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imals and Zoonoses》:Environmental and mosquito microbiomes affect mosquito-borne disease transmiss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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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媒传染病仍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其传播动力学正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气温升高、降水格局改变以及极端气候事件会影响蚊虫分布、发育,以及病原体复制与外潜伏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蚊虫相关微生物组能够调节病原体传播的关键阶段,包括中肠感染、免疫应答及
蚊媒传染病仍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其传播动力学正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气温升高、降水格局改变以及极端气候事件会影响蚊虫分布、发育,以及病原体复制与外潜伏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蚊虫相关微生物组能够调节病原体传播的关键阶段,包括中肠感染、免疫应答及体内扩散。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微生物过程仍很少被纳入气候—媒介框架之中。本综述综合了新近研究,指出气候变化不仅通过对媒介与病原体的直接作用重塑蚊媒传染病风险,还可通过重构环境微生物储库与蚊虫相关微生物组而发挥作用。本文讨论了气候驱动因子如何改变幼虫栖息地及水生微生物群,如何影响蚊虫跨生活史阶段的微生物获得,并最终塑造成虫中肠微生物组组成。进一步总结了微生物组变异如何与宿主生理和免疫相互作用,从而调节媒介能力。最后,本文强调了若干关键知识空白,包括缺乏将环境微生物储库、蚊虫微生物组与传播结局联系起来的长期野外研究,以及对微生物组介导效应如何从单个蚊虫尺度扩展至种群水平动力学的认识仍然有限。通过将微生物组界定为整合环境变化与宿主过程的动态调控层,本综述强调微生物系统是气候—媒介生物学中关键但长期被低估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蚊媒传染病预测与控制能力的一个有前景靶点。
1. Introduction
文章首先指出,蚊虫是人类病原体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其地理分布仍在多个地区持续扩张。疟疾、登革热、寨卡和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长期构成全球公共卫生威胁,尤其对中低收入国家造成较高疾病负担。主体论述强调,蚊虫相关微生物群可影响病原传播的多个环节。幼虫期获得的微生物以及成虫中肠微生物组能够共同塑造蚊虫发育、营养状态和免疫稳态,并进一步调控病毒或寄生虫在中肠内的定殖及向其他组织的扩散能力。文章同时指出,不同微生物类群对病原传播的影响具有情境依赖性。随后,作者提出气候变化可通过联动影响蚊虫栖息地和宿主生理,与这些微生物过程发生耦合。升温、降雨模式转变和极端天气不仅改变蚊虫生态,也会改变蚊虫接触到的环境微生物。基于此,文章明确将“微生物系统”视为连接气候驱动环境变化与蚊虫传播性状之间的中介层,并据此展开全文综述框架。
2. Climate drivers affecting mosquito ecology and transmission potential
2.1. Temperature
本节围绕温度作为蚊虫生态学核心气候因子的作用展开。文章指出,全球变暖背景下,较高温度通常会加速幼虫和蛹的发育、缩短生殖周期并增强宿主搜索活动,从而延长媒介活动季节与病原传播窗口。尽管极端高温可能降低存活率,但许多蚊种具有显著热可塑性。实验与野外证据均表明,幼虫暴露于较高温环境后可提高耐热性,并在更宽温度范围内维持生理表现。温度变化还与蚊虫地理分布转移相关,如按蚊在东非高地向更高海拔扩展,白纹伊蚊在较暖冬季条件下向更高纬度扩张。除媒介生态外,温度还通过影响媒介—病原相互作用改变传播潜力。伊蚊传播虫媒病毒具有明显热最适区,且超出适温范围后传播效率下降。机制上,温度依赖性的免疫变化可调节传播结局,例如较高温度能够改变埃及伊蚊感染基孔肯雅病毒时的免疫基因表达,并抑制RNA干扰(RNAi),从而促进病毒复制。
