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决策相关因素与地中海地区儿童青少年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的关联

《Nutrients》:Parental Decision-Related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Discretionary Ultra-Processed Food Consumpt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ving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3日 来源:Nutrient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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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营养状况是长期健康的关键决定因素,影响代谢稳态、神经认知发育和免疫系统成熟。全球化与技术进步重塑了食品生产与消费模式,增加了低营养价值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s, UPF)的可及性。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因素(包括食物

  
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营养状况是长期健康的关键决定因素,影响代谢稳态、神经认知发育和免疫系统成熟。全球化与技术进步重塑了食品生产与消费模式,增加了低营养价值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s, UPF)的可及性。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因素(包括食物素养、感知障碍与促进因素、膳食态度及健康饮食习惯)与生活在5个地中海国家儿童青少年自主型UPF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本横断面研究基于一项调查,共有来自5个地中海国家的2011名6-17岁儿童青少年的父母完成问卷,报告其子女的膳食和生活习惯。地中海饮食依从性通过KIDMED指数(KIDMED index)评估。父母食物素养采用简版食物素养问卷(Short Food Literacy Questionnaire, SFLQ)测量。感知障碍与促进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评估,父母对子女膳食的态度采用健康饮食态度问卷(Healthy-Eating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HEAQ)评价。此外,健康相关互联网使用理论问卷(Theory of Internet Use Related to Health, TIUH)用于评估父母在线健康信息使用倾向。研究结果:在所有模型中,较高的感知障碍与促进因素(perceived barriers and enablers, PBE)与较低的自主型UPF消费显著相关。父母食物素养(SFLQ)与自主型UPF消费呈正相关,在完全调整模型中仍保持显著性,但效应量减小。健康饮食态度(HEAQ)初始与自主型UPF摄入呈正相关,但在完全调整后失去统计学意义。在健康相关互联网使用(TIUH)方面,健康信息维度与自主型UPF消费呈强正相关,而其他维度(意识和信念)在完全调整模型中显示出不一致且非显著的关联。研究结论:儿童青少年自主型UPF消费受多种相互关联因素塑造,如家庭环境、饮食模式和父母认知,而非仅由知识或态度决定。
本研究发表于《Nutrients》期刊,旨在系统探究父母决策相关心理因素与地中海地区儿童青少年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之间的关联,为理解家庭层面对青少年膳食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前,儿童青少年期营养状况作为全生命周期健康的重要起点,其深远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良好的早期营养可促进代谢稳态、神经认知发育及免疫系统成熟,而不良膳食模式则与远期慢性疾病风险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食品工业技术革新,传统膳食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地中海饮食等传统模式逐渐被高能量密度、低营养价值的西方化饮食所取代。超加工食品作为食品工业化的典型产物,凭借其高度的感官吸引力、便捷的食用特性和相对低廉的价格,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实现了广泛渗透。值得注意的是,超加工食品内部存在显著营养质量差异:部分产品如酸奶、全谷物 cereal 等仍可保留一定营养价值,而另一类被界定为"自主型"(discretionary)的产品——包括含糖饮料、糖果、薯片、快餐、糕点等——则本质上有害健康,其特点是高钠、高糖、高饱和脂肪,同时严重缺乏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及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素。高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摄入与儿童超重肥胖、心血管代谢并发症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

尽管营养学界对超加工食品的健康危害已有基本共识,但如何有效干预这一公共健康问题仍面临挑战。现有研究指出,家庭环境在塑造儿童膳食行为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父母通过食物供应、喂养实践、行为示范及家庭食物环境调控等途径影响子女饮食选择。然而,这一影响机制具有高度复杂性:一方面,儿童青少年期是个体自主性逐步发展的阶段,青春期后同伴影响、学校及外出就餐环境、食品营销和社交媒体等因素作用增强;另一方面,即使父母具备一定营养知识,其转化为实际健康饮食行为的过程仍受多重因素制约。因此,本研究聚焦于父母食物素养、感知障碍与促进因素、健康饮食态度及健康相关互联网使用等心理社会因素,试图厘清其与儿童青少年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的关联模式,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为DELICIOUS项目框架下的横断面分析,采用电子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样本来源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埃及和黎巴嫩5个地中海国家,通过研究合作方建立的消费者数据库自愿招募,纳入条件为子女年龄在6-17岁之间且具有互联网使用能力的父母。最终共有2011名父母参与调查,样本量设定参考了既往类似研究标准,目标为每国约400名参与者以保证统计效力。膳食评估方面,研究者通过食物频率问卷收集关键食物组摄入情况,将自主型超加工食品定义为"垃圾食品"子集,涵盖加工肉类、工业化披萨、工业饼干、商业调味酱、糕点、即食餐、加工鱼类、盐腌熏制肉类、甜食、软饮料、油炸食品、烧烤食品及其他快餐等13个类别,并以中位摄入量为界划分为高、低消费两组。

心理社会评估工具包括:(1)简版食物素养问卷(SFLQ),含功能性、互动性和批判性15个条目,总分62分;(2)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的感知障碍与促进因素问卷,涵盖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知觉三个维度,最高分95分;(3)健康饮食态度问卷(HEAQ),含8个二分条目,评估父母对子女水果、蔬菜、膳食纤维、鱼类、黄油、脂肪、肉类、甜食和糕点消费的看法;(4)健康相关互联网使用理论问卷(TIUH),分健康信息、健康意识、健康信息导向和健康导向信念四个维度。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或 Mann-Whitney U / Kruskal-Wallis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并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探索各因素与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的关联, Adjusted for 儿童相关特征(年龄、性别、体重指数、体力活动水平、睡眠时长、屏幕时间)和父母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和居住地区),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等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

