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河流域灌区治理结构能否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的行为选择?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Ca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fluence the behavior choice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odel in the irrigation area of the Tarim River Basi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2日 来源: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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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塔里木河流域灌区为研究区域,利用1,27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考察治理结构对农户生态农业模式行为选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治理结构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2)异质性分析表明,治理结构对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以及生产规模较

  
本研究以塔里木河流域灌区为研究区域,利用1,27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考察治理结构对农户生态农业模式行为选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治理结构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2)异质性分析表明,治理结构对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以及生产规模较大农户的驱动作用更强;(3)在作用机制方面,价值认同、收益预期和规范压力在治理结构影响农户行为的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进一步纳入其他因素的分析表明,农户数字素养和规则内化显著增强了治理结构对行为选择的影响。上述结论为优化灌区治理体系、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以及提升生态农业政策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围绕塔里木河流域灌区这一典型干旱绿洲农业区域,系统讨论治理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的行为选择。研究背景在于,随着农业绿色转型进入关键阶段,生态农业推广已不再只是单纯的技术扩散问题,而是涉及生产组织、交易安排、利益分配与风险协调的综合性制度转型。现实中,生态农业在基层推进时经常出现“短期扩张、后续停滞”的现象,说明仅依赖技术进步或政策号召,难以解释农户为何参与、为何持续参与以及为何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参与稳定性差异显著。尤其在塔里木河流域灌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生产高度依赖集中灌溉网络,小农户转向生态农业面临较高的转型成本、收益不确定性和制度协同要求,因此有必要从治理结构视角解释农户行为形成机制。

现有研究多从外部制度环境、社会规范、环境规制和社区监督等角度解释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强调规制、规范与监督的累积效应,也有研究从经济激励与社会规范双重来源分析行为动机。但相较于单一制度工具,治理结构更能揭示长期合作、过程控制和组织协调的深层逻辑。合同安排、关系信任与成员承诺共同影响清洁生产和合作稳定性;同时,治理绩效并非简单取决于机制强弱,而在于不同治理机制之间是否形成匹配与协同。基于此,研究人员尝试将规制激励、社会规范和组织治理逻辑整合进统一的“结构驱动行为”分析框架,以回答不同治理维度如何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以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是什么。

在研究设计方面,研究人员以2024年4月至8月在塔里木河流域灌区开展的农户入户调查为基础,获得1,278份有效样本。样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覆盖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上中下游代表性区域。计量上,以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的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Poisson回归模型进行基准估计,并进一步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价值认同、收益预期、规范压力的传导路径,使用调节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素养与规则内化的边界作用;同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CMP模型、负二项回归、分位数回归及双重机器学习(DML)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研究首先证实,治理结构对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准回归显示,在逐步纳入个体、家庭与经营特征等控制变量后,治理结构系数始终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边际效应结果表明,治理结构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的数量平均增加0.145个单位;发生率比(IRR)结果显示,治理结构每提高1个标准单位,农户预期参与率提升10.0%。这说明治理结构作为农户生产决策的核心外部制度环境,能够通过明确权责、稳定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显著提升农户参与生态农业的可能性。

在治理结构维度分解方面,论文保留了合同治理、关系治理与传统社会规范治理三个子维度,并比较其差异化效应。

在“合同治理”部分,结果显示合同治理的回归系数为0.081,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塔里木河流域灌区,正式制度导向的合同治理是推动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的核心力量。生态农业通常伴随严格技术标准、操作流程规范和复杂收益分配机制,合同治理通过明确各方权责边界、约定技术标准、设置履约监督与利益分配方案,为农户提供更加稳定的收益预期和风险缓释路径,从而降低生产协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

在“关系治理”部分,结果显示关系治理系数为0.045,并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基于信任、沟通和长期合作形成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同样能够促进农户参与,但其作用强度弱于合同治理。在现代生态农业高度依赖标准化生产和市场化协同的情境下,单纯依靠熟人关系和地缘纽带所形成的“软约束”,难以完全替代正式制度安排,不过其能够在缓解疑虑、增强社会资本和改善合作氛围方面发挥补充作用。

在“传统社会规范治理”部分,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论文指出,这反映出传统农业习惯与现代生态生产理念之间存在明显张力。一方面,传统规范中“多投入、多产出”的经验逻辑,与生态农业“减量增效”的绿色原则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规范缺少处理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生态合作关系所需的强制性执行工具,因此难以单独构成稳定有效的行为牵引机制。

在内生性处理部分,研究人员考虑到治理结构与农户参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也可能受到隐性信任网络、潜在生态意识等遗漏变量干扰,因此引入“农户对村委会监督满意度”作为工具变量,使用2SLS与CMP模型进行校正。结果表明,工具变量识别有效,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校正内生性后,治理结构系数分别上升至0.586和0.647,且均在1%水平显著。这意味着基准回归可能低估了治理结构的真实作用,进一步强化了治理结构正向促进农户参与生态农业的因果解释力度。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论文采用多种方法验证结果稳定性,包括双重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Lasso与神经网络算法,负二项回归、因变量重构以及25%、50%、75%分位数回归。各类模型下治理结构系数均保持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不依赖特定模型设定、估计方法或指标度量方式,具有较强稳健性。

