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Environment & Health》:PFAS uptake by lettuce: Roles of PFAS properties, co-present organic acids, and nanoplastics
编辑推荐: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在粮食作物中的积累构成了重大的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风险,然而,在更真实地代表存在多种共存化学物质的生长环境条件下,关于PFAS在粮食作物中积累的研究仍然缺乏。本研究在水培系统中,研究了在聚苯乙烯纳米塑料(NPs,300 nm)和/或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在粮食作物中的积累构成了重大的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风险,然而,在更真实地代表存在多种共存化学物质的生长环境条件下,关于PFAS在粮食作物中积累的研究仍然缺乏。本研究在水培系统中,研究了在聚苯乙烯纳米塑料(NPs,300 nm)和/或三种普遍存在的有机酸[腐殖酸(HA)、富里酸(FA)和草酸(OA)]共存的情况下,生菜对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丁烷磺酸(PFBS)的积累。结果显示,与单独暴露于PFAS的植物相比,NPs在暴露七天后降低了生菜地上部中所有三种PFAS化合物的浓度。然而,无论NPs是否存在,三种有机酸都增加了生菜地上部中的PFAS浓度。观察到三个有趣的趋势:(1)长链PFAS(PFOA、PFOS)似乎比短链PFAS更依赖于主动运输途径;(2)有机酸的性质在它们对生菜中PFAS积累的影响中起主要作用;(3)有机酸对生菜地上部中短链PFAS(PFBS)积累的影响大于对长链PFAS的影响。总体而言,有机酸的共存增加了PFAS在生菜中的积累,这表明与有机酸和纳米塑料的相互作用可以显著改变PFAS的吸收。这些发现强调了需要进行额外的机制性和基于土壤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实际田间条件下PFAS的食品安全风险。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因其广泛存在、极端稳定性以及强烈的免疫毒性和致癌性,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关注点。土壤是多种污染物的已知汇,而农业土壤由于常规引入各种农用化学品,特别容易积累污染物。虽然PFAS从未被有意引入农田,但根据最近的几项研究,数十年的生物固体施用、使用受PFAS污染的水灌溉以及含PFAS农药的广泛使用,已显著提高了美国农业土壤中的PFAS水平。例如,据报道,重复施用生物固体可使农业土壤中的PFAS浓度升高至约65-170 μg/kg,这是全球PFAS背景水平的100倍。农业土壤中PFAS浓度的升高极其令人担忧,因为它们容易被植物吸收,这为PFAS进入人类食物链并威胁人类健康提供了重要途径。
先前的研究表明,与其他传统的有机污染物相比,PFAS在植物中表现出独特的生物积累模式。对于中性有机化合物,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K
ow)是控制其植物吸收的主导因素;然而,由于一些PFAS在中性pH条件下会发生电离,log K
ow并不能为PFAS的植物吸收提供可靠的指示。一般来说,PFAS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根-茎转移能力,并在植物地上部生物积累。除了被动运输外,PFAS可以通过各种蛋白质转运体和离子通道穿过根细胞膜,最终到达木质部组织,这使得PFAS具有更高的植物积累潜力。质膜H