2.2. Precipitation and humidity
本节阐述降水和湿度如何通过影响繁殖生境与成虫生理调控传播风险。降水直接决定水生孳生地的数量、稳定性及持续时间,这些因素对蚊虫产卵和幼虫发育至关重要。适度降雨通常增加适宜孳生地并促进幼虫发育,而持续干旱则会减少水体体积、缩短栖息地持续时间并限制幼虫存活。作者特别指出,降雨与种群密度之间并非线性关系:中等降雨可提高容器型伊蚊成虫丰度,而极端降水反而可能降低其数量。与此同时,在干旱地区,降水减少还可能通过促进家庭储水行为而间接增加埃及伊蚊人工孳生地。湿度则主要调节蚊虫水分平衡和成虫生理状态。较高相对湿度可提升成虫存活率和吸血频率,而干燥条件会造成失水胁迫,抑制摄食行为并降低寿命。文章还指出,湿度不仅单独作用,也可与温度共同影响热性能曲线,从而在种群层面共同塑造蚊虫丰度及传播潜能。
2.3. Extreme weather events
本节强调洪涝、干旱、气旋和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已成为改变蚊虫生态和疾病传播的重要驱动因子。洪水能够迅速增加按蚊孳生地可用性,并与疟疾风险升高相关。热浪则带来双重作用:一方面极端高温会缩短成蚊寿命,另一方面又可能加快存活蚊体内病毒复制,提高媒介能力。除局地极端事件外,文章还指出大尺度气候变率,如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和印度洋增暖,可通过气候遥相关影响区域温度与降水格局,从而同步放大全球登革热流行的时序和强度。随着气候变率增强,极端事件预计将更加频繁且更严重,其生态学和流行病学后果也将更加显著。
3. Climate-driven restructuring of environmental microbiomes and mosquito microbial acquisition
本部分提出环境微生物组是蚊虫跨生活史发育的重要生态背景。在水生幼虫阶段,孳生水体中的微生物群决定了幼虫所处的营养和化学环境,并显著影响其生长、存活和发育速率;有机碎屑相关微生物还会调控资源可利用性。成虫羽化后,蚊虫仍会通过植物表面、花蜜和停栖位点持续接触环境微生物,并通过取食糖源获得新的微生物输入,由此参与成虫肠道微生物组装。
3.1. Environmental microbiomes as microbial reservoirs during the larval stage
作者指出,气候变暖与土地利用变化共同重塑蚊虫幼虫栖息地。城市化增加了人工积水容器,并形成稳定的温暖微气候,从而扩展了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等容器孳生型蚊种的繁殖机会。环境温度升高还会显著改变幼虫栖息地中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多项水体调查显示,较高温条件下,快速生长、富营养型细菌类群更易富集,尤其是γ-变形菌纲中的肠杆菌目和假单胞菌目成员。发育过程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些类群可从幼虫水体逐步富集至幼虫、蛹和成虫阶段,提示幼虫栖息地不仅是微生物来源库,而且其环境来源微生物可直接参与成虫肠道微生物组的初始组装。
3.2. Climate-driven habitat alteration and adult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microbiomes
本节进一步指出,虽然幼虫栖息地是肠道微生物获得的主要来源,但成虫仍持续暴露于环境微生物组,因此气候驱动的栖息地变化也会塑造成虫接触到的微生物景观。以湿地退化为例,潮汐交换减少和水文过程改变可增加某些蚊种繁殖机会;同时,这类变化还可通过影响氧可用性、有机质积累及养分循环,重构局地微生物群落。作者认为,这一过程构成湿地退化影响蚊虫生境质量的额外机制链条。另一方面,污染和城市化也会改变成虫暴露的环境微生物组。多环芳烃等化学污染物会富集污染物降解菌,同时降低常见蚊虫共生菌比例;盐化、缺氧及化学污染等气候相关胁迫则进一步选择耐逆、代谢灵活的微生物。上述暴露变化将与宿主生理状态及既有肠道菌群共同作用,影响微生物在成虫体内的持续性及其后续对感染过程的影响。
