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Nature relatedness, nature-bas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positive mental health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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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大学生在维持积极心理健康方面面临日益增加的挑战,而基于自然的干预路径因其作为促进福祉的可及性策略而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然而,关于与自然相关的心理取向如何经由行为路径转化为后续积极心理健康,目前所知仍较为有限。
研究目的:本三波纵向研究考察了在中国大学
摘要背景:大学生在维持积极心理健康方面面临日益增加的挑战,而基于自然的干预路径因其作为促进福祉的可及性策略而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然而,关于与自然相关的心理取向如何经由行为路径转化为后续积极心理健康,目前所知仍较为有限。
研究目的:本三波纵向研究考察了在中国大学生中,自然基础身体活动是否中介自然联结与积极心理健康之间的前瞻性关联;同时进一步将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PF)作为一种探索性边界条件,检验其是否调节自然联结与自然基础身体活动之间的关联。
研究方法:共1,191名中国大学生在三个时间点提供了完整且有效的匹配数据。于T1测量自然联结、心理灵活性以及基线积极心理健康;于T2测量自然基础身体活动;于T3测量积极心理健康。研究人员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OLS)以及PROCESS模型4和7,并进行5,000次自助法(bootstrap)抽样分析,同时控制性别、年龄、年级、成长环境、绿地可达性以及基线积极心理健康。
研究结果:T1自然联结与更高水平的T2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呈前瞻性关联(B = 0.039, p < 0.001);在控制T1积极心理健康后,T2自然基础身体活动与T3积极心理健康呈正相关(B = 0.395, p < 0.001)。间接效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但效应量较小(B = 0.015, 95% CI [0.006, 0.026])。心理灵活性表现出较小的第一阶段调节效应(B = 0.005, p = 0.002; ΔR2 = 0.008);调节中介指数同样较小(index = 0.002, 95% CI [0.001, 0.004])。
研究结论: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可能构成一种适度的行为路径,将人–自然联结与后续积极心理健康连接起来。由于交互效应较小、中介方程解释的方差有限,且本研究为观察性设计,因此应将心理灵活性解释为一种探索性的边界条件,而非核心因果机制。
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围绕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促进这一重要议题,考察了自然联结(nature relatedness, 个体在情感、认知与体验层面与自然世界的稳定连接倾向)如何通过自然基础身体活动(nature-based physical activity, 指在户外或绿地环境中进行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影响后续积极心理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 强调积极功能、情绪活力、生命意义与适应性,而非仅仅没有心理症状)。研究背景在于,高校正日益被期待承担促进学生健康生活能力的职责,但现实中身体活动不足和心理健康困难仍是青年群体面临的共同问题。既有研究虽已指出自然联结与幸福感、优效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也有大量理论从注意恢复理论、压力恢复理论等角度说明自然环境对心理恢复与情绪调节的价值,但这些理论往往未能充分揭示一个关键问题:个体对自然的心理取向究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转化为具体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积极心理健康。正是在这一缺口上,研究人员提出,自然联结可能不是直接自动地产生心理收益,而是需要通过可重复的、可观察的行为路径加以实现,其中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可能是重要中介。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以往关于自然联结与福祉关系的研究较多,但较少采用时间滞后设计去检验自然基础身体活动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证据不足;第二,个体是否能够把“亲近自然”的心理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可能还取决于某些自我调节资源,但关于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指个体保持与当下经验接触、接纳内部不适并依照个人价值采取行动的能力)是否构成这一转化过程边界条件的证据仍然有限。