研究结果

人口学及生活方式特征与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的关联

研究显示,青少年(12-17岁)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摄入量显著高于儿童(6-11岁);女性青少年摄入量高于 males。体重状态与摄入量呈正相关:正常体重儿童摄入量最低,超重和肥胖儿童依次升高。睡眠时长方面,每日睡眠8-10小时者摄入量低于睡眠<8小时或>10小时者。屏幕时间与摄入量呈强正相关:每日屏幕时间<2小时者摄入量最低,2-4小时及>4小时者显著升高。体力活动水平与摄入量的关系表现为:低体力活动者摄入量最低,中等和高体力活动者较高。

父母特征与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的关联

年龄≤44岁的年轻父母,其子女摄入量显著高于≥45岁父母;父母性别无显著差异。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摄入量呈正相关:高教育水平父母子女摄入量高于中等和低教育水平者。家庭结构方面,单亲或其他家庭结构儿童摄入量高于双亲家庭。家庭收入与摄入量呈清晰正相关,高收入家庭最高。居住地区亦有影响,城市儿童摄入量显著高于农村地区。

饮食习惯与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的关联

规律吃早餐者摄入量较低;每日家庭共餐者摄入量低于"经常"或"很少"家庭共餐者;很少独自进食者摄入量最低,"经常"或"每日"独自进食者显著较高。在学校就餐频率方面,"经常"在校就餐者摄入量高于"从不/很少"或"几乎每日"者。家庭烹饪频率与摄入量呈负相关:几乎每日食用家庭烹饪食物者摄入量低于"经常"食用者。

心理社会因素与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的关联

按摄入量中位数分组比较显示:高摄入组PBE得分显著低于低摄入组;SFLQ得分两组无显著差异;HEAQ得分两组无显著差异。TIUH方面,高摄入组健康信息维度得分显著较高,而意识和信念子量表得分较低摄入组更高。

回归分析结果

未调整模型(Model 1)显示:SFLQ和TIUH与UPF消费正相关,PBE呈负相关,HEAQ亦呈正相关。TIUH维度中,健康信息、意识和导向与UPF正相关,信念呈负相关。调整儿童社会人口学和生活方式特征后(Model 2),SFLQ、PBE、HEAQ和TIUH得分仍显著,HEAQ正相关增强。进一步调整儿童饮食习惯(Model 3)后,结果基本不变,TIUH信念维度转为正相关。完全调整模型(Model 5,含地中海饮食依从性)中:SFLQ仍与UPF正相关但效应量减小;PBE保持稳健负相关;TIUH持续强正相关;HEAQ失去统计学意义。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VIF均<3,容差>0.3,相关矩阵大多r<0.1,仅部分<0.5,提示各构念相关但可区分。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父母决策相关因素与儿童青少年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之间复杂而非线性的关联模式。感知障碍与促进因素(PBE)是研究中最稳健的保护性因素,表明父母对健康饮食的自我效能感和实际管理能力比单纯的知识储备更为关键。这一发现与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观点一致:行为意向不仅受态度影响,更取决于感知行为控制。当父母感知到较少障碍、较多资源时,更能有效调控家庭食物环境,限制子女接触不健康食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因素的作用需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审视:食品工业的营销策略、产品配方设计以及政策环境的支持力度,均可能强化或削弱个体层面的行为改变效果。

父母食物素养(SFLQ)的正向关联出乎意料,提示知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鸿沟。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食品素养悖论":具备较高营养知识的父母可能更了解食品工业动态和产品信息,但在实际生活中仍受时间压力、便捷性需求等情境因素制约,导致自动化的习惯性选择优先于反思性决策。超加工食品的高度便利性——即时可得、保质期长、准备要求低——使其成为时间紧迫情境下的"默认选项"。因此,单纯提升理论知识的干预可能不足以改变行为,必须结合实用技能培训(如快速备餐技巧、战略性餐饮规划)和环境重构(使健康选择成为便捷选择)等综合策略。

健康相关互联网使用(TIUH)的正向关联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父母主动搜寻健康信息的行为并未转化为更健康的食物选择,这可能源于三方面机制:其一,网络信息的异质性和矛盾性可能导致认知过载,使父母依赖表面化线索(如健康声称、包装设计)进行决策;其二,食品工业精准利用数字平台进行营销,将超加工产品包装为"健康"或"改良"形象;其三,屏幕时间本身与超加工食品消费存在正相关,反映出数字化生活方式与不良饮食习惯的交织。

健康饮食态度(HEAQ)在完全调整后失去显著性,说明态度作为上游动机因素,需通过具体行为实践和家庭环境支持才能影响实际膳食模式。这一"态度-行为差距"在健康心理学中已有充分记载,本研究进一步证实其在家庭饮食领域的适用性。

研究结论明确指出:儿童青少年的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消费是由家庭环境、饮食惯例和父母感知等多因素共同驱动的复杂现象,而非单纯依赖知识或态度。因此,有效的干预策略应超越传统营养教育范式,采取多层次整合路径:在家庭层面,促进规律的家庭共餐、增加家庭自制食品消费、支持父母批判性解读营养信息;在政策层面,推动结构性环境改善,如限制针对儿童的食品营销、优化食品环境设计、强化 front-of-pack 营养标签系统等。唯有将教育策略、家庭干预与环境改造相结合,方能切实降低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自主型超加工食品摄入水平,促进其长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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