4. Climate-driven modification of the mosquito host environment
4.1. Climate effects on mosquito physiology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本节转向宿主内部环境,说明气候变化不仅改变外部微生物暴露,还会重塑蚊虫自身生理状态。温度是研究最充分的因子。实验结果显示,升温会协调性改变与能量代谢、热应激反应及发育调控相关基因的表达。分子层面上,热胁迫可激活保守的热休克应答通路,并诱导热休克蛋白(HSPs)如Hsp70和Hsp90表达升高。温度还会引起代谢和呼吸相关基因同步变化,与蚊虫代谢率和呼吸活性增强相一致。与此同时,更高温度下的加速发育还伴随胰岛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信号通路(IIS)组分表达变化,表明热环境可影响生长速率与成虫体型。除温度外,低湿度可诱导脱水耐受相关应激基因表达,幼虫栖息地水文周期及资源稳定性变化也可在代谢、胁迫响应及发育通路上留下转录组学特征。热浪等极端气候事件则会进一步强化应激反应,并在反复暴露后引发生理驯化。
4.2. Climate modulation of mosquito immunity as a host trait
文章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可通过影响蚊虫免疫而改变媒介—病原互作,且免疫与肠道微生物组高度耦合。蚊虫中肠既是免疫活跃组织,也是宿主与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重要界面。共生菌能够刺激Toll、IMD和RNAi等模式识别与免疫通路,诱导抗菌肽和活性氧(ROS)产生,从而维持基础免疫激活水平并限制病原早期入侵。气温和湿度等气候条件既可直接影响先天免疫活性,也可通过改变中肠微生物群组成与持续性间接调节免疫状态。作者特别指出,在生态上更真实的波动环境中,较高温度并不一定单向抑制免疫,而可能预激基础免疫转录并改变感染后的反应模式。若气候驱动因素破坏中肠共生菌群,则可能削弱维持上皮稳态与氧化还原平衡所需的微生物来源信号。由此,围食膜(PM)等屏障结构被视为连接气候敏感型微生物动态与媒介能力差异的关键调节因子。
5. The microbial dimension: a missing link in climate-vector biology
本部分是全文核心,强调微生物维度是气候—媒介生物学中长期缺失的关键环节。
5.1. Selective coloniz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environmentally derived microbes
作者指出,并非所有环境获得的微生物都能在蚊虫体内持留。成虫中肠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环境,氧化应激、免疫活性与物理屏障共同决定微生物保留或清除。升温条件下富集的γ-变形菌纲细菌往往更易成功定殖,这与其功能性状密切相关。生物被膜形成能力可促进附着和群落稳定性,外膜完整性相关基因如ompA和waaL则有助于上皮附着及氧化胁迫下持留。实验研究也支持这些机制:当相关外膜或生物被膜基因被破坏时,肠杆菌定殖能力下降。成功定殖后,这些细菌还可在吸血后扩增,并通过调节氧化还原平衡和基础免疫张力影响蚊虫生理状态,进而促进或抑制病原在中肠中的复制、跨屏障扩散与最终媒介能力。
5.2. Microbiomes as a climate-sensitive regulator of vector competence
本节提出,蚊虫肠道微生物组是连接温度变化与媒介能力的气候敏感型调控界面。微生物组支持的免疫信号若被破坏,可使中肠进入更易感状态,从而促进病原进入、复制和扩散。组织层面上,微生物群可调控中肠感染屏障(MIB)与中肠逃逸屏障(MEB),并与吸血后形成的围食膜(PM)共同构成限制病毒侵入中肠上皮的关键屏障体系。具体而言,黏质沙雷菌(Serratia marcescens)可稳定定殖于埃及伊蚊中肠,并通过破坏上皮屏障完整性和调节宿主免疫促进登革病毒感染;气味沙雷菌(Serratia odorifera)也可通过中肠受体与免疫相关分子增强易感性。某些肠杆菌则表现出情境依赖效应,更多是通过削弱基础免疫屏障,而非直接促进病毒复制来改变感染结局。文章还指出,升温导致的代谢需求增加与吸血频率升高,以及适温条件下病原变异株更快复制,都会与微生物组介导的调控共同作用,影响总体传播风险。