因此,开展本研究既具有环境心理学理论价值,也对高校心理健康促进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人员据此实施了一项三波纵向调查,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自然基础身体活动是否在自然联结与后续积极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其二,心理灵活性是否会调节自然联结向自然基础身体活动的第一阶段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联结能够正向预测后续自然基础身体活动,而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又能在控制基线积极心理健康后正向预测后续积极心理健康;这一间接效应达到统计学显著,但总体效应较小。同时,心理灵活性会增强自然联结对后续自然基础身体活动的预测作用,但该交互效应同样较小。由此,论文的核心结论是: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可被视为连接人–自然关系与后续积极心理健康的一条适度行为路径,而心理灵活性更适合作为探索性边界条件加以理解,不宜被解释为核心因果机制。其重要意义在于,研究将“自然联结—行为实践—心理健康”这一链条在时间序列上加以验证,为高校通过绿色空间利用与户外身体活动促进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提供了更为精细的解释框架。
在方法上,作者使用三波纵向设计,于2026年春季学期、相邻两波约间隔5周收集数据,最终纳入新疆师范大学1,191名完成三次匹配且通过质量筛查的大学生。T1测量自然联结、心理灵活性和基线积极心理健康,T2测量自然基础身体活动,T3测量积极心理健康。量表包括自然联结简式量表、Psy-Flex量表、积极心理健康量表;自然基础身体活动通过过去7天户外或绿地环境中至少10 min中高强度活动的天数与每次平均时长计算周活动分钟数,并采用ln(minutes + 1)转换。统计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PROCESS模型4与模型7、5,000次bootstrap,并控制性别、年龄、年级、成长环境、绿地可达性和T1积极心理健康,同时开展敏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以下为研究结果的主体解读。
3.1 Sample flow, participant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tion analysis
研究首先报告了样本流转、人口学特征及失访分析。三轮问卷分别回收1,632、1,517和1,390份;T1经质量筛查后得到1,490份有效基线问卷,经匿名编码三波匹配后,最终分析样本为1,191名大学生。样本中女性略多于男性,本科一至四年级及研究生均有覆盖,成长环境包括城市、县镇、农村及牧区/山地/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失访分析显示,保留组与失访组在年龄、性别、成长环境、T1自然联结、T1心理灵活性和T1积极心理健康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在年级和感知绿地可达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作者将这些变量保留为协变量。该结果说明样本流失并未在核心心理变量上造成明显系统偏差,但仍需对相关人口学差异保持控制。
3.2 Common method bias, reliability,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研究人员检验了共同方法偏差、量表信度与描述统计特征。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心理量表条目中存在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首个未旋转载荷因子解释37.15%的方差,提示严重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较低,但不能被完全排除。各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883至0.931之间,说明自然联结、心理灵活性以及积极心理健康测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因被视为行为指数,未报告α系数。描述统计还显示,周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分钟数分布右偏明显,因此后续分析采用对数转换后的指标,这为模型估计的稳健性提供了技术处理基础。
3.3 Correlations among study variables
相关分析表明,T1自然联结与T2自然基础身体活动、T3积极心理健康均呈显著正相关;T1心理灵活性与T1自然联结、T1积极心理健康呈正相关;T1积极心理健康与T3积极心理健康相关较强。这一结果为纵向中介分析提供了初步支持,尤其是基线积极心理健康与后续积极心理健康之间的强关联,也说明在主模型中控制T1积极心理健康是必要的,有助于更严格地检验自然联结和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对后续积极心理健康的独立贡献。
3.4 Baseline-adjusted longitudinal mediation
在控制基线积极心理健康及人口学协变量后,研究人员使用PROCESS Model 4检验基线校正纵向中介模型。结果显示,T1自然联结显著正向预测T2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同时,T2自然基础身体活动显著正向预测T3积极心理健康。间接效应显著,B = 0.015,95% CI [0.006, 0.026],表明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在自然联结与后续积极心理健康之间发挥部分间接作用。由于T1自然联结对T3积极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因此这一关系并非完全中介,而是部分间接关联。该发现的重要含义在于,自然联结不仅可能通过主观情感评价或环境偏好影响心理状态,也可能通过推动个体更多参与户外或绿地中的身体活动,从而促进积极心理功能。