+-ATP酶、阴离子通道和水通道蛋白已被证明在PFAS植物根部吸收中起重要作用。重要的是,植物对PFAS的吸收还受到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共存污染物的存在和养分管理策略。在可能改变植物PFAS吸收的各种因素中,微塑料和纳米塑料(MNPs)水平的增加是一个重要方面,它们分别定义为尺寸小于5 mm和1 μm的塑料颗粒。MNPs可能通过生物固体施用和灌溉与PFAS一起无意中进入土壤。先前多项研究报告了生物固体中MNP浓度的升高。例如,一项早期研究报告了高达287,000颗粒/千克干生物固体污泥的MNP。值得注意的是,几种常用的土壤MNP检测技术缺乏检测纳米级塑料颗粒的能力,这表明生物固体中可能含有比先前报道数量更多的塑料颗粒。当生物固体施用于土地时,MNPs被引入农业土壤。此外,随着塑料地膜和薄膜在农业实践中的广泛采用,大量MNPs从其风化过程中产生并残留在土壤中相当长的时间。MNPs的持久性及其与PFAS在农业土壤中的共存日益得到认识。这些MNPs在组成、形状和尺寸上各不相同。有些MNPs本身可以在植物组织中积累并对人类健康构成风险;然而,农业土壤中MNPs的更大风险可能源于它们与共存环境污染物的相互作用,导致这些共存污染物的植物吸收和积累增加。先前的研究表明,共存的MNPs增加了镉(Cd
2+)和中性有机污染物的积累。然而,MNPs如何改变植物对PFAS的吸收却很少被研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常见检测到的PFAS,包括全氟烷基羧酸(PFCAs)和全氟烷基磺酸(PFSAs),通常在植物生长环境中以阴离子形式存在。因此,这些阴离子PFAS与MNPs之间的相互作用预计与MNPs和阳离子金属离子及中性有机化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不同。此外,PFAS包含多种具有不同链长、分子结构和头部官能团的化合物。这些性质如何影响PFAS和MNPs的相互作用以及最终它们在植物中的积累仍然未知。
天然有机质(NOM)在植物生长环境中无处不在。尽管在评估环境污染物植物吸收时很少考虑NOM,但一些先前的研究表明,某些NOMs,如腐殖酸(HA),可能会改变植物的生理反应,包括植物蛋白质转运体的表达。更重要的是,新出现的证据表明,NOM可以显著改变PFAS在植物中的积累。Liu等人表明,HA通过激活慢型阴离子通道的表达,促进了几种PFAS化合物穿过小麦根细胞的跨膜运输。Guo等人则证明,富里酸(FA)通过刺激小麦根细胞质膜H
+-ATP酶的活性,增强了6:2氯化多氟烷基醚磺酸盐(6:2 Cl-PFESA)在植物中的积累,而HA则抑制了这种活性。这与Canellas等人的观察结果形成对比,后者表明HA增强了玉米根中H
+-ATP酶的活性。尽管存在这些差异,现有文献清楚地表明NOM可以显著改变植物对PFAS的吸收,这种影响不容忽视。先前的研究还表明,NOM对植物PFAS积累的影响可能随NOM性质、植物种类和PFAS化合物的不同而变化。除了广泛存在的NOMs,植物根系还会分泌大量含有大量低分子量有机酸的根系分泌物。一项先前的研究表明,生菜根系分泌物中的草酸(OA)极大地增强了全氟辛酸(PFOA)在植物中的积累。作者将此归因于PFOA在土壤颗粒上吸附的减少,从而增加了PFOA的生物可利用性。然而,OA是否会像其他有机酸一样直接影响植物生理并导致PFAS植物吸收的改变,尚未得到研究。考虑到PFAS、MNP和NOMs共存的极高可能性,以及它们之间可能显著改变植物吸收和人类对PFAS暴露的各种潜在相互作用,研究有机酸和MNPs的共存如何改变植物对PFAS的积累势在必行。
本研究的目的是:(1)检验PFAS性质依赖性的植物吸收;(2)确定共存NPs和有机酸在二元体系中对植物PFAS积累的影响;(3)评估NPs和有机酸在三元体系中对植物PFAS吸收的联合效应。所有研究均在水培系统中进行,以尽量减少土壤的复合效应,从而可以直接观察共存有机酸和NPs对植物PFAS吸收的影响。选择生菜作为模式植物,因为它是人类饮食中常见的叶类蔬菜,并且是植物PFAS吸收研究中最常用的植物物种之一。聚苯乙烯纳米塑料(PSNPs)被用作代表性NPs,因为它们通常在农业土壤中被检测到,并且经常用于植物NP研究。
研究人员为开展研究主要应用了水培暴露实验、化学抑制剂实验以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分析等关键技术方法。研究使用28天生菜幼苗,在含有不同处理(PFAS、有机酸、纳米塑料及其组合)的水培溶液(样本队列来源)中暴露七天,以评估各因素对PFAS积累的影响。通过使用针对特定转运蛋白的化学抑制剂(如H
+-ATP酶抑制剂、阴离子通道抑制剂等),探究了不同PFAS跨膜运输的潜在机制。植物组织中PFAS的定量分析采用碱消化、甲基叔丁基醚(MTBE)液液萃取和固相萃取(SPE)净化的方法,最终通过LC-MS/MS(基于美国环保署方法1633)进行检测。