在异质性分析部分,论文从代际差异、文化水平和经营规模三个维度揭示治理结构影响的边界。

在“代际异质性”部分,研究发现治理结构对新生代农户的影响最强,系数为0.322,且在1%水平显著;对中生代和老年农户的作用则明显减弱且不显著。这说明年轻农户通常具备更强的技术接受能力、制度理解能力和风险承担意愿,更容易识别并利用治理结构释放的制度红利。

在“文化异质性”部分,治理结构对高教育水平农户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系数为0.357,而在低教育组中不显著。这表明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具有更强的信息搜寻与规则解释能力,更容易理解治理规则、衔接支持资源并完成与生态农业模式的深度耦合。

在“规模异质性”部分,治理结构对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经营农户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小规模农户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的规模门槛效应。规模较大的经营主体拥有更充足的资源禀赋和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因而更能借助治理结构完成生产方式转型,而小农户则更容易受资源约束和能力不足影响,在制度传导中出现阻滞。

在机制检验部分,论文重点保留了三个中介路径标题,并说明“通过什么研究得出什么结论”。

在“价值认同”部分,研究人员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治理结构显著提升农户的价值认同,系数为0.319;将价值认同纳入行为方程后,价值认同系数为0.050,且治理结构主效应仍显著。这说明治理结构不仅是利益协调装置,也是生态理念传播场域。规范化合同安排与频繁沟通可将外部生态规范逐渐转化为农户内在的生态责任意识,从而推动其由“外部诱导参与”转向“内部认同参与”。

在“收益预期”部分,治理结构对收益预期的影响系数为0.418,收益预期对农户参与行为的系数为0.041,二者均在1%水平显著。由此可见,治理结构通过明确利润分享机制、降低履约不确定性和减少协作中的额外监督成本,使生态农业的经济回报更加清晰可预期,增强农户对未来收益的信心,进而提升参与意愿。

在“规范压力”部分,治理结构对规范压力的影响系数为0.374,规范压力进入行为模型后的系数为0.035,且均显著为正。说明治理结构通过正式制度威慑与村庄公共舆论评价共同编织行为约束网络,使生态生产在群体共识中被视为应遵守的集体规范;当农户感知到不参与将承担更高心理违约成本或社会隔离风险时,更可能作出趋同式参与选择。

在调节效应检验部分,论文考察了数字素养和规则内化对治理结构效应的放大作用。结果显示,治理结构与农户数字素养的交互项系数为0.160,在1%水平显著;治理结构与规则内化的交互项系数为0.217,同样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治理结构的制度效能并非自动实现,而是受到农户信息处理能力和制度认同水平的显著制约。较高数字素养有助于农户更高效获取并理解生态农业相关技术、合同规则和组织安排,从而降低制度理解成本和决策摩擦;较高规则内化程度则意味着农户已将灌区制度要求转化为稳定行为准则,在缺乏外部监督时也能保持自律性,从而使外部治理结构与内部规范形成互补。

讨论部分强调,治理结构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并不只是因为其提供了外在约束,更在于其同时作用于制度供给、心理认知和社会互动三个层面。合同治理体现“硬约束”,通过规则、监督和分配安排稳定行为预期;关系治理体现“软连接”,通过信任和沟通降低交易摩擦;而真正实现持续参与,还需要农户在价值层面认同生态农业、在收益层面形成积极预期、在社会层面感受到规范压力。与此同时,治理结构的实际效果存在明显非均质性,如果缺乏数字能力提升和规则内化支持,制度安排可能在老年、小规模和低教育群体中出现传导障碍。因此,论文认为,灌区生态农业治理优化不应仅停留于制度设计本身,还应重视农户能力建设与制度认同培育。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以塔里木河流域灌区为对象,基于1,27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治理结构对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治理结构与农户参与生态农业模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工具变量方法(2SLS)和CMP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且这一统计关系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保持稳定。从分维度看,以正式规则为基础的合同治理在资源整合和责任分配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基于地缘与人际关系的非正式治理作用相对较弱。就群体差异而言,治理结构的驱动效应随代际更替而递减,并与教育水平和经营规模正相关。年轻、高教育及大规模经营农户与治理结构之间表现出更强的统计关联。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治理结构不仅直接影响农户行为,还通过强化价值认同、提升收益预期和形成规范压力三条路径间接提高参与概率,表明其兼具“硬约束”调节利益分配与“软引导”塑造行为动机的双重功能。此外,农户数字素养和规则内化会显著放大治理结构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总体而言,该研究为优化塔里木河流域灌区治理体系、促进农业绿色转型以及提高生态农业政策可持续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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