3.5 First-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
随后,研究人员使用PROCESS Model 7检验第一阶段调节中介模型,将心理灵活性置于“自然联结→自然基础身体活动”路径之上。结果表明,T1自然联结与T1心理灵活性的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T2自然基础身体活动,B = 0.005, p = 0.002,ΔR
2 = 0.008。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显示,在低心理灵活性水平下,自然联结对自然基础身体活动的预测不显著;在平均及高心理灵活性水平下,该预测显著增强。条件间接效应分析表明,随着心理灵活性的提高,自然联结经由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影响T3积极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也有所增加;调节中介指数为0.002,95% CI [0.001, 0.004]。不过,作者明确指出,无论是交互效应还是调节中介指数,效应量都较小,因此心理灵活性应被谨慎解释为一种探索性的边界条件,而非主导机制。换言之,心理灵活性可能并不会直接使学生更常在自然环境中活动,但在个体已经具有较强自然联结时,它可能略微增强其将这种价值取向落实为行为的能力。
3.6 Sensitivity analyses
为检验结论稳健性,作者进一步开展了敏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当以原始周活动分钟数作为中介变量时,自然联结×心理灵活性交互项仍显著,自然基础身体活动与T3积极心理健康的关联也保持显著;当采用“是否达到每周150 min活动阈值”的二元指标作为中介时,交互项与中介到结果变量路径同样显著。额外控制T3近期压力事件后,T2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对T3积极心理健康的预测仍稳定存在。鉴于周活动分钟数峰度较高,作者还采用HC3异方差稳健标准误、1%/99% Winsorization、排除标准化残差绝对值大于3的样本、以及排除Cook's distance大于4/n的影响点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交互项均保持显著。上述结果共同支持主分析发现的方向稳定性,同时说明采用ln转换后的连续活动指标是更优的模型设定。
讨论部分主要围绕结果的理论含义、应用价值与研究局限展开。首先,论文强调,本研究拓展了环境心理学关于人–自然关系与健康之间联系的理解。过去很多理论主要强调自然环境的恢复性与压力缓冲作用,而本研究补充了一种“行为转化视角”:自然联结较强的学生更可能通过反复参与户外或绿地中的身体活动来体现其自然取向,而这种行为进一步与后续积极心理健康相关联。其次,作者特别指出,积极心理健康并不等同于抑郁、焦虑或压力的缺失,因此本研究结果不应被解读为自然基础身体活动减少了心理症状,而应理解为其与更高水平的积极功能、情绪活力、意义感和整体福祉相关。再次,心理灵活性的作用被界定为探索性的条件因素,其作用可能体现在个体面对疲劳、学业压力、天气阻碍或低动机状态时,稍微提升其依照个人价值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同时,作者也清晰指出了若干限制。其一,尽管三波设计和基线校正加强了时间顺序,但研究仍为观察性调查,不能据此作因果推断。其二,所有核心变量均来自自陈,未来可结合加速度计、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的暴露指标或行为日志加以验证。其三,自然基础身体活动采用简短的两题指标测量,无法区分具体活动类型、精确强度分布、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或感知自然性,因此“户外或绿地”更多是务实性的操作定义,而非完整构念。其四,Harman单因子检验对于共同方法偏差的诊断能力有限。其五,PROCESS回归路径虽能体现时间顺序,但未能充分利用纵向数据复杂性,未来可考虑纵向结构方程模型(longitudin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longitudinal SEM)、交叉滞后面板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 CLPM)或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andom-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RI-CLPM)以区分个体内变化与个体间差异。此外,数据采集均发生于2026年春季学期,季节变化可能影响户外活动机会、天气、校园绿化程度及自然暴露;样本又来自单一高校,限制了对其他地区、年龄段和文化情境的推广。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这项经过基线校正的三波纵向研究发现,在中国大学生中,T1自然联结通过T2自然基础身体活动,部分地与T3积极心理健康呈纵向相关。心理灵活性表现出较小的第一阶段调节效应,提示其可能在自然联结向自然基础身体活动转化过程中充当一种探索性的边界条件。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指向了一条连接人–自然联结、自然基础身体活动与后续积极心理健康的适度行为路径。由于效应量较小、中介模型解释的方差有限,且研究采用观察性设计,因此这些结论不应被解释为因果证据。