研究结果部分,通过多个实验揭示了不同条件下PFAS在生菜中的积累规律。
**PFAS植物吸收:链长和头部官能团的作用**:暴露于含有三种PFAS(PFOA、PFOS和PFBS)各100 μg/L的处理七天后,它们在植物根和地上部组织中均被检测到。PFOS在生菜根中的积累最低,但其在地上部中的浓度比其他两种PFAS低几个数量级,表明其植物体内转移极少。PFBS不仅根和地上部浓度最高,而且根到地上部转移因子(TF)也最高(0.66),这与短链PFAS比长链PFAS更容易在植物地上部积累,以及含羧酸头部官能团的PFAS往往比含磺酸官能团的PFAS积累更高的普遍共识一致。
**共存有机酸对植物PFAS吸收的影响**:共存有机酸对植物PFAS吸收的影响随有机酸和PFAS的性质而异。腐殖酸(HA)增加了所有三种PFAS在根中的浓度,对PFBS的增加最显著(+260%)。富里酸(FA)仅轻微增加了PFOS的根浓度(+17.2%),但降低了PFOA(-35.7%)和PFBS(-46.4%)的根浓度。草酸(OA)增加了所有三种PFAS的根浓度,但增幅小于HA。转运蛋白抑制剂实验表明,长链PFAS比短链PFAS更依赖于主动运输途径,且植物调控其进入的机制不同。例如,H
+-ATP酶抑制剂显著降低了所有三种PFAS的根浓度,而慢型阴离子通道抑制剂降低了长链PFOA和PFOS的根浓度,却增加了短链PFBS的根浓度。在地上部积累方面,HA对短链PFBS的影响大于长链PFAS,FA对PFOS地上部浓度增加显著(+142%),OA对所有PFAS地上部浓度均有增加,且对短链PFBS影响更大(+104%)。
**纳米塑料对植物PFAS吸收的影响**:在PFAS和NPs共存的二元体系中,NPs的存在降低了所有三种PFAS在生菜根和地上部组织中的浓度,尽管对根中两种长链PFAS的降低不显著。转移因子表明NPs并未负面影响根到地上部的运输,PFAS积累的减少主要归因于植物根部积累的降低。研究人员推测,PFAS在NPs上的吸附可能降低了PFAS的生物可利用性,或者NPs可能改变了与PFAS吸收相关的蛋白质转运体的表达。
**纳米塑料和有机酸共存下的PFAS植物吸收**:在PFAS-NPs-有机酸三元体系中,与仅存在NPs的情况相比,有机酸的共存无一例外地增强了PFAS在生菜根和地上部的积累。总体而言,所有三种有机酸对短链PFBS在生菜组织中的积累影响均大于长链PFAS。例如,HA使根中PFBS浓度增加了698%,而仅使PFOA和PFOS浓度分别增加了174%和85.2%。在地上部也观察到类似趋势。有趣的是,在PFAS+有机酸二元体系中,HA和FA对PFAS积累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三元体系中,这两种酸对生菜地上部PFAS积累的影响却非常相似。OA的影响在三元体系中始终小于其他两种酸。结果表明,NPs的存在改变了有机酸和PFAS在体系中的相互作用。
讨论部分总结指出,植物PFAS吸收研究已进行多年,但大多数研究是在没有干扰化学物质的理想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先前的报告,即共存有机酸和NPs可以显著改变植物对PFAS的吸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元体系中,NPs和有机酸的共存无一例外地将生菜根和地上部中的PFAS浓度提高到平均高于单独暴露于PFAS的植物的水平。虽然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研究PFAS吸收对于理解PFAS与植物相互作用的机制至关重要,但在理想环境下获得的结果可能低估了PFAS对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真实风险。本研究调查的三元体系代表了植物栽培的现实场景,因为有机酸无处不在,且NPs在其生长环境中的积累不断增加。研究结果强调了在更真实的环境中评估PFAS植物积累潜力的重要性,并且必须谨慎地将理想生长条件下获得的温室结果外推到田间环境。
研究结论翻译:总体而言,有机酸的共存增加了PFAS在生菜中的积累,这表明与有机酸和纳米塑料的相互作用可以显著改变PFAS的吸收。这些发现强调了需要进行额外的机制性和基于土壤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实际田间条件下PFAS的食品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