5.3. How microbiomes modulate arbovirus and parasite infection
本节系统总结了微生物组调控虫媒病毒和寄生虫感染的多重机制。首先,肠道微生物可通过改变中肠腔内pH、氧化还原条件及基础ROS水平,影响病原稳定性、侵入和上皮穿越。文中以野外白纹伊蚊分离的Rosenbergiella菌株YN46为例,指出其通过分泌葡萄糖脱氢酶使吸血后中肠酸化,进而诱导黄病毒包膜蛋白构象发生不可逆改变,阻断病毒有效入侵。其次,微生物代谢物亦可直接或间接调节感染。例如,源自埃及伊蚊的Chromobacterium分离株可分泌两种脂肪酶,破坏病毒包膜并灭活多种虫媒病毒;在疟疾媒介中,微生物色氨酸分解代谢可减少卵囊形成并抑制疟原虫发育,Delftia tsuruhatensis可通过分泌小分子harmane抑制寄生虫生长。再次,微生物组通过维持中肠基础免疫张力调控感染阈值,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即是典型代表,可通过免疫预激活及其他机制抑制登革、寨卡和基孔肯雅病毒,但其保护作用受高温影响而减弱。最后,微生物还可通过影响中肠屏障完整性和上皮更新调节感染:某些共生菌会损伤上皮、增加通透性,促进病毒跨越中肠屏障并系统扩散,而稳定的微生物群则有助于维持受控的上皮更新和连接稳态。
5.4. Knowledge gaps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in climate-microbiome-vector interactions
本节总结当前研究空白。作者指出,现有证据虽已表明气候会影响蚊虫相关微生物组,但多数研究为短期设计,且仅关注单一气候变量,难以揭示温度、湿度等交互驱动因子在不同生活史阶段对微生物组的综合作用。另一个根本难题在于蚊虫中肠缺乏稳定“核心微生物组”,不同种群和环境中的菌群高度依赖具体背景且具有瞬时性,因此难以建立统一的分类学预测指标。不过,作者同时强调,功能属性可能比分类组成更具保守性,如抗氧化胁迫、营养利用及与上皮屏障互作等功能可能跨环境重复出现。未来需要长期野外追踪研究,将环境微生物组、蚊虫微生物组与感染表型联结起来,并结合气候操控实验建立因果关系。此外,还需借助功能组学与数学建模,如个体基础模型和元群落模型,以连接个体尺度微生物异质性与种群水平传播动力学。
6. Adaptation, control, and future challenges
本节讨论蚊虫、病原体及防控体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文章指出,许多媒介已能耐受更宽温度范围,埃及伊蚊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极端高温事件中的存活能力提高,白纹伊蚊则通过滞育性状变化和生理可塑性扩展至欧美温带地区。冈比亚按蚊复合体中与杀虫剂抗性相关的解毒等位基因也表现出环境依赖效应,这些适应可能间接加快抗药性演化。病原体同样会响应气候压力,部分登革病毒谱系在高温下复制效率更高,恶性疟原虫(P. falciparum)在蚊虫中肠发育过程中也表现出热可塑性。公共卫生实践方面,多个国家已将气候数据、遥感和昆虫学指标结合用于风险预警,如利用降雨、植被指数、城市热环境和机器学习绘制风险图,并用无人机识别隐蔽孳生地。微生物组干预则被视为气候韧性控制策略的重要组成,尤其是沃尔巴克氏体方法已在多个地区持续降低登革热发生,但其长期效果受温度稳定性影响。除沃尔巴克氏体外,益生菌或共生菌策略也在探索之中。文章最后强调,未来研究需加强气候科学、微生物生态学与媒介生物学整合,通过长期野外观测、环境微生物预警指标和综合研究框架,支持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仍具有效性且兼顾生态稳定性的防控体系。
7. Conclusion
结论部分指出,气候变化正通过改变蚊虫分布、发育和幼虫栖息地环境重塑蚊媒传染病传播;水质和营养条件变化进一步重构孳生地微生物群,这些微生物是蚊虫跨生活史相关微生物组的重要来源。蚊虫相关微生物组构成连接气候驱动环境变化与媒介能力之间的中介性调控层。来自幼虫栖息地的微生物在成虫体内会受到宿主生理和免疫的筛选,并共同影响感染屏障、免疫基调和病原扩散。作者认为,未来突破将依赖整合具气候分辨率的野外数据与能够表征宿主—微生物组—病原体相互作用的实验系统,同时需要纵向研究和标准化微生物组框架,以提升气候变化条件下蚊媒传染病风险预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