及对气候情景规范性影响的意识,即使是分离的目标也可能将减缓威慑嵌入气候政策中。
论文解读:分离目标不足够——瑞典净零政治中的时空修复与政策走廊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巴黎协定》以来,净零排放已成为气候政策的标准范式。然而,研究警告称,净零目标可能通过合法化延迟碳减排而引发“减缓威慑”(mitigation deterrence)。具体而言,对未来碳去除(CDR)或抵消措施的预期,可能会削弱当前减排的紧迫感,从而强化无需根本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即可实现气候目标的观念。为降低此风险,学者们提议各国设定独立的减排与碳去除目标,以确保两者不可替代。在此背景下,瑞典于2017年率先在立法中采用了此类分离目标,规定到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其中至少85%来自国内减排,剩余15%可通过碳去除或国际抵消完成。然而,尽管制度设计看似先进,瑞典的气候政策是否真正避免了减缓威慑?其政策形成过程背后的政治动力学机制是什么?这正是本研究旨在解决的核心问题。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本研究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政策分析”(HMPA)作为核心理论框架与方法论。HMPA强调政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利益与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国家机构并非中立仲裁者,而是阶级与派系力量关系的物质凝结。研究人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实证材料,访谈对象包括参与2014至2016年瑞典净零目标制定过程的17位关键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利益相关方及专家)。通过对访谈转录文本的编码分析,结合HMPA的三步分析法——情境分析、行动者分析和过程分析,研究系统地解构了政策形成的脉络。
研究结果
3.1 情境分析
研究揭示了瑞典政策制定的特定历史与制度背景。瑞典长期的环境治理模式深受“弱生态现代化”影响,倾向于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和可出口的绿色技术,同时工业资本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环境知识机构。在此过程中,由瑞典环境保护局(SEPA)等机构提供的气候情景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情景并非中立的技术预测,而是作为“国家知识装置”构建了政策的“走廊”。它们预设了70%至95%的减排范围,并将碳去除描述为不可避免的补充措施,从而在技术中立的外衣下,将维护工业竞争力等政治经济假设内嵌于政策选项中,排除了诸如碳预算或消费侧排放核算等替代方案。
3.2 行动者分析
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利益联盟。“产业-商业-工会”(IBU)联盟代表重工业、企业联合会和大工会,其核心诉求是保护工业竞争力和就业,主张将量化后的补充措施作为接受减排目标的“灵活性机制”。“环境主义者-研究者”(ER)联盟则由学者和环保组织构成,他们主张尽可能接近零排放,仅将碳去除保留给“真正不可避免”的残余,并反对国际抵消。政党立场大致与这两大联盟对齐。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行动者群体将“目标分离”本身视为防止减缓威慑的原则性保障;IBU联盟视其为获得经济灵活性的必要妥协,而ER联盟则担忧量化残余排放会赋予高排放行业“拖延的许可证”。
3.3 过程分析
最终的“85/15”目标拆分被证实是一个政治妥协的产物,而非基于对难以减排部门或可持续去除潜力的科学评估。15%的补充措施配额是右翼政党同意将净零目标提前至2045年的关键让步。这种妥协通过“时空修复”的方式管理了冲突:它将矛盾在时间上推向未来(依赖尚未成熟的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在空间上转移到国外(依赖国际抵消)。此外,政策设计中存在严重的“可替代性”漏洞。在2030年和2040年的中期目标中,允许将补充措施计入减排目标,这意味着去除量与减排量在2045年之前是可互换的,直接违背了目标分离的核心原则。这种模糊的共识设计,使得不同阵营可以对同一政策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释,但也将根本矛盾留待未来解决。
讨论与结论
4.1 国家装置与政策走廊
讨论部分指出,气候情景作为国家知识装置,成功地将政治选择伪装成技术必然性。政策制定者在“纯粹政治”谈判的表象下,实际上是在预设好的“政策走廊”内进行选择。工业竞争力被奉为不容置疑的基线假设,而关于历史责任、公平份额等规范性问题则被转化为成本效率计算,从而掩盖了政策背后的权力关系。
4.2 作为冲突管理的转移策略
研究认为,分离的净零目标并未解决深层矛盾,而是通过时空转移将其制度化。这种“按设计进行的减缓威慑”体现在目标的共同决定(100%-85%=15%)和期间目标的可替代性上。15%的去除空间并非基于必要残余的独立评估,而是经济上可接受的政治妥协遗留物。这种制度化的灵活性,实际上为资本利益提供了延迟工业转型的许可。
5. 结论
研究表明,当目标分离源于政治妥协而非原则性设计时,其防止减缓威慑的效力就会失效。瑞典案例揭示了净零框架的霸权功能:它通过表面共识稳定了政治局面,却 defer 了结构性转型。真正有效的目标分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基于独立前提设定目标;确保目标间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互换;基于社会效益而非成本效率进行反思性评估。否则,目标分离只会成为合法化的虚构,而非有效的保障。截至2026年,瑞典的气候政策实践似乎正在印证这一风险,其2045年目标预计将大幅落空,而本应作为补充的CDR措施却成了实现政策目标的唯一理论途径。
相关新闻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热点排行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